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南联大路：一条值得重走的路

时隔87年，2024年10月27日至11月2日，我有幸参加了清华、南开、北大三校校友策划组织的“重走西南联大路”活动，与100多名校友从湖南长沙经湘西，过贵州，到云南昆明，行程1700多公里，亲身体验了行走“西南联大路”的艰辛、紧迫、曲折。显然，这不是一次普通的观光旅行，而是一次回味三校历史、追寻前辈足迹、感悟联大精神的过程。

漫漫“四条路”

早在2019年南开大学百年校庆之前，我就主导筹划、组织了“重走西南联大路”活动，期望以此行迎接南开大学百年校庆。当时，我们拜访了西南联大校友会、清华校友总会等各有关方面，召集了南开大学从天津到湖南、贵州、云南校友会的负责人反复商议，最后由于各种原因没有实现方案。这让我从心里留下了一个念想，就是说若有机会还是要组织这样一次活动，哪怕将来自己独自也要走这么一趟。

与此同时，我一直想拍一部“重走西南联大路”的纪录片，虽然近几年与“西南联大”相关的纪录片、电影、电视剧拍了不少，比如纪录片《西南联大》《八零后》、电影《无问西东》、电视剧《战火中的青春》等，但我觉得那些作品大多着眼于联大师生到达云南后的生活，而深度挖掘、展示“西南联大之路”意义的影视片还没有拍出来。为此，我也找央视纪录频道主管副台长、部门主任等谈过这个想法，商讨过拍摄方案。几乎所有人都会问我为什么要走这条路，为什么要拍这条路。

因此，我讲述了一个“四条路”理论。

中国历史上有4条著名的路，其中两条古来有之，另外两条是近现代形成的，它们都对中国历史发展、中国人心灵成长起到了长久、持续、深远的影响。

第一条是丝绸之路，这是一条商贸之路，肇始于汉唐，路上走的是商人、生意人，追求的是财富、金钱，后来分成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中间虽有断续，但一直沿袭到今天，并衍生出“一带一路”的顶层战略。

第二条则是西藏朝圣之路，这是一条信仰之路，肇始时间不好说，大约是佛教传入中国、形成藏传佛教之后，路上走的是信徒、信众，追求的是灵魂、精神。这条路也一直走到了今天，甚至成了很多“文青”梦想的道路。

第三条是长征之路，这是一条革命之路，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路上走的是军人、政治家，追求的则是新生、解放。这条红色之路一直影响到今天，它被誉为“地球上的红飘带”，是我们今天十分重视的一条道路。

而第四条则是西南联大之路，这是一条自由之路，同样肇始于20世纪30年代，路上走的是学者、文人、知识分子，追求的是知识、智慧。这也是一条爱国之路，它为中华民族保存了一批文化科技精英，为中华文明复兴保存了宝贵的火种，这也被誉为“世界教育史上的长征”。走这四条路的目的，简单说就是求财、求神、求变、求知。不过，与前面三条路不同，80多年来，重走西南联大路的人不多，记得它的基本只有组成西南联大三校的北大、清华、南开师生们。

在筹备这次“重走西南联大路”活动时，作为组委会成员，我也多次谈到“四条路”理论，让大家感觉视角新奇、眼界大开、意义重大。

为什么会有这条路

丝绸之路是因为汉唐以来东西方的贸易需求逐渐形成的，朝圣之路则是信众为了到达圣地自愿走出来的，长征之路是红军为了躲避敌人围追堵截迫不得已闯出来的，而西南联大之路则是在形势所迫之下主动选择去走的。

“西南联大之路”实际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日军轰炸了南开大学。为保存中国教育、文化精英，国民政府决定将众多教育机构撤向大后方。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1600多名师生，经过几千里跋涉先撤到湖南长沙，在岳麓山下组成了“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1月1日成为开学日。这一从北平、天津前往长沙的行程，少有记载，是一次缺乏组织和秩序的慌乱大逃亡。师生中，有的人一路徒步，有的人沿途乞讨，还有人带着学校的仪器、资料，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日军层层封锁线来到长沙。结果，最终到校的学生共有1452人，超过总人数一半以上，其中清华631人、北大342人、南开147人，另外还有战时特殊情况下借读的218名学生。

