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雪岩全传》：文化乡愁中的历史叙事

《胡雪岩全传》是备受瞩目的历史小说家高阳的代表作。高阳出生于杭州一个没落的大家族，1945年迁居台湾。自1962年起，他开始专职进行文学写作，创作生命近三十载，涌现了《李娃》《慈禧全传》《胡雪岩全传》《大将曹彬》《安乐堂》《乾隆韵事》《缇萦》《印心石》等众多脍炙人口的历史小说，广受海峡两岸读者喜爱。就其成就而言，高阳无疑当得起金庸先生对他“一流历史小说家”的评价，其作品呈现出极高的文学与史学造诣。然而，台湾学界对高阳并不重视，往往将其简单地视为通俗文学作家，有人甚至讥贬其为“村学究”。相比之下，大陆学术界则积极审视高阳的历史小说，然而，过往的研究多侧重于其文学与史学价值，而往往忽略了其内涵深远的文化意义。

文化乡愁是“指一种具有人文意味、历史情怀的文化象征，它传达的是一种文化认同与归属，故具有凝聚人心的作用；通过乡愁，我们可以找回自己的‘身份’”。因长期远离故土，对故土的思念便成了高阳小说创作的潜在动因，他以史为笔，对中华历史执着地回顾与思索。他的作品囊括着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勾勒了鲜活生动的人物群像，挥洒出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潜移默化中为海内外的华人同胞提供了文化寻根的土壤。在文化侵略泛滥的当下，高阳的历史小说作为一种文化的纽带，联结着两岸民众的那片中华故土之乡情。

小说《胡雪岩全传》（后简称《胡雪岩》）是一部描述晚清巨贾胡雪岩一生盛极而衰的悲剧史诗，小说融俗世智慧与历史洞见于一体，将中国传统官商文化细腻描绘于纸上，令读者恍惚间，似穿越时空，亲身经历了胡雪岩大起大落的一生。同时，这又是一部倾注了作者浓郁文化情愫的小说，以至于高阳的个人生命已经和胡雪岩这一角色融为一体。读胡雪岩就好似是读高阳，一样的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爽侠气，一样的世事洞明皆学问的玲珑通透，令人感怀动容。

身临其境的现场感

文学属于艺术，而艺术作品自然会有主题，但是主题思想再宏大壮阔，也不能替代艺术本身，更不可“主题先行”，而是应该“如盐入水，品之有味，寻之无迹”。（朱光潜《厚积落叶听雨声》，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版）历史小说不同于其他题材的小说，有着独特的艺术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能使读者“入戏”，这里主要谈两个核心方面：语言与情节。如果在古人口中蹦出几句现代语言，抑或是情节过于跳脱，都会让读者感到突兀，而读高阳的历史小说，会有一种很浓的现场感，读《缇萦》时，仿佛置身于汉代；读《李娃》则梦回唐朝；而读《胡雪岩》，则恍若身临清末的江南水乡之中。

在语言文字方面，高阳的历史小说语言半文半白，简洁流畅，娓娓道来。其文字肌理兼具古雅与通俗的质地。而在《胡雪岩》中，高阳更是构设了一种属于晚清时代的语言现场，涵盖了方言、官话、俚语、暗语等多样化的语言文化现象。他的笔墨既涉及像王有龄、稽鹤龄、何桂清、左宗棠等文人政客，又涉及像胡雪岩、古应春这样的商界人才，以及像尤五、七姑奶奶、郁四等这样以漕帮、海运为依托的江湖人士，此外，阿朱、陈世龙等底层平民形象也得到了生动描绘。高阳通过小说这种容器，通过具有历史底蕴的文字功底，让小说中出现的三教九流各色人物都能够说出符合其身份、文化背景的语言表达，读之大有身临其境之感。

