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城叙事的历史、现状及未来图景

陈劲松：“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这是20世纪80年代流传甚广的一句俗语，我从小就耳熟能详。四十多年过去，广东至今依然是中国经济发展最活跃的地区之一，而省会广州和特区深圳则是拉动广东经济飞奔向前的火车头，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占据重要地位，两座城市的文学生态也因此呈现出独特样貌。作为粤港澳大湾区核心城市，广州与深圳的地位及作用不言而喻，其文学实践及成就亦各有千秋。总体来看，两座城市既承载着岭南文化的深厚历史底蕴，又以兼收并蓄、开放包容的创新活力创造了丰富多彩的现代都市文明，表现在文学领域，两者通过双城叙事的多元探索，一方面呈现出“传统与现代”“本土与世界”的双重张力，另一方面与北京、上海、南京、香港、澳门等城市形成互补与联动，勠力构建中国当代文学共同体。所以，关于广州与深圳的文学对谈，不妨从历史与当下、共性与差异、区域联动与湾区作用、现实语境与未来图景等维度，讨论两座城市各自的文化身份和文学使命，对粤港澳大湾区其他城市文学场域的辐射作用，以及对全国文学版图的影响。

一、广州的历史底蕴与深圳的创新活力

高 旭：我想先以“历史感”与“世俗性”这两个关键词，来谈谈我对广州文学的理解。认识一个城市的文学，最好的方式可能是追溯历史。长期以来，外界对广州文学的误解和诟病不少，更有甚者认为广州没有代表性文学作品。事实上，千年古城广州的文学发展，与北京、西安、洛阳一样，历史漫长，积淀深厚，源流深远。早在汉代，广州城就有诗文诞生，故岭南本土诗人屈大均在《广东新语》里才说“广东之诗，始于杨孚”。到了唐代，张九龄开岭南文章之先河。南宋杨万里“回望越台烟雨外，万峰尽处五羊城”书写越秀山，明代汤显祖“气脉雄如此，由来是广州”描绘港口盛况，明末清初屈大均“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展现贸易繁盛。近代以降，广州得变革风气之先，贡献了许多革新性质的文学作品。从最早的晚清谴责小说，到“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都有广州身影。梁启超和黄遵宪等人，更是一改文坛守旧复古风气，提出用新的语言、新的思想来改造文学。广州也曾是新文学运动的积极参与者，1923年7月，岭南大学学生梁宗岱、刘思慕等人，在如火如荼的大革命中发起成立广州第一个文学团体“广州文学研究会”，并创办了纯文学刊物《文学旬刊》。

广州文学的历史感，根植于千年商埠的多元文化土壤中，在海洋文明和中原文化的碰撞中生长。作为岭南文化中心，广州的文学作品大多葆有对历史的温情凝视，如鲍十的《咸水歌》，以广州的咸水歌为背景，融入大量岭南意象，发掘出广州城市的精神内核。张欣的长篇新作《如风似璧》，以20世纪30年的广州为背景，将历史还原成富有温情的生活细节，小说中的三位女性虽然都是大时代的普通人，她们的个体命运与成长历程，却与那个时代息息相关，她们身上的坚韧沉静，也成为广府文化绵长的注脚。魏微的《烟霞里》则以编年史的形式来写个体经验和历史记忆，写出了主人公田庄在20世纪90年代的广州城感受到的那种生机勃勃的经验，把广州的烟火日常与时代风云融合到一起，既是个体生命的历史，也是广州的城市发展史。

广州最早的市井文学，可追溯至18世纪末，粤海关档案里就有以粤方言记载的一批洋商在粤资料，记录了当时社会对外交往、市民生活的细节。近代至今，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粤人典型形象大多是城市平民，对世俗生活的关注及对各阶层人物精神状态的书写，成为广州文学创作的主要方向。尤其20世纪80年代以来，身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广州，往往成为商业和活力的代称，由此涌现出一批都市文学作品，细致展现了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中的广州风貌，生动描绘了一幅广州市民生活图景。比如章以武、黄锦鸿的《雅马哈鱼档》，展示了经济体制转型时期个体商户的心路历程。张欣在20世纪90年代一批小说中塑造的都市女性，都是非常务实的、世俗的形象，其背后传达的是广州在饮食、信仰和日常生活中的世俗取向。

