广州与深圳：岭南城市的两幅面孔

随着学界对“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新城市文学”等概念的讨论，广州和深圳作为大湾区的中心城市，自然受到广泛关注。两座城市均位于岭南，一座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商都，一座是迅速崛起的现代都市，从共时的维度看两者的城市文学，可以发现这些作品既有共同点亦有差异之处，呈现出两副相似又相异的文学面孔。谢有顺在谈及粤港澳大湾区文学时指出：“应该看到，好的文学从来都是对‘今天’的思考，是对‘未来’的思考。在今天，尤其需要强调文学是对当下和现在的思考。”广州和深圳的城市文学均展现出对城市当下、历史与未来的观照，无论是对过往历史的书写，还是对未来世界的想象，均为立足于当下和现在的思考，以此构建起全新的文学空间以及对城市未来的想象，为大湾区文学乃至中国当代文学注入新鲜蓬勃的美学经验。

一、一样的南方：现代性与新移民叙事

广州和深圳同属岭南文化，而“岭南文化又是一种流动的文化，人员的南来北往以及与外国人的贸易往来和文化交流，让岭南文化具备多元共生的品质，这也是影响未来大湾区文学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当代全球流动性加强的背景下，两座城市均以开放包容的姿态接纳来自世界各地的个体，城市空间表现出多元混杂的现代性特质，也使作家将目光投向城市中新移民的生存状态。

从地理层面来看，广州、深圳两座城市都处于广东沿海，首先在自然景观上便有许多相似之处，带有明显的南方色彩。南翔小说中有很多动物意象，如《乌鸦》《珊瑚裸尾鼠》《果蝠》等直接以动物命名的小说，《我的三月》中提到的赤腹鹰、黑领椋鸟、红耳鹎等鸟类，都体现出作家对城市生态问题的关注，其中有诸多南方意象。南方气候潮湿而温暖，如王威廉《草原蓝鲸》中弥漫浓雾的回南天，以及欧阳德彬《风过竹林》中席卷城市的台风天。在这样的气候下，植物也生长得杂乱蓬勃且充满生命力，邓一光笔下的深圳总是栖息着不同的植物，《簕杜鹃气味的猫》中的马缨丹、异木棉、簕杜鹃；《所有的花都是梧桐山开的》中梧桐山的凤凰木、红花羊蹄甲、大叶紫檀等植物以

①谢有顺：《“粤港澳大湾区文学”的现在和未来》，《光明日报》2019年5月29日。

②蒋述卓：《典范与重构：当代文学经典与话语探析》，花城出版社，2023年，第175页。

及《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描写的深圳湾大片红树林。

多元混杂的特质不止见于自然景观，同样还存在于整个城市空间，改革开放后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涌入城市中，成为在城市游荡的广漂、深漂。与此同时，城市空间的多元混杂带给移民的是孤独、迷茫、无序以及身份认同的焦虑。吴君的小说中多涉及深圳移民的内心世界，其关于深圳这座现代都市的叙事从小说题目便有所体现，如《深圳西北角》《百花二路》《蔡屋围》《华强北》《生于东门》《终点站双龙》等。

移民者迫于精神困境与情感压力，往往选择逃离城市，寻找其他的栖息之地。蒲荔子在《虚荣广场》中构建出一个混乱无序、近似江湖的广州，周扬企图通过奋斗在广州扎根并追求向往的爱情，但最终却因犯罪逃往海南，始终无法融入广州这座城市。宥予《撞空》中的广漂青年何小河，在丧失一切情感连接后，成为城市里漂泊无根的流浪者，走向了精神层面的逃离与自我放逐。薛忆沩的“深圳人”系列小说中，《“村姑”》的女主人公成为深圳移民后，却又被城市的嘈杂与拥挤淹没，面对中西方的差异以及城市快节奏带来的冲击，她也因无法融入而选择逃离回国。蔡东《我想要的一天》中春莉为追求文学梦而来到深圳，发现即使是自由开放的城市亦无法容纳自己后，她同样选择离开深圳转向远方寻找归处。欧阳德彬的小说集《故城往事》中主人公们因向往城市而来到城市，却在感受到城市的孤独空虚后再次走向流浪，用逃离来寻求心灵上的解脱。

