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爱无声邓稼先

邓稼先，“两弹元勋”，一个光辉的名字，一个为祖国核武器事业贡献了毕业心血以至生命的人，一个让杨振宁在人生百岁之时唯一感怀与追忆的人。近日，重读中国青年出版社2015版的《邓稼先传》，我仿佛看到他心中那份赤诚的、热烈的、清澈的“大爱”，像一条发光的小河无声地流过他的一生。

对祖国：大爱无疆

邓稼先1924年出生于安徽怀宁，先祖是清代篆刻、书法大家邓石如，父亲邓以蛰是清华、北大的教授。少年时，他目睹了在日军统治下北平人民所受到的屈辱，激发了仇恨日寇、热爱祖国的强烈情感。他阅读进步书籍，拒不参加欢迎日军的游行。青年时，他就读于西南联大物理系，一方面如饥似渴勤奋学习科学知识，一方面关注时局关心政治，立志要将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

抗战胜利后，他受聘北京大学物理系。这个时期，他阅读了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坚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解放事业一定会成功，新中国一定会诞生，他决心用自己的全部才智为祖国效力。1947年，他考取赴美留学研究生。临行前， 他的好朋友、地下党员袁永厚告诉他，天快要亮了，希望他留在北平迎接解放。邓稼先回答：“将来祖国建设需要人才，我学成一定回来。”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50年8月29日，在拿到美国普渡大学博士学位后的第9天，他谢绝了导师带他去英国继续深造的机会，没有任何犹豫，没有半点留恋，立即登船回国。他怕夜长梦多，迫切地想马上回来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他的直觉没有错，就是在那艘船上，钱学森的行李被扣下了，核物理学家赵忠尧在船靠岸日本时被扣下来，后经中国政府交涉才辗转回国。

正如他的领导、留学英国的核物理学家彭桓武所说，“回国是不需要理由的，不回国才需要理由。”邓稼先对祖国这份的爱，是不需要理由的，是至高无上的，这份爱没有疆界，不论什么年代、不论什么地方，都能让我们感受得到。

对事业：大爱无悔

重读《邓稼先传》的过程，是一个与传主同喜怒、同歌哭，感同身受他一生的过程。他说过这样几句话，让我感动至深，刻骨铭心，至今言犹在耳。

一是“死也值得”。1953年，朝鲜战场上，美帝国主义叫嚣要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核讹诈、核威胁的乌云笼罩在中国上空。1955年1月，党中央和毛泽东审时度势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毅然做出了发展核事业的战略决策。1958年8月，二机部副部长钱三强找邓稼先谈话：“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聪明的邓稼先马上明白这是原子弹，他服从了组织的安排，他只担心“我能行吗？”他没有细想接受这个工作会给自己后半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晚上回到家，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他用肯定的语气对妻子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二是“没有必要”。在1979年的一次核试验中，天空没有出现蘑菇云。核弹哪里去了？指挥部在戈壁滩上来回寻找，始终没有发现核弹的痕迹。邓稼先决定亲自去找。基地现场指挥员陈彬将军阻挡他，说：“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邓稼先为生死与共的同志真情所感动，他也清楚核辐射对人体伤害程度。但他没有听从同志们的劝阻，和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乘坐一辆吉普车向戈壁深处驶去。到了发生事故地区的边缘，他坚决不让赵副部长和司机与他同行，大声喊道：“你们站住！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没有必要”这句话他只说了一半，他的意思是“你们没有必要去白白地做出牺牲”，而邓稼先认为自己牺牲是有必要的。就是在这一次寻找核弹碎片过程中，他遭受了极为严重的钚239辐射，对他的身体造成了无法补救的伤害。

三是“我不能走”。1982年一次核试验临近前，井下突然有一个信号测不到了，人们十分焦急。面对从各方面涌来的询问，邓稼先沉着又自信地说：“一个小问题，很快就会解决。”他和大家一起来到井口，戈壁滩上寒风席卷沙砾呼啸不止，当时气温达到零下30多摄氏度。人们劝他回去，他说：“我不能走。”他知道，他在，军心就不会乱。后来，问题果然解决，核试验终于成功。