由于日军在长江沿线步步紧逼，开学两个多月后，临时大学决定迁往云南昆明，这样就展开了第二阶段的“西南联大之路”。按照个人体能和经济状况，临时大学师生分三条线路前往昆明。一路走粤汉铁路，经广州、香港，绕道安南（越南）进入云南；另一路坐汽车沿湘桂公路进入桂林、柳州、南宁，也经过安南到云南；其中最艰苦、最令人称道的是第三路，这就是由200多名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他们结伴而行，花了68天时间，徒步走过湖南、贵州、云南3500多里崇山峻岭，留下了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足迹。据学校当时正式公布的名单，赴滇学生共计878人，其中，284人参加步行团，另有几位学生后来加入，故实际步行者为288人。此外，还有11名中青年教师，这其中便有著名的闻一多、黄钰生、曾昭抡、袁复礼、李继侗等教授和学者。

我们组织的“重走西南联大之路”主要是走“湘黔滇旅行团”的那段路程，这段从长沙经湘西到贵阳，再到昆明的旅程，可说是其中最有代表性、最精彩的行程。

用什么心态去“重走”

客观地讲，此前也有清华、北大、南开校友一起走过“西南联大路”，但人数很少，规模不大，时间不长，像这次由三校校友总会组织，人数过百，时间一个多星期，确实是87年来的第一次。参加活动的成员除了北京、天津的校友，还有的来自上海、深圳、浙江、湖南、云南等地。其中年龄最大的78岁，绝大多数是40岁左右事业有成、家成业立的各界人才，有的还是三校的硕士、博士。

不用说很多人是抱着了解西南联大历史、回溯前辈足迹的心态来参加活动的。不过，为了尽量体验“行走”的意义，有别于一般的观光旅游，组委会从一开始就要求队员每天抽出时间参加跑步或徒步活动，累计跑步、徒步超过87公里可获得一枚奖牌。

我查看当年“湘黔滇旅行团”组团出发时的初衷，有不少人也是抱着挑战自我体能的目的参与的。美国学者易社强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描述当时的情景说：

这次长途跋涉使爱国的学生有机会领略祖国边远地区的大好河山，目睹农民的生活境况。徒步穿越内陆的想法不仅吸引了渴望深入基层的民粹主义者，也吸引了准备以抗日名义发动身处穷乡僻壤的群众的积极分子，还吸引了充满好奇心和热衷冒险与体能挑战的人。

我除了想圆自己“重走西南联大路”的愿望外，更直接的一个原因也是想考验一下自己的体能。多年前我做记者、导演时，经常满世界乱跑，常常在外面一待就是十几天甚至一两个月。当初去中国周边20多个国家和中东近20个国家拍摄纪录片时，每次一出去都是三个多月，与十几个人的拍摄团队一起驾车翻山越岭，沿途寻访采风，既当司机，又拍又采又导，每天行走十几公里，根本不觉疲倦，也从来没有生过病。时隔十几年，再连续进行一星期长途旅行，每天还要徒步十几公里，自己是否还能保持良好的体能和状态呢？

令我颇感欣慰的是，这趟旅程证明我的体能仍然非常好，每天徒步十几公里照吃照睡，在贵州镇远甚至一天走了20多公里也仍然健步如飞，感觉轻松自如，最后累计7天走了约115公里，这是这些年来从来没有尝试过的一次持续运动。当然，行程中最让我钦佩的是78岁的北大校友徐枢，古稀之年依然每天早上跑步不断，与年轻的健跑者一样风雨无阻。另外，这一路我还结识了不少跑半马、全马的校友，他们不时分享跑步的快乐和经验，让我备受鼓舞，心潮澎湃。

相比当年“湘黔滇旅行团”的师生，我们的平均年龄比他们都大许多，各方面条件比他们强不知多少倍，他们是一群充满活力的年轻人，基本都是养尊处优的富贵人家子弟，要挑战3500里荒山野岭，确实对个人体能、意志都是一大考验。我们虽然不能像前辈那样实打实地走3500里，但我们每天确确实实真走真跑了，这也是我们在用行动实践“西南联大精神”。

深度“考察之旅”

当年“湘黔滇旅行团”的不少师生还把那次行程当作一次“考察之旅”，他们不仅沿途考察人文社会和地理情况，收集各种动植物标本和矿石，还搜集了多达2000首民歌民谣。易社强描述说：