不同于上述对城市的逃离，部分作品中的移民者面对精神上的重压，仍流露出强烈的扎根城市的欲望，具体表现为对城市物质生活的追求和沉沦。蔡东在《净尘山》中塑造了两位被城市欲望缠身的人物，张倩女难以抑制自己的食欲，用暴食对抗精神空虚；而居住在农民房的潘舒墨，渴望成为真正的现代人并体验优质的城市生活，两人确定关系出于彼此需求而非爱情。吴君《复方穿心莲》中方立秋为了留在深圳而嫁给本地人，婚后尽管饱受婆家的欺辱，依然为自己成功住进深圳人家里而萌生优越感。《亲爱的深圳》中程小桂在穿着、谈吐等方面模仿深圳人，企图以此完成城市人的身份转变。邓一光《离市民中心二百米》中的女主人公安洁与保洁工形成对比，保洁工始终认为自己不属于城市，而安洁则执着于在城市的中心定居，将身份认同与物理上的住所联系起来，房子是其融入城市以及作为深圳人的证明。申霞艳在分析邓一光的《我在红树林想到的事情》时指出：“不管是作为新移民的‘我’寻找房子，还是作为原住民的他寻找母亲和母亲的男人们，都隐含着个人在陌生的城市中寻觅精神家园的企图。”显然，物质并无法为城市移民提供精神上的依托。

面对新移民所展现的精神困境，作家通过对真挚情感、人文关怀的回归来探寻他们在城市中的出路。南翔在《绿皮车》自序中提出“新城市文学有三个维度

①申霞艳：《从深圳出发，向人性回归——邓一光论》，《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3年第4期。

值得关怀，一是历史的维度；二是生态的维度；三是人文的维度”，并将这三个维度看作是寻找新城市文学的生发点。他在《伯爵猫》中构建名为“伯爵猫书店”的城市公共空间，在此空间内不同阶层、不同年龄的个体汇聚在一起，城市的多元性于此中体现，并在相互陪伴、心灵交流之中达到了和谐共存的境界。《竹管风铃》中大宝和玲珑对李富阳无微不至的照顾，《我的三月》中剑坤对栀子、春姐等弱势群体的指引，《凡·高和他哥》中桂老师对向南、向北兄弟的提携，以及《钟表匠》中老钟与老周的相互扶持，都流露出城市里充满温情的一面。而桂老师对向南画作的评价，实际上也是南翔眼中的深圳，“一个带着很深感情而非冷冰冰的浮艳的城市之夜”。蔡东的《来访者》以心理咨询的形式展开，男主人公江恺饱受原生家庭阴影的折磨，始终无法适应城市生活，身上背负着现代社会普遍的焦虑和自我逼迫，但最终他重新找回对日常生活的感触，与自己达成和解。

这些作品的新移民叙事均基于现实问题，直指现代都市中普遍的孤独、焦虑等精神症候。多元性、流动性是城市发展过程中必然产生的特质，作家在文学作品中对人文精神的再次回归，正是城市现代化进程中所期待的精神困境的解决之道。而城市文学中的历史书写，则以另一种方式重新塑造城市的文化脉络，从而治愈城市移民的漂泊感。

①南翔：《绿皮车》，花城出版社，2014年，第7-8页。

②南翔：《伯爵猫》，作家出版社，2021年，第235页。

二、不同的历史：岭南城市的

多元文脉

邓一光在小说集《深圳在北纬22°27′～22°52′》的后记《消失给你看，或死给你看》中指出：“小说当然要承担时代及历史记忆的打捞和记录功能。”回顾中国文学史，其中有许多关于城市历史的书写，北上广深四座一线城市中，北京、上海的城市文学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乃至更远，老舍《骆驼祥子》《四世同堂》便是写老北京的风俗人情与平民生活，王朔作品中塑造的北京是承载历史文化的空间。而上海更是都市文学创作的中心，从近代的《海上花列传》，到海派、新感觉派及张爱玲的上海传奇，直至当代王安忆《长恨歌》、金宇澄《繁花》等作品，都在对欲望的描绘中构建城市的历史图景。

尽管广州和深圳具有相同的文化底色，但两者的身份又有所不同，广州自古便是海上丝绸之路的港口之一，前往这座城市贸易经商的人络绎不绝；而深圳则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吸引了大量的外来务工者。因为两者在历史底蕴上的差异，作家的历史书写也由此展现不同的面貌，勾勒出岭南城市的多元文脉。

广州虽为岭南文化的中心，但除了欧阳山《三家巷》在20世纪20年代广州三个家庭的日常琐事、情感纠葛的描写中，穿插“五四运动后”及“大革命时期”的真实历史事件外，较少有文学作品对广州的