四是“死而无憾”。1985年7月31日，张爱萍将军发现从试验基地回京开会的邓稼先很瘦，气色也不好，逼着他去301医院检查，结果确诊为直肠癌，而且属于中期偏晚。医科大学的老校长对邓稼先的妻子说，核辐射和癌细胞两下夹攻，不好办呀。从这天起，到1987年7月，是邓稼先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他预感到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要抢时间，把几件必须做的事情尽快做完。他心系我国核科技事业的发展，有很多的设想和计划。他想搞核聚变，要和平利用原子能，他想把核废料“变害为宝”，他依然是那样雄心勃勃。但是老天没给他那么多时间。在生命最后三个月，他靠着毅力忍受着病痛折磨，把病房当成办公室，和同事们反复研讨，多次修改，拿出了一份极为重要的给党中央的关于我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这是一个临近生命终点的科学家对祖国最后的牵挂。当他让妻子把建议书定稿送出的时候，他叫住妻子，说：“这比你的生命还重要。”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全身大出血与世长辞。他最后的遗言是：“死而无憾。”

我觉得，只有对祖国和人民绝对忠诚，为之无私奉献一生，并且作出巨大贡献的人，才有自信在生命结束时说出这句话。邓稼先生前曾说，“我不爱武器，我爱和平，但为了和平，我们需要武器。如果生命终结后可以再生，那么，我仍选择中国，选择核事业。”这是多么高尚、多么真实的“爱”啊。他的这份“大爱”，无怨无悔，感天动地。

郭沫若曾撰文称赞明末清初那些有骨气的文人：“其人忠贞壮烈，固足垂千古而无愧，其事可歌可泣，一言一行，尤堪后世法也。”我认为，邓稼先也配得上这个评价。

对妻子：大爱无言

1953年，29岁的邓稼先和许鹿希结婚。许鹿希是“五四”运动著名学生领袖许德珩的长女，邓的父亲和许的父亲是相识几十年的老朋友，两家是世交。

婚后的生活起初是安定幸福的。邓稼先每天骑着单车到公交车站接在北京医学院当老师的妻子下班，有时也一块从没有人的小马路漫步回家。两人的家庭生活也很有情趣。他喜欢在妻子面前吹嘘自己的英文好，知道的词汇多，在昆明读书时背过牛津字典。他要妻子考他，就像火石希望铁锤来敲打一样，他就是那骄傲的火花。妻子来了劲头，问他“河马”怎么说，他立刻答出来；又问“斑马”怎样说，他又随口答出来；妻子觉得难不住他，就问到自己专业的词汇“麻醉”怎样说，他竟然连这样的词也会。妻子又突然问了一个生僻的医学名词“视网膜”怎么说，他一愣，哈哈大笑起来，用笑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

读到上面这一段，我不禁想起南宋词人李清照与丈夫赵明诚“赌书泼茶”的故事来。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说：

每饭罢，坐归来堂，烹茶，指堆积书史，言某事在某书、某卷、第几页、第几行，以中否，角胜负，为饮茶先后。中，既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甘心老是乡矣！

读书本已是雅事，相知相惜的夫妻二人在日常中用“赌书”更增添了生活情趣，即使茶不得饮，仍余下满室清香。我想，当年的邓稼先和妻子虽然没有“赌书泼茶”，但是异曲同工，同样高雅而有趣。

幸福平静的日子总是短暂的。1958年那个夏天的晚上，当邓稼先接受了组织交给的重大使命，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妻子感觉他心事重重，似乎有话要说，却又犹豫再三。月光从窗外缓缓淌进屋里，夜色已深，他终于开口，用很轻的声音说：“我要调动工作了。”

妻子问：“调到哪里？”

他说：“不知道。”

“干什么工作？”

他回答：“不知道，也不能说。”

“那你到了新的地方，给我来封信，告诉我信箱，行吧？”

他望着天花板，说：“大概这些也不行吧。”

一阵令人难耐的沉默后，他对妻子说：“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了，全靠你了。”

妻子的心仿佛一下子掉进了冰窖，她才30岁，有自己的事业，上有四个年迈多病的老人，下有两个年幼的孩子，现在家庭的重担全压在了她柔弱的肩上。但她相信邓稼先的选择，支持他的选择，她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从此，夫妻二人开始了长达28年聚少离多的岁月。邓稼先的老同事、中国工程院院士杜祥琬在《悼老邓》中写道，“牛郎织女到终年”。