例如，在胡雪岩结识左宗棠时，尽管胡雪岩对诗书并不精通，但他却向学识渊博的左宗棠讲述“乾隆皇帝的南巡故事”，左宗棠笑胡雪岩应称其为“高宗”或者“纯庙”，不应妄称“乾隆皇帝”。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才智出众的稽鹤龄与胡雪岩的交往中。稽鹤龄不知胡雪岩的才识深浅，说“不是我恭维你，阛阓中人，像你这样有春秋战国策士味道的，还真罕见。”这两句话，胡雪岩显然听不懂，只得谦逊地拱手答道：“不敢，不敢！”稽鹤龄说“我就想结识几个漕帮中人，烦你引见。”并补充道，“并无其意，只是向往这些人的行径，想印证一下《游侠列传》，看看今古有何不同？”而胡雪岩并不理解《游侠列传》是何物，却凭直觉猜出稽鹤龄想结交朋友的用心，便说自己是官商之间“空子”，一口答应下来。这些一俗一雅的人物对话，生动展现了清代不同阶层之间在语言使用上的差异，更具艺术张力。

在情节方面，正史毕竟只能记下寥寥数人的些许事迹，而小说家则需要填充剩下的大量“空白”。历史小说本就是真实与虚构的合体，即需要有扎实的史学考证，也需要合理的想象推演。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说“历史除了人名地名之外，都是假的；而小说除开人名地名以外，都是真的。”正是在这真真假假间，高阳引领读者走入了那段过去了的历史。

在“真”的一面，高阳大量考据清人的笔记、杂著、诗文与清代的典章制度、地方风俗、民情世态，将真实的历史巧妙地融合到小说之中。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凸显历史风貌的“真”往往是通过旁支侧引的迂回方式描述出来的，有人戏称之为“跑野马”的写作结构。历史方面，通过介绍吴长庆在朝鲜平乱与青年袁世凯的发迹，铺垫历史背景；制度细节方面，则如借王有龄的绍兴师爷之口，介绍了清代收钱粮的“鱼鳞册”；文化方面，以罗四太太的口吻，介绍了上海“顾绣”的历史。这自然得益于高阳对文献考据的热爱。考辨史料是历史小说家高阳最为人称道的地方，比如他曾经钻研赵烈文的《能静居日记》与黄浚的《花随人圣庵摭忆》。这种对史料的广泛采用和严谨考据功夫，使得高阳的历史小说更加血肉丰满。

高阳小说里“假”的一面，则大多是虚构在其主线剧情之中，以增加可读性。如写“王有龄被太平军围困杭州城”这一史实时，高阳并没有以当事者王有龄的视角来叙述，而以一个名为游天勇的普通差官的故事入手。故事由这位差官冒死逃出杭州城、向曾国藩求援展开。只见这名差官穿着破破烂烂的行装，九月底的天气该戴暖帽了，而他仍是一顶凉帽，见到曾国藩，抢上两步，磕头请安，曾国藩看他数天没有洗脸，吩咐戈哈带他去整理一下再来传话。可游天勇却坚称自己有重要文件先请大帅过目。只见他揭开衣襟，取出“贴肉而藏的油纸包”，只见“那油纸已经破裂，但解开来看，里面的一个尺把长的大信封却完好如新”，拆开来看里面是一张雪白的杭纺，“信手一抖，便是一惊，字迹黑中带红，还有数处紫红斑点，一望而知是血迹——王有龄和血所书的，只有四个海碗大的字：‘鹄候大援’，并附有小字：‘浙江巡抚王有龄谨率全省数百万官民百拜泣求。’这些触目惊心的描写令人震撼，可侧面看出王有龄和杭州城百姓已经走入绝境。尽管游天勇这一小人物在历史上未必真实存在，但是他不顾一切求救的画面，乃高阳根据王有龄被困史实展开的合理想象。游天勇背负希望的尽职形象跃然纸上。然而，当曾国藩由于官场上的党同伐异而未曾施以援手时，更加凸显了王有龄的悲剧命运，增强了艺术感染力。