陈劲松：你选择“历史感”与“世俗性”来谈广州及其文学，我认为是非常精准的。确实，广州历史悠久而生猛，广州文学世俗而充满人情味，就如批评家谢有顺所说，“从俗世中来，到灵魂里去”，这从作家刘斯奋的《白门柳》、叶曙明的《广州传》、王十月的《不舍昼夜》，以及你刚才提到张欣的《如风似璧》、魏微的《烟霞里》等作品即可看出。不过，虽然共处岭南、同属广东，深圳的城市历史与广州比起来不值一提。严格说来，深圳是改革开放的产物，“一九七九年那是一个春天/有一位老人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奇迹般聚起座座金山”，这首传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春天的故事》，很好地诠释了深圳这座城市的诞生及成长。短短四十多年，昔日“小渔村”，今朝大都市，作家陈启文的长篇报告文学《为什么是深圳》以及学者胡野秋的非虚构作品《深圳传》，对此进行了浓墨重彩的讲述，我们从中不难找到深圳蝶变的主要原因，那就是“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这种精神当然并非深圳独有，事实上，近代以来广州乃至广东之所以能走在全国前列，也正是得益于粤人敢为天下先，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与文化奇迹。就此来说，广州与深圳这两座城市，精神气质上有相似性，历史底蕴上有差异性。

相似性首先体现于开放与包容。两座城市皆为中国对外开放前沿阵地，在此过程中逐步沉淀出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作为千年商都，广州自古以来就是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多元文化相互交融碰撞；作为经济特区，深圳吸引了五湖四海的各类人才，“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宣传语，营造出多元包容的文化氛围。这种开放包容的文化特质，深深影响着两座城市的文学创作，两地作家往往兼容并包，广泛吸收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的创作元素，展开多元化的文学表达。无论广州还是深圳，真正生于斯长于斯的本土作家相对少见，多数作家来自全国各地。相似性其次体现于创新与活力，两座城市在你追我赶中，释放出无穷的创新精神和改革活力。广州在商业、科技、文化等领域不断创新，推动城市发展和变革；深圳更是以创新为发展动力，在科技、金融、文化创意等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这种创新活力，极大激发了作家的创作灵感，使他们的作品兼具时代感和前瞻性，深刻反映了当代都市社会的脉动与筋骨。在作家邓一光看来，“任何有关城市的宏大叙事最终都需落地于人的所思所想所为，深圳人在时光中塑造着这座城市的文化品格，形成了注重效率、兼容并蓄、开放创新的深圳精神。这是一种入世、现世、现代性的城市精神，呈现出与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审美截然不同的美学特征。它浸透着这座城市的文学创作者及其作品，使之拥有鲜活的生命力和开阔的视野”。从刘西鸿的《你不可改变我》到郁秀的《花季雨季》，从谢宏的《纹身师》到吴君的《同乐街》，从彭名燕的《世纪贵族》到丁力的《前海先生》，包括邓一光、杨争光、李兰妮、南翔、曹征路、蔡东、王国猛、盛可以、谢湘南、钟二毛、郭建勋、王国华、曾楚桥、秦锦屏、陈再见、费新乾、俞莉、徐东、厚圃、毕亮、卫鸦、弋铧、叶耳、程鹏、海漄、王诺诺、王艺洁、武捷宇、时潇含等人的小说、散文及诗歌作品，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正是深圳文学的现代性与开放性、多元化与生命力。

而历史底蕴上的差异性，让两座城市的文学创作相得益彰。作为岭南文化发源地和中心城市，广州拥有五羊石雕、南越王墓、陈家祠、光孝寺等丰富的历史遗迹，还有粤剧、广彩、广绣等非物质文化遗产，使得广州的文学创作带有浓厚的历史文化色彩，作家常从历史事件、人物传说、民俗风情中汲取灵感，创作出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作品，如欧阳山的《三家巷》、梁凤莲的《羊城烟雨四重奏》（包括《西关小姐》《东山大少》《羊城烟雨》）、阿菩的《十三行》等，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相比之下，深圳是一座年轻的国际化城市，鲜明的现代都市特质让它充满了青春活力，且未来感十足。深圳的文学创作，因此更多聚焦现代都市生活、移民文化、科技发展等主题。南翔的《伯爵猫》、邓一光的《深圳蓝》、吴君的《亲爱的深圳》等作品，以深圳的都市景观、人文环境为背景，真实描绘了深圳人的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充分体现了深圳的现代性和创新性。

二、作为“口岸城市”的广州与

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

高 旭：我非常赞同你对两座城市精神气质与历史底蕴相似性和差异性的分析，广州和深圳虽然距离上近在咫尺，交通便捷的今天，双城几乎可以实现无缝衔接，但两者还是差异性大过相似性，如果非要贴上一个标签的话，我认为分别是“口岸城市”与“移民城市”。广州是典型的“口岸城市”，从1757年“一口通商”到1842年间，逐渐形成了所谓的“广州体制”。更重要的是，通商口岸塑造了城市文化，并由此产生了新型的文学表达。作为中西文化交流的重要场域，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交互融合，影响着本土文化的变革与更新。近代广州展现出文化的开放性、世界性和流动性，就格外具有代表意义。

