蟋蟀

个人简介：

汤成难，小说散见《人民文学》《收获》《十月》《当代》等，著有小说集《月光宝盒》《飘浮于万有引力中的房屋》《子弹穿越南方》等；著有长篇小说《一个人的抗战》《只有一个乳房的女人》。获得人民文学奖，百花文学奖，华语青年作家奖，金短篇文学奖，钟山文学奖，汪曾祺文学奖，紫金山文学奖等。

1

我决定陪李淑芬过一夜。当我突然出现在她面前时，她很惊讶，随即又兴奋地叫起来。她说原本想要大床房的，但前台说没有，便勉为其难住了这个标间。

现在她要将标间的两张小床合并起来。

我说分开睡也挺好。

不要。她像个小女孩一样撒娇。

我说夜里冷你就爬到我床上好了。

不要。她依旧回复这两个字，一边说着，一边撅着屁股艰难地将一张小床推向另一张。

李淑芬是我的母亲，在我的记忆中，我一直对她直呼其名。她希望我这么叫，说要和我像姐妹一样相处。大概也因为这样的“姐妹”关系，她在我眼里并无威严。记得我的十岁成长礼，学校要求父母必须参加。家长们站成一排，孩子们对应着站成另一排，我们读着写给家长的信。那天我家只有李淑芬一个人来的，吴大勇估计正在搓麻将。那时候我刚学会一些成语，信的内容就是由若干成语拼凑而成的。我写道，李淑芬，祝你长命百岁，万寿无疆，等你老了我给你买长生不老药，让你返老还童……信还没读完，李淑芬就噗嗤笑了起来，别的母亲都在潸然泪下，只有李淑芬笑得前仰后合。不知道是因为这些成语还是我称呼的是她的名字，总之，李淑芬笑得很夸张，直到几串响嗝从她的嗓子口涌出来，她才勉强止住笑。

成长礼活动结束后，她就和吴大勇离婚了。

一直觉得离婚这个词和她八竿子打不着，因为她懦弱，胆小，没有安全感。她需要一个男人，但那时她像中了蛊一样和吴大勇争吵，呵斥他，说他不像一个父亲。吴大勇一直是个感情淡漠的人，亲情，爱情，友情，都是，这和他的原生家庭有关，他从他的父母那里也并没有感受到更多的亲情。

我一直觉得离婚并不是李淑芬的本意，她只是想给点颜色给吴大勇看看，惩罚这个没有父爱的男人。没想吴大勇竟同意了，像是两个拉扯皮筋的人，他先松了手，皮筋狠狠打在了李淑芬身上。

孩子归她，只要吴大勇同意离婚，她可以净身出户。这是李淑芬提出的，果真是在较劲。吴大勇把我们和一些衣物送了出来，吴大勇走后，李淑芬坐在地上，坐在一堆将要和我们相依为命的物品里，一会儿流泪，一会儿笑，低沉与亢奋交替。当吴大勇的长安货车的马达声彻底消失在夜空下，李淑芬才咬牙切齿地对我说，我们一定会过得好的。这是她情绪高昂的时刻。一会儿，低沉的情绪来了，她抽噎起来，说，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那时候我并不理解这句话，只觉得自己很幸福，几年之后，这句话越来越令我感到罪孽深重。

两张床拼在一起后，显得阔大无比，有种无边无际的荒凉感。李淑芬在卫生间洗漱，正乒乒乓乓地往脸上拍着某种液体——一个女人在卫生间会有一种千军万马的感觉。我想尿尿，她移出半个身子让我进去。我说等你结束吧，我不习惯与别人同用卫生间。

我又不是别人，她反驳。

我没说话，正要转身时，发现地砖上一个小黑点移动了一下。地砖是带花纹的那种，印着几个不规则的几何图形。黑点正是从一个几何图形跳到另一个几何图形去了。我蹲下来，想看个究竟，却什么都没有发现，我怀疑自己是不是眼花了。

李淑芬问我看什么，我说没啥，便帮她关上了门。

我斜靠在床上，李淑芬间或探出头来问我学校的事情——遇到新同学了吗？班上男生多还是女生多？教室熟悉了吗？在几楼？厕所离教室远吗？

她的问题我都不想回答，我懒洋洋地把头耷在肩上。那个黑点是什么？我仍在想。

你要多和同学们说话，不要不合群。

我分明看见黑点移动了，我回忆着。

你看，我跟你说话，你都爱理不理，我是不计较的；如果是同学和你说话，你这种态度就不好了，同学就会不理你了。

不是每个同学都和你一样唠叨的，我撇了撇嘴说。

嫌我唠叨了啊，李淑芬又把脑袋伸了出来。

哪里会呢？我连忙说。如果我不及时止住，“嫌她唠叨”就会被她歪曲成“嫌弃她”，然后这个话题又会无限延绵下去。她这趟送我来学校，就是希望我能让她放心，我唯一需要做的就是让她放心，让她认识到我真的长大了，就像她对亲朋好友们描述的那样——“木木现在很懂事”。