引发共鸣的儒家人格精神

高阳并不直接抒发自己的怀乡愁绪，而是将这种乡愁情感融入以胡雪岩为代表的儒家文化人格中，更能打动华夏儿女的心。学者朱建军说“文化乡愁的舒解，只有回到中华精神的本源才能得到”，中华文明的基石是儒家文化，而高阳小说之中的人物往往呈现出儒家理想化的人格魅力。高阳孜孜不倦地对中华大地上的历史英雄进行刻画，如《印心石》中陶澍在贫贱之时的自立自强，发迹之后的为国为民；《安乐堂》中于谦在国家危难之时挺身而出，保家卫国等。总体来看，高阳小说主人公的知与行印证着儒家文化人格中仁、智、勇的可贵品质，这是一种艺术化的理想书写，实际上也是高阳精神深处浓烈乡愁的投射。而这些具有儒家文化人格的人物也可为读者提供文化信仰的支撑，使其在乡愁想象的共同体中找到精神家园，寄托乡思怀念，增进中华文化认同感。

儒家所推崇的是一种进取不息的精神，而高阳笔下的胡雪岩正是一个积极入世的儒者形象。最令我难以忘怀的是胡雪岩与郁四的那段探讨人生意义的对白。胡雪岩说：“四哥，这几年是一重劫运、惊天动地的日子，我不相信在劫难逃这句话，只觉得一个人要出头，就在这个当口。人生在世，吃饱穿暖，糊里糊涂过一生，到闭眼的那一刻，想想当初，说不定会懊悔到这世界上来一遭，这就没啥意思了！”郁四对此表示极为赞同，答道：“人死留名，豹死留皮，总要做件把别人做不到的事，生前死后，有人提起来，翘一翘大拇指，说一声‘某人有种’，这才是不辱没爷娘！”胡雪岩从钱庄小伙计做起，通过结交王有龄作为官场的靠山，起步商界，在乱世之中，打破种种陈规陋习，涉足漕运代理、丝绸贸易、钱庄经营、当铺设立和药庄运营等多个领域，成功开闯出一片繁容的商业局面；后期，靠山王有龄去世，他凭借着“只为做事、不为做官”的自白，又取得左宗棠的信任，为左宗棠征西协饷发挥绝对作用，还通过借洋债帮助左宗棠筹建新式军械等。虽然胡雪岩最后在腐败的政治环境与严峻的国际竞争中走向失败，但他努力奋进的一生正印证了儒家所倡导的积极进取、讲究实干的入世精神。

区别于传统认知中商人的重利忘义，高阳笔下的胡雪岩是一个充溢着儒家温情人性的人物形象。如在代理官府洋枪生意时，胡雪岩遇到了被俞武成派系的漕帮劫持的难题，但他并未选择硬碰硬，而是通过化敌为友的方式化解了这一危机，尤其是胡雪岩与俞武成交往时所说的“始终在一起”这五个字，深深印入俞武成脑中，增进了两人之间“患难祸福相共”的情分；小说还描绘了胡雪岩与恃才傲物的稽鹤龄结为知己的过程，展示了高阳心中朋友相交的理想状态，其中胡雪岩反复强调：“交朋友不能治一径，损一径”，而是需要“前半夜想想自己，后半夜想想他人”。这份分寸感与同理心，贯穿整部小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胡雪岩并不是对上阿谀奉承，对下刻薄寡恩，而是对三教九流都能做到温文尔雅，极富涵养，这更增添了主角的人格魅力。

发人深思的历史洞察力

高阳的历史小说不单单展现了生动鲜活的人物与波澜壮阔的历史场景，更提供了一般史学家或小说家所罕见的深刻历史洞见。为胡雪岩立传，高阳并非第一人，早在1930年署名为大桥式羽的作者曾写出《胡雪岩别传》，但是此人写作立意不高，多为满足读者的猎奇心理，他的写作完全抛弃了“这个经济巨人的社会活动，仅仅写了他的靡费的、帝王一般的私生活”。而高阳的《胡雪岩》一洗他人对胡雪岩的浊见，真正地为胡雪岩这位商界巨子立传正名，同时，借由胡雪岩跌宕起伏的传奇一生，高阳深刻地反思了中华民族在现代化转型中所面临的种种难题，尤其是政商关系的复杂性，这份对民族发展的深沉思考是所有中华儿女共同牵挂的主题。这里约略摘录一二，以抛砖引玉。

