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他们到光明的地方去”

鲁迅终其一生，都特别关注儿童教育，先后翻译过《爱罗先珂童话集》《桃色的云》《小约翰》《小彼得》《表》《俄罗斯的童话》等作品共40多万字。他的儿童教育思想异常丰富，我们将其大致分为三类：启蒙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

启蒙教育

阅读《朝花夕拾·五猖会》，我们知道童年鲁迅所盼望的，过年过节之外，要数迎神赛会了。鲁迅引用张岱的《陶庵梦忆》，见出明代人排演《水浒传》的豪奢排场：

于是分头四出，寻黑矮汉，寻梢长大汉，寻头陀，寻胖大和尚，寻茁壮妇人，寻姣长妇人，寻青面，寻歪头，寻赤须，寻美髯，寻黑大汉，寻赤脸长须。大索城中；无，则之郭，之村，之山僻，之邻府州县。用重价聘之，得三十六人。

童年的他也亲见过较盛的赛会，渴望看到骑马先来的孩子，汗流浃背的胖大汉两手托着的竹竿长旗，高跷，抬阁，马头，红衣枷锁的犯人，童年鲁迅“觉得这些都是有光荣的事业，与闻其事的即全是大有运气的人，——大概羡慕他们的出风头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儿童爱玩的天性，甚至为了在迎神赛会上扮犯人，甘愿生一场重病，是多么的让人忍俊不禁。

童年鲁迅看着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陆续搬到看戏的大船上去，笑着跳着催工人搬得快些，父亲却不合时宜地喊他去背《鉴略》：“给我读熟。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仿佛兜头一盆冷水浇了下来，母亲、工人、长妈妈都无法营救他，因为必须服从父亲的权威。他用颤抖的声音急急诵读，那声音像秋夜中蟋蟀的悲鸣。等到太阳升得老高时，他终于拿着书走进父亲的书房，终于梦似的将书背完，终于可以去看迎神赛会了。然而这时候热闹的五猖会，对于他已经没有什么大意思了。

成年鲁迅回忆道：“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他特别感慨，“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作为父亲，可能觉得自己的做法天经地义，无可厚非：背书有什么错，难道还不是为了孩子吗？在有些成年人看来，玩的先决条件是必须完成学习；虽然这学习不一定有意义。他们固执地认为，学习比玩更重要，却不知道爱玩是儿童的天性；他们以爱的名义，来戕害儿童的天性。冰心曾给北大附小的孩子们题词：“专心地学习，痛快地游玩。”学习，就要专心；游玩，就要痛快。如果把学习与游玩勉强捆绑在一起，既不能专心地学习，也不能痛快地游玩，实际上两头不讨好。可见，尊重儿童爱玩的天性有多么重要。

在《野草·风筝》中，鲁迅说“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我们仿佛看到童年的鲁迅，在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旁，聆听鸣蝉的长吟，油蛉的低唱，蟋蟀的弹琴，翻开断砖寻找蜈蚣和斑蝥，拔起何首乌弄坏泥墙。原来，看上去不苟言笑的鲁迅先生，童年竟然也是这么贪玩。

鲁迅认为，不但要尊重儿童爱玩的天性，还要尊重儿童爱美的天性。

在《且介亭杂文·看图识字》中，鲁迅说道：

孩子是可以敬服的，他常常想到星月以上的境界，想到地面下的情形，想到花卉的用处，想到昆虫的言语；他想飞上太空，他想潜入蚁穴……

在《阿长与山海经》中，鲁迅说：

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他说给我听，曾经有过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

在《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中，童年鲁迅趁着寿镜吾先生读书入神的工夫画画：

用一种叫作“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 象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断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

他读过的图画书，还有《山海经》《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尔雅音图》《毛诗品物图考》《点石斋丛画》《诗画舫》《二十四孝图》《文昌帝君阴骘文图说》《玉历钞传》等等。在今日绘本唾手可及的时代，大约无法理解鲁迅童年对图画书的渴望吧。