从她和吴大勇离婚的那一刻，就盼望我能早点懂事，“相依为命”这个词那几年常被她挂在嘴上。她想象着我像电视里的孩子一样，给劳累一天的母亲打来洗脚水，那个端着木桶蹒跚走来的身影令她不止一次憧憬过；或者，想象着天还未亮时，她就起来做早饭，灯火昏暗中看见坐在窗口借着晨曦早读的我。她的确做到了“劳累一天”和“天不亮就起床”，而我却没有晨读和为她端洗脚水，这让她有些沮丧，于是她起得更早，把自己弄得更加劳累，像个苦命人一样，希望以此来感化我，或自我感动。

2

离婚后李淑芬最迫切的事不是相亲和再婚，而是把我转到省城去读书。她在学校附近找了个工作，工资虽不高，但可以照顾我。工作之余她又揽了点缝纫的活儿，这是她擅长的，她从小就喜欢这些缝缝补补的事。缝纫机是从旧货市场买的，一百元，又花五十元找了个三轮车送回来。我放学回来时，缝纫机已经像个家庭成员端立在客厅中央了，的确，这台缝纫机后来真的成了家庭成员，准确地说，成了李淑芬的另一个“姐妹”。每天放学回来，我都会看到这样一幕：李淑芬边踩踏板，边哼歌，或者自言自语，缝纫机也回应似的发出哒哒哒的声音，哒哒哒，嗒嗒嗒，啊啊啊，她们在互诉衷肠。有一段时间，李淑芬不知道从哪儿接了一些毛绒玩具的活儿，就是给毛绒小兔缝上眼睛和耳朵，她的背躬着，脸凑得很近，像是要将自己的五官也缝进去似的。我想跟她讲学校的事，她听不清我说话；我想说说我的同桌，她也听不见。缝纫机哒哒哒地叫着，脚下四处散落着支离破碎的五官。

我的座位靠墙，同桌是个男孩，两百零一斤，坐下来时如同一大坨肉，正好卡在椅子里。下课我要去厕所，他不让，主要是他很难将自己从椅子里拔出来。我只能憋尿，所以在课堂上，我常常无法专心听讲，全部注意力都用在如何憋尿上，以及设想放学后如何走最短的路冲刺进入女厕所。

让（浪）一下吧，我乞求同桌。我的方言发音“r”“l”不分。

浪一下吧，有同学学我。

浪一下吧，笑声突然炸响。

浪一下吧，笑声此起彼伏。

我把脸埋在臂弯里，眼睛湿润了。后来我极少开口说话，我第一次意识到方言如此难听，除了某几个音的发音之外，还有，我的口音都是往上扬的，省城里的人口音是往下落的，听起来干脆，果断，铿锵有力，而我说起话来音调逐渐上跑，像唱歌。我刻意将音调落下来，但越努力越奇怪。有一次，老师喊我回答问题，那题我很有把握，激动难抑，说着说着就变成了方言，音调奇怪地上扬。老师突然笑了，同学们也跟着笑。我的脸顿时红了，感到十分羞愧。

我转到省城读书，李淑芬是花了代价的，找了她曾经的一个男同学帮忙，吃饭，送礼，共花费两万多块，这是李淑芬最后的积蓄。她觉得非常值得，这足以证明给吴大勇看，她为了培养我倾其所有。然而，事与愿违，我们在省城只待了两年半，在小升初的关键时刻，我们不得不打道回府了。我竟然没有学籍，学籍仍在过去的县小，我无法在省城参加考试，更不可能进入省城的初中。

回到县城对李淑芬的打击挺大的，有种省城已无容身之地的落魄感，虽然表面上李淑芬仍一副斗志昂扬的样子，但内在里她比从前萎靡多了。她的那台缝纫机留在了省城，因为运回来的车费远大于缝纫机的价格。她少了推心置腹的“姐妹”后，整个人有点消沉了。

李淑芬终于从卫生间走出来了，她将自己洗了一遍又一遍，这种不需花钱的水用起来毫不心疼，她在莲蓬头下冲洗到浑身发红。上床前她照例将被子折叠成长条状，她觉得这样的睡法很舒适，也很踏实。她刚叠好，方才想到要和我睡，又把被子散开来。

