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杰出成果

作为南开大学著名文史学者，孙昌武先生以佛教文学研究闻名。先生是新时期国内最早对佛教文学展开系列研究的学者之一，这一点学界公认，无可置疑。但这种“学科导向”也往往使人有意无意地忽视孙昌武先生对整个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贡献。《孙昌武文集》作为其一生学术总结性个人文集，在陆续出版过程中，我时常翻阅。阅读时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孙昌武先生的研究布局是相当宏大的，既有个人的“专精”之点，更有宏伟的“博观”之面。首先表现在：孙先生始终坚持以文学为本位，在古代文学的诸多领域辛勤耕耘数十载，其成果和学术成就全面丰硕，足以彪炳史册。

佛教、道教等内容是孙昌武先生切入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独特视角，是其解读中国古代文学发展诸多复杂问题的一个重要工具，古代文学才是孙昌武先生始终关注的研究目标。孙先生善于从宗教层面观察文学现象和文人心态，这是因为宗教本身就是人类社会历史悠久的精神现象，但在古代它从来不曾是一个“学科”。比如孙先生曾比较东晋六朝时期和唐代佛教对文学影响的不同，指出东晋文人开始普遍地习染佛教，禅思和习禅生活开始进入诗歌，僧侣中也出现了一批善诗的人。文人中不乏与禅僧交往并喜读佛典者，如谢灵运与高僧慧远、慧严、慧观的交往，颜延之与慧静、慧彦的交往等都著称于文坛。但这时期佛学对文学的影响还是肤浅的，与佛学有关的作品主要是敷衍佛理，或表现宗教生活、宗教感情，而与诗歌相关的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心态、新的表达方式还没有形成，这就有待于唐代文学的开拓（《孙昌武文集·禅思与诗情》第三章《王维、杜甫与禅》）这样的分析根本用意在于从宏观角度精准把握六朝文学与唐代文学的一些本质上的不同，是对传统文学史叙述的重要补充。孙先生从来不认为诗文中写到“佛”的便是真正的佛教文学，他关注的是诗歌中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心态、新的表达方式的产生，也就是宗教是否真正融入文学中了，这样一种对“佛教文学”的把握是值得高度重视的。孙先生对“道教文学”的研究也是这样，编入《文集》中的《道教与唐代文学》《诗歌与神仙信仰》《道教文学十讲》等著作，显示着他“佛道并重”的研究倾向，与此形成较为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外一些研究“佛教文学”者通常不会涉及“道教文学”，而研究“道教文学”者一般也不会涉及“佛教文学”，这一现象可深长思之。这里的“佛道并重”也不是纯粹宗教意义上的，而主要是文学意义上的，说明孙先生是将宗教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宏观背景来审视和考察在此背景下产生的一系列文学作品以及创作这些作品的文人心态，从这一角度看，佛教、道教发挥着基本相同的作用，是不可以“取此舍彼”“顾此失彼”或“非此即彼”的。比如孙先生深入探讨过刘向的《列仙传》和葛洪的《神仙传》两部著作，指出从小说史发展角度讲，《列仙传》和《神仙传》的编撰正值古代小说体裁形成的时期，是后来源远流长的这一类作品的滥觞（《孙昌武文集·诗歌与神仙信仰·作为文学创作的仙传——从〈列仙传〉到〈神仙传〉》）可以说，在孙先生的学术理念中，“佛教”“道教”等是界定“文学”的定语而非主语，“文学”才是真正的主语，这些都突出体现着孙先生以文学为本位的态度和精神。

