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广斌的仿宋体和《红岩》里的仿宋字

壹

2005年春节过后，王扶介绍我认识了张羽的夫人杨桂凤。当年，张羽是《红岩》的责任编辑，王扶也曾参与过《红岩》的编辑工作。我是怎么认识王扶的，后来一点也想不起来了。但重要的是，王扶给了我张羽家的电话，好像还同时给了我江晓天家的电话。王扶和张羽在中青社二编室做编辑的时候，江晓天正是二编室的主任。

但过了好几个月我才去拜访江晓天。翻一下我后来出版的《红色的发酵——〈红岩〉的生产、传播与消费》，可以知道那天是2005年11月17日。江晓天那时候住在虎坊路甲15号。不过，我是过了很久才知道这个看起来很普通的院子曾经是中国文联宿舍，曾经住过很多很多名人，也曾经是著名杂志《诗刊》的所在地。我去拜访江老的时候，江老的身体看起来很虚弱。说起出版《红岩》那个年代的陈年往事，江老很是兴奋。说了一阵子《红岩》，江老又一口气说到了《红旗谱》《红日》《刘胡兰》《卓雅和舒拉的故事》，这些书和《红岩》一样，都是中青社二编室编辑出版的。在江老一边咳嗽一边讲述的时候，江老的老伴一直在旁边劝江老休息休息，喝点水。江老的意思是，那时候有的老作家比如赵树理认为中青社不是文学出版社，没有资格出文学作品，但江老他们对这种说法很不服气，说“咱们走着瞧。”

不好意思让江老说话太多，采访到此就结束了。

我到杨桂凤老师家的具体时间记不起来了，总之是在2005年寒假结束后的某一天。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季节。刚开始，每天下午看完资料后，从东四十二条回人民大学，不仅路途遥远，在公交车站等车的时候，虽然穿着棉衣，也还是感到寒风刺骨。后来，我干脆住到中青社办公楼地下的招待所，晚上用热水泡泡脚，看几眼电视里正播放的《宰相刘罗锅》，一天的疲劳一扫而光。

杨桂凤老师家就在中青社的家属院，一套老式的三室一厅的房子。这件事过去以后很长时间，我才知道张羽老师是2004年10月去世的，我去的时候他才走了不到半年。我看资料的地方是杨老师家的书房。书房是阳面的一间大屋，这间屋子的东墙放满了书柜，书柜外边有个很大的桌子，桌子两边都有抽屉，杨老师特别给我介绍那个桌子，说是当年萧也牧用过的。

书柜上面几排没有门，看到了不少好书，比如《红旗谱》的精装版。出版社编辑的家里有不少好书，这一点也不奇怪。不过对我有用的和《红岩》有关的资料都在书柜最下边，两扇门的里边。这些资料多是单篇的文件、信件和稿件，不容易像书一样整齐地立在书架上，只能一件一件堆放在一起。看这些资料比看书要复杂和艰苦的多，主要原因是这些资料大多是手写的，每个人的字体和运笔习惯很不相同，需要慢慢熟悉后才能游刃有余地看下去，有些潦草的字需要仔细辨认很长时间才能恍然大悟。看得最多的当然是张羽的字，包括日记、书信、手稿，手稿中还有不少是没有成篇的残稿，也有片言只语的写作提纲。除了张羽的字，还看到了很多人的字。如江晓天的字、马识途的字、廖伯康的字、马烽的字、高缨的字。当然，还有《红岩》作者们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的字。刚开始，我并不知道，我到中青社查资料的时候，刘德彬和杨益言的著作权官司刚刚结束不久，正余音袅袅，了犹未了。我等于是不小心走到了一场台风的中心，只不过当我走近的时候，台风的风力已经差不多消停了。

贰

就是在这一大堆形形色色的手稿中，我发现了两份罗广斌手写稿件的复印件。一份是罗广斌新中国成立后在重庆所写的《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的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的残稿，这份残稿是整个报告的第三部分“狱中情形”和第七部分“狱中意见”。其中的“狱中意见”共八条，后来人们把它的内容精简为“狱中八条”。 精简后的“狱中八条”陈列在重庆红岩革命历史博物馆，成为人们耳熟能详的格言。