她催促我去卫生间。我说等一下。

你刚刚不是要尿尿么？她说。

我可以再等一等，我回复。

别等了，别憋尿。她不依不饶。

两分钟，我讨价还价。

快去，她用手推我。

不要碰我，我差点叫起来。

我们都突然沉默了，她的手杵在半空。

我的第一次叛逆就是这样的对话。记得我当时正在看电视，她让我立即关掉，我说两分钟就关。她说必须是现在。我说两分钟后我肯定关。李淑芬认为我在讨价还价，她要求我“立即”，而我希望有个“缓冲”。她动了手，我也还了嘴。

在这之前，我不知道这就是叛逆；这之后，听见她和外婆打电话说木木现在开始叛逆了。我仿佛突然释然了一样，压抑了许久的情绪得以释放，我就是想叛逆了，不想再做听话的孩子了。

叛逆之后，我们的身份对调了，我拥有了李淑芬的倔强，李淑芬则有了我从前动辄就哭鼻子的毛病，她常常泪眼婆娑地向外婆哭诉，向朋友哭诉，也向吴大勇哭诉。哭诉的内容无非是自己多么含辛茹苦，我是多么的不知好歹。

我这就去卫生间，不要那两分钟嘛，我对李淑芬说，声音里带着笑意。是的，我要让李淑芬觉得我懂事了，我要让她感到放心。

九十一天！我在心里小声地计算着，离我的十八岁还有九十一天，我多么盼望这一天早点到来，十八岁，是不是意味着我可以自主选择，我可以等两分钟再去卫生间，我可以独立生活，我可以离开他们？我每天计算着，并在心里默默减去一天。

3

卫生间的面池很干净，毛巾整齐地叠在一起，未被动过，李淑芬用的是自己的洗漱包。内裤和袜子已经洗了，用衣架挂在扶手上。内裤薄得几近透明，这是经年累月使用的缘故。她是一个干净又细致的女人，家里总被收拾得一尘不染，她刻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就是蹲在地上擦地的背影，屁股撅着，脑袋像要栽到地板缝里。我很难想象当初她和吴大勇是怎么走到一起的，李淑芬是个勤劳温柔又多情的女人，而吴大勇粗鲁懒惰，感情淡漠，大男子主义——大概就是因为这大男子主义落在了李淑芬的心坎上，李淑芬偶尔从吴大勇这一特点里感受到一点畸形的父爱。生活中我所见过的女人的婚姻大抵分为两种，一种是年纪轻轻就冲进婚姻，在她们还不懂得什么是爱情的时候，以为对方的几句嘘寒问暖就是爱情；还有一种是迟迟不结婚的，她们对婚姻感到畏惧，好像每一个男人都会将她们伤害得遍体鳞伤。

我又看见那个移动的黑点了，我蹲下来，竟是一只蟋蟀，它在墙角里蹦跳。大概它也注意到我了，便突然停下来，装死一样地静默着。

这只蟋蟀很小，开始我以为是一只翅膀受潮的苍蝇，仔细看才发现是蟋蟀。两条细长的触角超过了它的身长，虚淡地往后一撇，后腿饱满，呈透明状。

你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对它说。它动了动前腿，像是回应。

你怎么爬上四楼的？这回它不动了，安静下来，像在认真聆听我说话。然后它趁我不注意，猛地向前一跃。

你在和谁说话？李淑芬在外面问。

我在唱歌，我敷衍道。

李淑芬叫我动作快点，再不睡明早会起不来的。

我关掉水龙头，擦掉身上的水珠，躺到床上。李淑芬向我挪过来，一只胳膊搭在我的胳膊上，我闻见了她身上的气息，那种被洗发水、沐浴露、肥皂多次涂抹冲洗也无法消灭的气息，像省城出租屋里缝纫机机油的气味，又像是漫到墙角的毛绒玩具的密丝绒的气味。我的嗅觉要穿过这些才能抵达属于李淑芬的气味，小时候我多么迷恋她的气味啊，恨不得永远将脑袋深埋在她的肩窝或乳房之间。寒暑假里，她上班的时候就把我送到外婆家，然后再以捉迷藏的方式偷偷跑掉。她的离开会让我很痛苦，感觉被抛弃了一样。我闹脾气，非要李淑芬不可，外婆又哄又骗，但总是以失败告终，最后不得不打电话让李淑芬回来。若是李淑芬请不了假，外婆就给我讲故事，她的脑子里尽是些鬼怪妖魔，每次都吓得我不得不往她的怀里钻。我闻见外婆的气味了，一股老人特有的陈腐、酸涩的气味，很多年之后我都无法接受这种气味，它和鬼故事一样令我感到恐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