孙昌武先生对佛传以及观音信仰、维摩信仰等看似“纯佛教”内容的研究同样鲜明体现着文学本位的观念。比如他指出《佛所行赞》全面系统地讲述佛陀作为现世“人”的一生，创造出一个生动鲜明的典型人物，叙写了复杂动人的故事情节，这在中国古诗中是未见的，它正补充了中国古代叙事诗传统不发达的方面，给中国诗歌输入可供借鉴的新的表现方法（《孙昌武文集·佛教与中国文学》第三章《佛教与中国文学创作》）。作为大乘佛教经典塑造出的“在家长者”，维摩诘精通佛理，神通广大，同时又“善权方便，博入诸道”，这样一种人生态度对中古以来的中国古代文人的精神塑造产生了重大影响（《孙昌武文集·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导论）。古代丰富的僧传同样如此，孙先生明确指出：禅宗史料具有流动性强的特点，随着时代的发展改编，创造出了不同形态的禅史来。换一句话说，即禅宗所写的人物、故事、传法机缘、语句等，不同程度地是出于艺术创造（《孙昌武文集·禅思与诗情》代序：禅的文学性质）。这些论断，无不是以文学为本位的。孙先生长期的学术研究实践充分显示：一个研究中国古代文学、文学史的学者，如果不对宗教有所了解甚至相当深入的研究，他对于中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实际就很难清晰把握，会“忽视”掉很多本应注意的内容，或者得出某些片面、错误的结论。如今这一理念已经基本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的共识，即从“大文化”视野来观照古代文学，宗教是文学研究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我以为，在评价孙先生学术贡献时，这是亟应注意的一点。

其次，孙昌武先生的很多著作并不一定涉及宗教内容，而是很纯粹的古代文学研究成果。比如孙先生很早就提出古代文学研究中一个耐人深思的问题：

很长时间不少研究者论及古典作家艺术方面只讲几条大的原则，如形象性、典型性、结构严谨、语言精练之类。但实际上这些大的原则的讨论是文学理论范畴的事。一个具体作家的成就，正在于他在实现这些原则上有自己独特的技巧、方法。（《孙昌武文集·韩愈散文艺术论》）

《韩愈散文艺术论》这部著作从诸多角度，如议论、记叙、描写、抒情、立意、结构、讽刺、比喻等入手，对韩愈散文的艺术作出非常精细的论述。又如孙先生本人非常看重的《文苑杂谈》这部学术随笔集，大部分篇幅是对古代诗文艺术的剖析，文笔精炼，启人神思。如孙先生指出：对偶、声韵、典故、辞藻，这本是汉语文长期发展逐渐形成、完善的有效表达手段。骈文的偏颇、失误不过是在应用中将这些表达手段程式化、片面化了，并非连对偶这种最基本的表达方式都是不能用的。他举出韩愈、柳宗元、范仲淹等多篇散文作品，分析了其中的对偶句所产生的强烈艺术效果。又谓古文家同样讲究声韵，使散文创作造成一种长短错杂，节奏朗畅，韵律协调的自然文情，而这一点，也正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散文”的本质要求。（《孙昌武文集·文苑杂谈·骈散间行》）此外，我以为，还应当关注因体例等原因，没有收入到《孙昌武文集》中的若干重要学术译著。孙先生精通日语，他也是国内学术界中最早参与将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翻译为汉语的学者之一。比如他早年与郑天刚合译的日本学者松浦友久《中国诗歌原理》一书（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他独立翻译的日本学者小南一郎的《中国的神话传说与古小说》一书（中华书局1993年版），都对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界产生过重要影响。前者侧重于从“形式”角度分析中国古典诗歌的生成方式，后者则对魏晋之前的中国古典小说展开非常深入的研究。在两书出版数十年后的今天看，这些译著仍有十分宝贵的学术价值。仅从这两部译著的选题和翻译看，即可见孙昌武先生学术视野之广阔和独到。最后想说的是：新时期以来，学术界对佛教文学、道教文学等的一系列研究成果，理应被吸收和纳入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的整体考察和撰写中，从而弥补以往文学史著作的诸多欠缺和不足。尽管近年来在这方面已有不少推进，但尚待真正意义上的突破。孙昌武先生的著作此前大多数都曾公开出版过，但由于持续时间很长且卷帙繁多，对一般读者而言，将这些著作“凑齐”可能并不容易，相信《孙昌武文集》的整体推出，必将对我国古代文学研究的进一步深化产生巨大作用。

（作者系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