对广州这样的千年商埠来说，频繁商业交流活动下的生产方式、知识经验，都是新旧混杂的。洋商带来的不仅有铁器、钟表等先进器物，还有油画、音乐、机械技术等新鲜事物。一口通商的百十年间，十三行“商贾云集，殷实富庶”，每年海关税银超过百万，是名副其实的天子南库。传统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的变化，使得一批新兴社会群体崛起。对外贸易需求不仅催生了潘振承、伍秉鉴这样的职业商人，还诞生了关乔昌这样活跃在十三行的外销画师，以及远洋船舶检修工人，运用西式医学治病的医生，以及为外国人服务的“事仔”（servant）仆役。程美宝的《遇见黄东：18—19世纪珠江口的小人物与大世界》里，就以黄东这样一个游走在十三行商馆的小人物，来一窥中国人是如何与西方人、西方世界交流与互动的。在当时农业文明为主导的社会中，有这样一批通晓外语、会做西餐、会修机械船舶，甚至把西方文化引进来的“新人”，无疑是广州作为中西文明桥梁的最好证明。

广州还接纳了许多来华的传教士、商人、医生、博物学家，在他们的影响下，现代科学技术传入中国，西方的饮食娱乐、消费休闲方式也一起进入传统中国，共同塑造了广州独特的城市精神气质。青年作家林棹在小说《潮汐图》里详尽描写过这段历史，作者不仅复刻了清末广州口岸风貌，还敏锐捕捉到广州作为“历史中间物”的复杂性。作者以巨蛙之口描述了这个庞大帝国的转型时刻：“必死的还有长辫、帆船、V.E.I.C、煤与硝、兵荒马乱的年月。”小说中的画师冯喜，就是职业的外销画家，通过学习西方水彩画和油画技巧，结合传统的绘画技术，创造出一批畅销的外贸画作，“花鸟鱼虫、人物肖像，万千皆有”；为洋商服务的用人“哥仔”，不仅能与主人进行流畅的沟通交流，还善于烹饪西餐；主人公巨蛙在航行过程中，不仅学会了粤语、皮钦语，还会一点儿福建话、荷兰语和葡萄牙语。作家笔下所有的人和事，无一不被纳入到世界经济体系中，并与之存在紧密关联。而巨蛙的旅行故事，更像是一部近代中西文明交融的历史。

口岸贸易带来的中西文化碰撞，也极大影响、塑造了广州的城市文学气质，使其文学书写具有一种面向海洋、面向世界的流动性和开放性。港口不仅是物质交换的枢纽，也是文化交流的现场，在此背景下的跨文化书写，自然呈现出复杂多元的样貌。作为“移民城市”的深圳，或许又是另一番景象，你定居深圳多年，这方面应该比我更熟悉，可否简要谈谈？

陈劲松：好的。众所周知，深圳是一座“移民城市”，我自己就是千万移民之一。前面谈到的开放与包容、创新与活力等特征，和深圳属于移民城市其实是分不开的。广大移民推动着改革开放进程，移民文化成为城市文化主流，在此基础上诞生的深圳文学，南腔北调、百花齐放，先后出现了移民文学、打工文学、城市文学、网络文学、青春文学、科幻文学等诸多文学形态，最终形成独特的文学思潮与文学景观。

“打工文学”一度是深圳文学的代名词。20世纪80年代开始，伴随经济特区建设浪潮，大量外来务工者涌入深圳，催生了“打工文学”这一时代特色显著的文学类型。它以流水线工人、新移民的生存体验为创作基点，记录了无数个体在城市化进程中的徘徊与奋斗、忧伤与呐喊、挣扎与希望。谢湘南的《零点的搬运工》、盛可以的《北妹》、王十月的《烦躁不安》《31区》、萧相风的《词典：南方工业生活》、郑小琼的《女工记》，以及李双鱼、程鹏等人的诗歌，塞壬、邬霞等人的散文，均以质朴的笔触，描绘了城市底层群体的真实生活。杨宏海等学者将其定义为“劳工大众的文化权利实践”，认为其不仅是深圳的文化符号，更是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文学见证。王十月、郑小琼、塞壬等人后来离开深圳去了广州，某种意义上也是双城互动交融的鲜活例证。

当然，“打工文学”并非深圳文学的唯一面影。“移民文学”“新都市文学”“商界文学”“青春文学”“新城市文学”“科幻文学”等文学类型，在深圳这座移民城市自由生长，共同书写了深圳文学的精彩华章。作家邓一光曾指出，深圳文学具有强烈的“漂泊感”和“悬浮性”，具体表现为异乡生活的内心焦虑、现代化生活的挤压、身份确认的恐慌、文化的盲目与盲从等。很显然，邓一光总结的这种情感体验，是深圳作为移民城市的直接产物，也是深圳文学的重要特点，在城市化浪潮高涨的当下，属于普遍性的人类情感经验。

三、“粤港澳大湾区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