当年被党挑选从事秘密工作的人，“上不能告父母，下不能告妻儿”，这是组织的要求，也是他们对家人无言的爱。大爱无言，却感人肺腑。伟大的爱，并不用过多的语言来表达。多年以后，当我们追忆这份无言的爱，会感到这是世间最美的“语言”、最美的“声音”。

对儿女：大爱无痕

邓稼先是一个追求纯洁品质和境界的人，他自己也有一颗纯真的童心。他和自己的孩子玩起来的时候，似乎只有年龄上的差别，甚至比孩子更开心。

儿子平平六七岁时，常在天黑了还出去抓蛐蛐、逮青蛙，邓稼先还向儿子介绍经验。妻子对孩子们疯玩，尤其是平平弄得满身泥土回来，自然要说上几句。但是，邓稼先总是说：“孩子嘛，不要管得太死，我小时候也是这样的。”妻子笑了，心里想：“还说你小时候，你现在当爸爸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

对邓稼先来说，加班是家常便饭，习以为常。只有一次，让他感到非常自责。有一天深夜回家，他看见自己5岁的女儿和3岁的儿子互相搂着，和衣坐在房门外的楼梯上睡着了。原来是妻子不在家，他把下班给孩子开门的事忘记了。怀着一股深深的愧疚，他把两个孩子抱进家门，放在床上，给孩子盖上被子。而他自己坐在床边，不知该做些什么好。

邓稼先因为心爱的女儿典典长得很像自己，所以非常喜欢她。女儿不满15岁就被下放内蒙古建设兵团，到了乌拉特前旗、乌梁素海边，远离父母，成了出塞的“孤雁”。她在内蒙古生活很艰苦，吃的是野菜糠窝头，干的却是挖水渠的重体力活。邓稼先对此也无可奈何。他在青海每当看见牧民们尾随着成群的牛羊从身边走过，就会想起女儿。终于，有一次他借出差的机会顺路去看望女儿。女儿原先粗黑浓密的头发变细了，变黄了，吃起他带去的肉罐头时也是狼吞虎咽。他默默地看着女儿吃，忍受着内心的酸楚，“享受”着这难得的与女儿在一起的时光。

女儿从内蒙回京后，分配在一家纸箱厂当工人，一干就是四年。1977年国家恢复高考，才小学毕业的她也决心报考，她必须用一年时间补完全部中学课程。家里请的老师认为这样低的程度没法补课，邓稼先只有亲自上阵。他利用在北京出差的三个月时间，每晚给典典讲物理课，常常讲到第二天凌晨三四点钟，父女两人就这样一块拼命，学完了中学要学五年的物理课。这三个月，女儿难，邓稼先也难。他的朋友说：“要一个整天搞尖端科学的院士教中学物理，真是难为他了。”邓稼先每每想起这件事，不无得意地说：“够难的，教中学比教大学难。”1978年，女儿如愿以偿考上医科大学。

天下父母，谁不爱自己的儿女？但总有一些人，为了国家、为了中华民族、为了伟大的事业，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儿女，他们不能陪伴儿女的成长。虽然，他们在儿女的世界里很少留下作为父母的“痕迹”，但是，我想，他们在儿女的生命里却扎下了这份“大爱”的“根”。

对同志：大爱无畏

邓稼先本是一个温和、内敛、谨慎的人，但在大事大节关头，在大是大非面前，他性格中坚毅勇敢的一面又鲜明地凸现出来。

在特殊时期，邓稼先顽强地顶住所有压力，他天天和于敏等人商量对策，一方面在关键技术问题上毫不改口，绝不退让，另一方面在与核武器设计无关的小问题上采取灵活的态度，只为科研可以顺利进行。另外，邓稼先不顾自身安危，挺身而出向不明真相的工人群众反复讲明核试验的意义，说明科学试验是允许失败的，失败了找到原因再改进，只有这样做，科学才能不断前进。他的坦率态度和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终于打动了一些工人，使他们转变了态度，从一味围攻批判转变到允许继续进行科学试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