有学者认为高阳对“红顶商人”的赞美是对官商勾结的美化，其实高阳不过是客观地记录了真实的历史。尽管在价值观上，高阳秉承了传统的儒家文化，但是他也在通过“中西”的文化交流，直面文化糟粕，探讨中国现代化的路径。借由胡雪岩之口，高阳已经提出了他心目中理想的政商关系：在当时的西方社会之中，企业家的地位并不比政府官员低下，政府保护企业家的合理权利。而相较之下，满清政府却还延续着传统的对企业家的歧视政策，如“四民之末”或“无商不奸”。他更是明确指出了企业家所面临的艰难政治环境：“你看这条路子走得通，忽然官场中另出一个花样，变成前功尽弃。”相应地，高阳的小说记录了轮船招商局“官督商办”的真实历史：当官办的轮船企业赔钱的时候，急忙招募民间资本接盘，一旦盈利，官员（盛宣怀）又巧取豪夺回来，反反复复，无耻至极。更别说胡雪岩自己的暴起暴落，又何尝不是官场倾轧的结果？胡雪岩作为一名处于现代化转型国家中的企业家，既是实干家，也是改革先锋，只看胡雪岩“红顶商人”的暧昧身份，就知晓胡雪岩本人为了实业发展，是多么地煞费苦心，他人口中的“官商勾结”，不过为求得一张护身符，可殚精竭虑如此亦不免功亏一篑，所以正如高阳所评价的“他的失败，可说是时代的悲剧”。现代社会之中，市场经济对于资源配置的重要意义已经普遍为人接受。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科斯教授最著名的理论贡献之一就是阐明：“清晰的权利界定是市场交易的先决条件”，而高阳所传达的观点正暗合这一朴素的经济规律。

而推动改革的艰难，高阳则借王有龄的感悟表达出来：

兴利不难，难于除弊！筚路蓝缕，以启山林，只要功夫用到了，自能生利。但已生之利，为人侵渔把持，弊端丛生，要去消除，便成了侵害人的“权利”，自会遭遇到极大的反抗阻挠。

高阳写陶澍的整顿盐务，改革漕运，论办法也“不过实事求是，期于允当，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所可贵的是，他除弊的决心与魄力”。联想到高阳《慈禧全传》中，守旧派对“废除科举”与“新官制改革”的百般阻挠，任何一个中华儿女都会为之扼腕叹息。这份透彻思考既是高阳对于清朝未能完成现代化转型的反思，也是他对后人的一份期许。而这份民族忧患意识，也是所有中华儿女深沉的情感羁绊。

高阳的历史小说正因承载了中国人共同的历史文化记忆，才深深地打动了读者。读过高阳小说的人在中华大地行走时，自会触景生情，想起那些从未谋面却似曾相识的故人，想起那些拨动心弦又发人深思的历史往事。漫步西子湖畔时，便会想起王有龄孤守杭州城的绝望与胡雪岩运粮不得进的悲痛；游玩泰山时，看到何桂清金榜题名意气风发之时，在泰山游历写下的石刻，会莞尔一笑，同时又想到他临战脱逃的卑怯，又顿觉苍凉；行走在黄浦江边，不觉联想到十里洋场里胡雪岩、古应春与洋商在觥筹交错间，唇枪舌剑的场面；踏上新疆的土地，不禁让人联想到左宗棠在胡雪岩的倾力支持下，花甲之年抬棺出征、收复伊犁的英勇壮举。这份润物细无声的文化力量，大概就是高阳那份乡情的珍贵馈赠吧。

（作者系浙江广厦建设职业技术大学人文学院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