《狱中情形报告》是罗广斌接受重庆市委组织部委托撰写的一份党内报告， 现在可以看到的是其中的部分章节，如一、案情发展；二、叛徒群像；三、狱中情形；四、脱险人物；七、狱中意见。当时，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又迫切需要的文件。由于集中营空间特殊的封闭性，使得在其中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带有很大的隐秘性，通过这份可靠的报告，重庆党组织就可以了解重庆地下党遭到破坏的详细情形和被捕人员在监狱中的具体表现，这不仅可以帮助党组织判断整件事情的性质，更重要的是帮助党组织对死难人员进行定性以便确定烈士名单，同时，对出狱人员进行甄别，以便确定合理的对待方式，包括对叛徒和变节分子进行应有的惩治。在所有这些实际用途中，后一条也就是对脱险人员的介绍显得尤其重要，从罗广斌提供的“脱险人员”（只有白公馆部分）介绍中可以看出，除了毛晓初、郑业瑞等属于可以造就的进步学生外，其他人大多属于带有投机性质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员，这些人在监狱中大多表现意志薄弱，有的甚至品行不端，还有的干脆就是土匪、袍哥、特务。如何处置这些从魔窟中活着出来但政治面貌却又模糊不清的人，就是一个政策性很强的事情，如果处置不当，就可能让某些坏人浑水摸鱼、披上革命志士的外衣。实际上，罗广斌在“报告”中说的“渣滓洞训导组长”“很坏的特务”白佑生，就曾经“出来后还假冒党员，到和平路脱险同志联络处去登记”。

当然，除了对脱险人员的介绍有很重要的实际用处外，对整个“《挺进报》案件”来龙去脉的介绍同样重要。和罗广斌他们在《红岩》中所写的“英雄群像”形成很大反差的是这份报告第二部分中的“叛徒群像”。罗广斌在这里详细剖析了包括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市委副书记冉益智在内的6个叛徒被捕前的工作表现和被捕后叛变革命的详细经过。正像罗广斌在报告最后陈述的，“经济问题、恋爱问题、私生活”是所有叛徒“脱党腐化”以致最后叛变投敌的主要原因，而包括党的高级干部在内大量叛徒的投敌又是造成重庆地下党组织遭到破坏、大量革命同志被捕牺牲的主要原因。这些“叛徒群像”在后来的小说《红岩》和电影《烈火中永生》中，被作者们浓缩成了叛徒的“典型形象”甫志高。

“狱中情形”中也写到了狱中难友们的斗争活动，如在龙光章死后要求狱方召开追悼会，如新年举行的篮球赛和联欢会，如许晓轩在一位难友传看消息被发现后的挺身而出；也写到了监狱中的学习情形。可以看出，这是一份相当于“内参”性质的“报告”，其主要功能是让上级了解集中营中的真实情况，因此，和后来在小说《红岩》中的描写就有所不同，如，龙光章的追悼会在此是“由所长主祭，全体难友陪祭” 。如春节联欢会中女室的化装表演是“杨汉秀利用她的社会关系，正式要求所方准许女室表演，所方同意了”。杨汉秀是共产党员，但也是国民党重庆市市长杨森的侄女，故迟迟不能确定烈士身份。

第二份文件是写给北影厂导演水华和演员于蓝的信。信的内容是向水华和于蓝等人转告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对电影剧本《烈火中永生》的意见和重庆市文联组织的专家座谈会上席明真等人对剧本的几点看法。信的落款是“德彬 益言 广斌 1964年1月8日”。

罗广斌、刘德彬、杨益言“三人写作小组”的一般排列顺序是“罗、刘、杨”，但当以三个人的名义对外联系时，执笔者就会把自己的名字放在最后。这封信里罗广斌的名字放在最后，这正说明执笔者是罗广斌。在这批资料中，还有另一封给水华和于蓝的信，写信日期是1963年12月28日，写信人落款为“罗、杨、刘”，从笔迹看执笔者就是放在最后的刘德彬。这两封信的内容都是关于夏衍改编的电影剧本《烈火中永生》的。把小说《红岩》改编成电影的工作很早就开始了。北影厂著名导演水华曾经殚精竭虑，自己写出来一稿，后来被人认为“富有电影艺术特色”但是思想性不够强。又请剧作家夏衍写作第二稿。1963年底寄给罗广斌他们的就是夏衍写作的这一稿。刘德彬执笔的第一封信，主要是告知收信人剧本已经收到了，“正将剧本提请有关同志阅读研究，以资集思广益，日内将由文联组织一次讨论，讨论后，我们将尽快地把讨论意见寄上。”十天后罗广斌执笔的这封信，就是传达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和市文联同志们对剧本的意见。在总的意见之外，任白戈又有几条具体意见，其中的第二条是很有意思的：“2、江、许被捕，从敌人看，是胜利，从我们看，也要清楚地指明是胜利，也就是许、江自我牺牲，保全了组织和同志，要写高点，他们主动点，被捕的意义也就更大。”《红岩》第八章写许云峰的被捕，许云峰与川东特委的李敬原在新生市场内茶馆碰面，发现叛徒甫志高和几个陌生人正在挤进茶馆，清查茶馆进进出出的人，为了保护李敬原，许云峰一边让李敬原从旁门出去，一边主动迎向前去，“缓步向甫志高走去”，而“李敬原从容地离开茶桌，和进进出出的人群一道，从旁门的几个正全神注视着许云峰的特务身边走过，出了茶馆”。不光是许云峰，《红岩》里的江姐和成岗，在和敌人碰面的时候，也是一点不着急逃跑，而是慢慢悠悠和敌人周旋，保护好其他同志的安全。成岗在敌人敲门的时候，本来可以立即从窗口跳下去躲进工人宿舍，但是他却不慌不忙地把一把笤帚挂在窗户外面的一颗钉子上，“有了这个暗号，来找他的同志，远远地就可以发现危险的警号，不会再进厂里来。”挂好了笤帚，成岗“放心了一些，决定在敌人破门以前离开”，但又想不能把党的文件留给敌人，就把《挺近报》捆成一捆带在身上，这时候站在窗台上准备逃走的成岗发现“楼底下布满了特务，只好退下窗台”。