③邓一光：《深圳在北纬22°27′～22°52′》，海天出版社，2012年，第170页。

历史进行书写，直到改革开放以后作家才逐渐重新回顾历史，还原并定格时代浪潮下的城市发展与人物命运。

近年来不乏书写广州近代史的作品，正如谢有顺所说：“岭南文化最突出、最独特的价值，就在于一八四〇年以来发展起来的现代文化。中国近代以来的各个时间节点，岭南都是领风骚的。”张欣《如风似璧》以民国时期的广州为背景，勾勒步溪、心娇、阿麦三位岭南女子的成长历程，向我们展示了一幅集广府美食文化、市井风情、人文精神于一体的历史画卷。葛亮的《燕食记》从“我”的视角出发，聚焦于粤港两地的日常饮食，以及荣师傅、五举山伯师徒二人的恩怨往事，以此回望广州、香港两座城市百年来的时代变迁。《如风似璧》与《燕食记》均在对日常生活的书写中，体现广州人沉稳、务实的精神内核，以及对美食的尊重与热爱。而林棹颇具岭南地域性的小说《潮汐图》则借一只虚构的“雌性巨蛙”之眼，描写珠江流域的疍家人与近代广州十三行的繁荣，将超现实元素与岭南风情融合交织，赋予历史书写以瑰丽魔幻的色彩。

这些对于近代广州历史的书写，将相较北方、中原地区长期处于边缘地位的广州，重新纳入历史及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中。而魏微则关注到改革开放以来广州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小说《烟霞里》中她通过编年体的形式写田庄的一生，把小人物的命运与广州的发展联系起来，展现时代浪潮下广州现代化、城市化的深刻进程。

①谢有顺：《文学的通见》，海峡文艺出版社，2020年，第39页。

同时也正是广州这座包容开放的城市，才能接纳改革开放初期许多像田庄一样奔赴广州的人们。

不同于广州的历史悠久，深圳真正作为城市出现是在改革开放后，但正如孟繁华所言：“城市虽然年轻，却可以讲述出多种历史，它可以是‘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地聚起座座金山’的历史，也可以是无数打工者的命运史；可以是股市冒险者的发达史或惨败史，也可以是底层人小富即安的生活史。”

邓一光在《第一爆》中将时空定位于1979年的深圳蛇口工业区，通过描写第一爆前施工队从怀疑到积极投入建设的变化，映射深圳拔地而起的神话背后是无数建设者的付出。而主人公老胡最终的悲剧，则与深圳另一段历史相关，他救下的瑶族女子盘妹乃是深圳逃港史的亲历者，小说借盘妹乃姐弟及数万名偷渡者的经历，揭露了隐匿于主流之外的沉痛历史。吴君的《万福》讲述万富村阿慧和陈水英两家四十年的往事，展现了港深两座城市的联系以及在不同时代下的发展。她的另一部小说《同乐街》则将目光置于深圳同乐街，通过描写陈有光一家对“社区股份合作公司”由抗拒到接受的心理变化，来反映改革开放下整个深圳的变迁及其带给市民身份上的转变。

“深圳史有别于深圳城市史，作为一座在改革开放中快速形成的城市，深圳的城市史是短暂的，而深圳史可进行更漫长

①孟繁华：《城市文学的兴起与实践：以深圳文学为中心》，作家出版社，2021年，第63页。

的追溯。”邓一光在《离开中英街需要注意什么》的开头便讲述1898年清政府与英国签订条约，沙头角以滘水河为界线分为河南、河北，后来旧河道逐渐演变为中英街的前身。《猜猜云彩》中提及深圳笋岗老围的何真宗祠，引出明朝初年东莞伯何真镇守岭南的事迹，进而将深圳纳入岭南文化中。在《第一爆》中他更是借人物之口称蛇口为远古后羿射日的地方，亦是九曲海湾的源头，先秦时属于尚未开化的南蛮之地的深圳，在小说中却成为中华文明的源头。邓一光凭借其不断的考证与创作，为深圳勾勒出当代、近代、古代乃至远古不同时期的历史脉络。

而郭建勋则在《清平墟》中对清平墟的蚝与粤剧进行描写，借此营造出浓厚的岭南文化氛围，当地繁华富庶的生活被日本的侵略打破，小说通过书写日军入侵后楚家三兄弟不同的命运轨迹，其间穿插诸多重大历史事件，以此刻画深圳鲜为人知的抗日救亡史。南翔同样重视历史书写，其小说集《前尘——民国往事》聚焦于民国时期的历史，《老兵》《抄家》《1975年秋天的那片枫叶》等一系列作品关注“文革”惨烈的历史。正如他所说，“反省历史，城市作家的城市背景，责无旁贷且责任更大。因为现代社会，城市角色从来就应该是一个积极的批判者与建设者”，可见对于历史的书写也是城市作家肩负文学责任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