他们搜集乡邦文献，到四海扬名之地做现场调查，举凡风土人情、教育状况、行政沿革及奇闻轶事，统统包括在内。其他学生则在教授的指导下充分利用当地丰富的资源从事研究工作。社会学系学生调查农村状况，初出茅庐的政治学者采访县领导，青年经济学人根据当地的生产和生活状况编写资料。……昆虫学家毛应斗总是用捕蝴蝶的网追捕各种昆虫。植物学家吴征镒则收集当地植物标本。地质系学生深入田野调查，那里有丰富的化石、岩层和矿藏。

后来，哲学心理教育学系学生刘兆吉等出版了《西南采风录》，钱能欣著写《西南三千五百里》，吴征镒留下《长征日记：由长沙到昆明》。

作为纪录片导演，我也把这次“重走”当作筹拍纪录片的“考察之旅”，用导演的眼光去回味这段艰难的历程。我设想中要拍的那部纪录片是一部“情景再现”之作，想一路让演员扮演当年的联大师生，回到那些曾经走过的旧址。其中有许多地方他们会与今天的“重走者”擦肩而过，或相互凝视，或相互交谈，或触摸同一样东西，或画同一个风景。当年，闻一多先生一路画了上百幅写生和速写，至今留下50余幅。我们这次重走时，清华大学建筑系校友房木生也同样一路画着速写，尤其在安顺文庙里，他特意坐在闻一多先生坐过的地方，画了同样构图的一幅画，向闻一多先生致敬。

这场景当即给我一种启发，构想在将来拍摄的纪录片中就有一位画家，一路按照闻一多先生画过的速写同样画过去，而他现场的画作会与闻先生以前的速写叠合起来，交融成一种画面。

那短短的几天中，我在走进长沙圣经学校、龙溪古镇三益盐店、玉屏古城门、盘县凤山书院、富源胜境关等旧址时，常常产生某种幻觉，似乎感受到当年联大的那些师生们仍然在那里，随着我们的目光、脚步浮现在眼前。尽管过去了80多年，那里仍保留着他们的气息、他们的欢笑声。尤其在昆明走进西南联大校门时，我脑海中的画面就是不断与当年的情景叠放，恍惚他们与我们交汇在一起，他们喊一声“西南联大”，我们喊一声“刚毅坚卓”，他们喊一声“清北南开”，我们喊一声“继往开来”。他们那时刮着风、下着雨，脸上滴满雨水，我们迎着阳光，但泪水情不自禁流淌下来。

当然，我也注意到此行中，由于行程紧迫，很多地方没有走到，甚至去过的地方中有些也没有更细致地探访、寻觅，其实这些地方还有很多故事值得挖掘，很多情景值得拍摄，确实需要多走几次才能更深入了解当年的经历。但即使这次并不完整的行程，也让我获得纪录片拍摄的许多灵感和启发。

青少年求学之旅

如今我们重走西南联大路倍感兴奋、激动，努力感悟其意义，而当初“湘黔滇旅行团”的师生也怀着同样的心情。易社强描述说：

他们为能够亲历这伟大的历史时刻而兴奋不已。有的人认为，如此艰苦卓绝的跋涉肯定会引起世人的瞩目。

可见，即便在当时，甚至可能还没有开始动身，他们中就有人意识到这次行程的意义，觉得会受到世人关注。不过，他们可能没有想到的是，这次行走会深深影响后人，尤其是他们的学弟学妹。

作为清华、南开、北大三校校友“重走西南联大之路”，我认为是责无旁贷，理所应当。甚至可以说，作为这三校校友，不走一次西南联大路就是一种遗憾，一种缺失。当我踏上这条路的时候，我就感觉连通了一条血脉，与当年西南联大的前辈一脉相承，恍惚一下看到了自己的前世。

此外，如今“重走”时，我还更多关注“其他人”，尤其是当今青少年如何看待这条路。令我比较欣慰的是，在云南师大讲堂中听西南联大博物馆馆长李红英讲到一张照片，照片上是几个中学生行走在路上。她说这是一个中学的学生，利用一个多月的暑期，沿着西南联大师生的足迹，徒步从长沙走到昆明。可能很多人忽略了那张照片和背后的故事，因为相比李红英馆长说到的西南联大老教授、在展览馆中为习近平总书记做讲解等，这几个中学生的事太不起眼，似乎不够重要。但我当时一听，却深为感动，觉得意义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