叁

但我今天要说的不是罗广斌写过的一份报告和一封信，而是罗广斌。罗广斌淡出人们的视线已经很多年了。如果不是纪念罗广斌100周年诞辰，人们不会想起不该忘记的罗广斌，我也不会再次打开藏我书柜里和罗广斌有关的一箱资料。这次，我把罗广斌手写的两个文件放在一起看，不是因为里面说了什么特别的事情，而是因为这两份文件的作者都是罗广斌。当两份文件的内容成为不甚重要的背景时，两份文件相同的作者和相同的字体就凸显出来，成为令人瞩目的前景，此时，我蓦然意识到，罗广斌写一手很特别的字。

罗广斌的字体是一种很特别的蝇头小楷，笔画极其细小、简单、清楚，一笔一画，工工整整，有点像书法里的孩儿体，很难想象这是一个曾经叱咤风云的革命者的笔迹。

俗话说“字如其人”，但如果你了解了罗广斌的性格，就更会觉得很不可思议。关于罗广斌的性格，谈论比较多的是马识途和陈家俊。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张羽曾经计划写一本罗广斌传，为了写作传记，他曾经先后采访了马识途、陈家俊等了解罗广斌的熟人。

马识途是罗广斌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人。1980年10月6日张羽在中央党校采访了马识途，马识途说：“我和罗广斌都是四川忠县人。我的父亲和罗的父亲是好友。在成都我们两家住在同一条街上，斜对门，我家六号，他家七号，罗小时比较听我的话，喊我‘五哥’。”在一篇纪念罗广斌逝世20周年的文章中，马识途说，罗广斌“是一个很不安生的青年，人家说他身上的每一个细胞都是活蹦乱跳的，连头发稍都不那么安分，老是耸起，并且摇来摆去”。（马识途《公子·革命者·作家——回忆罗广斌》，刘德彬编《〈红岩〉.罗广斌.中美合作所》，重庆出版社）

陈家俊是当年罗广斌在重庆西南学院新闻系的同学，也是后来在秀山中学进行秘密革命活动时的战友，很多人说陈家俊是《红岩》中成瑶的原型。张羽1980年7月12日和1991年5月23日曾经两次采访陈家俊。在1991年5月23日的访谈中陈家俊说，罗广斌有过两个绰号，一个叫小罗，一个叫跳蚤。跳蚤的意思就是他总不安分，总在跳动。

在1991年5月23日的访谈中，陈家俊向张羽介绍罗广斌在西南学院时的各种本领，其中之一就是刻钢板，说罗广斌的钢板“刻得好，细，小，清楚，用唱针磨后写，比钢笔还细”。就是在这次访谈中，陈家俊的爱人向洛新补充说，罗广斌的才能还有仿宋字和刻图章。

除了刻钢板，陈家俊还介绍了罗广斌其他让人感到眼花缭乱的“雕虫小技”，“雕虫小技”是马识途在纪念罗广斌逝世20周年时的说法，这个说法并不是贬低罗广斌，而是对罗广斌的赞叹。因为罗广斌的这些“雕虫小技”在那个年代的革命活动中，都曾经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比如壁报制作，壁报大概类似后来的大字报，陈家俊说，在西南学院的时候，罗广斌和另一个同学创办了壁报《清明》，罗广斌负责壁报刊头设计、排版制作，罗广斌设计的壁报风格多样，生动活泼。比如他设计了一种有鱼鳞纹的花边，是拿一根香点燃一条二指宽的纸条，一烧，白色的报纸变成了咖啡色的不规则的花纹，贴到壁报的边上，看起来古色古香。除了刻钢板、画壁报，罗广斌还擅长摄影、跳舞、游泳、打桥牌、打排球、打乒乓球，制作小型飞行器、制作书签。据陈家俊说，罗广斌不仅才艺出众，甚至在做汤团、做皮蛋、做醪糟这些生活小事上，他都有独到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