他心心念念获得一套带插图的《山海经》，但大人因为疏懒，总是漠视童年鲁迅的渴求，只有那个他一向不太佩服的长妈妈，真正懂得儿童的心理，关注着他的成长。阿长“告假回家以后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鲁迅从来没有想过，家里的长工竟然会关注到自己的需要，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阿长却能够做成功。那四本书从此成为童年鲁迅最为心爱的宝书，他恢复了对阿长的敬意。鲁迅作品中，他的母亲从未成为过主角，然而家里的保姆阿长却是《朝花夕拾》的女主角，鲁迅深情地吟道：“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正是阿长对童年鲁迅的平等与尊重，才赢得了鲁迅的尊重与爱戴，从此进入了中国文学史。

家庭教育

1933年，鲁迅在《南腔北调集·上海的儿童》中写道：

中国中流的家庭，教孩子大抵只有两种法。其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也不管，骂人固可，打人亦无不可，在门内或门前是暴主，是霸王，但到外面，便如失了网的蜘蛛一般，立刻毫无能力。其二，是终日给以冷遇或呵斥，甚而至于打扑，使他畏葸畏缩，仿佛一个奴才，一个傀儡，然而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是教育的成功，待到放他到外面来，则如暂出樊笼的小禽，他决不会飞鸣，也不会跳跃。

他又说道：

中国一般的趋势，却只在向驯良之类———“静”的一方面发展，低眉顺眼，唯唯诺诺，才算一个好孩子，名之曰“有趣”。活泼，健康，顽强，挺胸仰面……凡是属于“动”的，那就未免有人摇头了，甚至于称之为“洋气”。（《且介亭杂文·从孩子的照相说起》）

在鲁迅看来，传统的家庭教育，或者是溺杀，或者是棒杀，要么过度纵容，要么过度压制；这种家庭培养出的儿童，或者无法无天，毫无能力，或者束手束脚，畏缩不前。

鲁迅自己是怎样教育孩子的呢？

在1934年2月20日《致萧军、萧红》的信中，鲁迅说：

代表海婴，谢谢你们送的小木棒，这我也是第一次看见。但他对于我，确是一个小棒喝团员。他去年还问：“爸爸可以吃么？”我的答复是：“吃也可以吃，不过还是不吃罢。”今年就不再问，大约决定不吃了。

从中可见，鲁迅首先表达了对萧军、萧红送玩具给海婴的谢意，接着透露了可爱风趣的亲子关系。在1935年7月17日《致母亲》的信中，鲁迅向母亲殷切汇报：

海婴亦健，他每到夏天，大抵壮健的，虽然终日遍身流汗，仍然嬉戏不停。现每日上午，令裸体晒太阳约一点钟，余则任其自由玩耍。近来想买脚踏车，未曾买给；不肯认字，今秋或当令入学校，亦未可知，至九月底即满六岁，在家颇吵闹也。

他既重视海婴的自由玩耍，又注重强健海婴的体魄，每天让他做一个小时的日光浴；既喜欢吵闹调皮的海婴，又督促海婴及时上学接受学校教育。对于孩子，鲁迅充满了爱意与教导。

他认为，对于孩子的成长要给予足够的信任：

孩子初学步的第一步，在成人看来，的确是幼稚，危险，不成样子，或者简直是可笑的。但无论怎样的愚妇人，却总以恳切的希望的心，看他跨出这第一步去，决不会因为他的走法幼稚，怕要阻碍阔人的路线而“逼死”他；也决不至于将他禁在床上，使他躺着研究到能够非跑时再下地。因为他知道：假如这么办，即使长到一百岁也还是不会走路。（《华盖集·这个与那个》）

人的成长，总要经历从幼稚到成熟的道路，在这道路中也总会摔倒，但是跌倒了，爬起来又何妨，只要肯走，他总可以走完他的人生道路。

其实早在《新青年》时期，鲁迅就形成了非常成熟的家庭教育思想。1919年11月，他在《新青年》月刊第六卷第六号上，发表了振聋发聩的雄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希望借助这篇文章，研究怎样改革家庭，单挑神圣不可侵犯的父权。

鲁迅反感封建卫道士抱残守缺，固守所谓的伦常，他说：

祖父子孙，本来各各都只是生命的桥梁的一级，决不是固定不易的。现在的子，便是将来的父，也便是将来的祖。我知道我辈和读者，若不是现任之父，也一定是候补之父，而且也都有做祖宗的希望，所差只在一个时间。

这正如纪伯伦所言，你的儿女其实不是你的儿女，他们借助你来到这个世界，却非因你而来，他们在你身旁，却并不属于你。纪伯伦说：

你可以给予他们的是你的爱，却不是你的想法，

因为他们有自己的思想。

你可以庇护的是他们的身体，却不是他们的灵魂，

因为他们的灵魂属于明天，属于你做梦也无法达到的明天。

你可以拼尽全力，变得像他们一样，却不要让他们变得和你一样，

因为生命不会后退，也不在过去停留。

是的，生命不过是一段旅程，每个人都是一个驿站，一道风景。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鲁迅认为，对于家庭问题，就是要“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此后幸福的度日，合理的做人” ，要从保存生命到延续生命到发展生命。

而发展生命的手段，鲁迅认为就是“爱”：

觉醒的人，此后应将这天性的爱，更加扩张，更加醇化；用无我的爱，自己牺牲于后起新人。开宗第一，便是理解。……第二，便是指导。……第三，便是解放。

父母对于子女，应该健全的产生，尽力的教育，完全的解放。

觉醒的父母，完全应该是义务的，利他的，牺牲的，很不易做。

这些滚烫的话语，在现在看来，仍然散发着熠熠光辉。鲁迅饱含着启蒙主义的激情告诉我们，父母对于子女，应该核减权力思想，增加义务思想，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社会教育

社会教育方面，鲁迅提倡诚信教育，切忌瞒与骗。他说：

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逆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他们大抵有了孩子，尊为爹爹了，——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热风·随感录二十五》）

1935年，国民党政府根据中华慈幼协会的呈请，定8月1日开始的一年为全国儿童年。鲁迅说道：

然而不料又来了一个崭新的“儿童年”，爱国之士，因此又想起了“小朋友”，或者用笔，或者用舌，不怕劳苦的来给他们教训。一个说要用功，古时候曾有“囊萤照读”“凿壁偷光”的志士；一个说要爱国，古时候曾有十几岁突围请援，十四岁上阵杀敌的奇童。这些故事，作为闲谈来听听是不算很坏的，但万一有谁相信了，照办了，那就会成为乳臭未干的吉诃德。你想，每天要捉一袋照得见四号铅字的萤火虫，那岂是一件容易事？但这还只是不容易罢了，倘去凿壁，事情就更糟，无论在那里，至少是挨一顿骂之后，立刻由爸爸妈妈赔礼，雇人去修好。（《且介亭杂文·难行和不信》）

成年人照例喜欢教训儿童，用一些荒诞不经、无可稽考的例子，要儿童不切实际地用功或者爱国。“囊萤映雪”“凿壁偷光”不过是古人的个案，其真实性还有待叩问；请援杀敌更是三四十岁成年人的责任，现在却下放到柔弱的儿童身上。这种说教，既远离了儿童的现实生活，又拔苗助长，让他们过早承担了不必要的重任。

儿童，本应过一个自由的、解放的、真实的、快乐的童年。

有一次鲁迅去看电影解闷，被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学生捉住了，她鼻子冻得通红，正在募集水灾捐款。鲁迅说没有零钱，小女孩露出非常失望的眼神，鲁迅于是带她进电影院，买完票付给她一元钱。小女孩非常高兴，称赞他是个好人，还给他一张已经捐款的收条，以示不必再行捐款。鲁迅感慨道：

然而孩子们不知道，还在拼命的替死人募集生活费，募不到，就失望，募到手，就喜欢。而其实，一块来钱，是连给水利局的老爷买一天的烟卷也不够的。我明明知道着，却好像也相信款子真会到灾民的手里似的，付了一块钱。实则不过买了这天真烂漫的孩子的欢喜罢了。我不爱看人们的失望的样子。（《且介亭杂文末·我要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