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次心存挂碍的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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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不少青年小说家似乎迷恋上了探案，试图在追索案件真相的过程中，重审真实中的陌异、人性的明暗等命题。乍看之下，汤成难的《子弹穿越南方》似乎也可以被归入这样的类型。主人公老于调查著名雕塑家马格身亡的事件，最终查明令人震惊的实情，这确实是叙事的明线，但整篇小说更具纵深度的部分不止于此。主人公老于的儿子小于有写日记的习惯，而记录下的经历和体验却被小于投入火中，这与雕塑家马格的习惯相仿。小于崇拜马格，但他并非模仿者，面对父亲的疑问，他回答道：“不是怕被看见，而是希望与过去的自己分离或诀别吧”；“其实日记也是与过去的自己交流谈心的方式，当日记在火苗里慢慢化为灰烬时，内心有一种解脱，仿佛与过去的一切决裂了，那是一种重生的感觉，要大步流星地向前了，头也不回地向前了”。对此，汤成难笔下，老于的反应是“陌生”与“意外”。老于意识到，在他未能充分履行父职的情形下，小于正独自完成自己的成人仪式。成人，意味着从对家庭的依赖关系中出走，向着未知远行。对小于而言，即便在叛逆期抗拒与父亲的交流，可在意外事件的外力之下，他也重新认知了父子关系，于是他的远行不是与父亲决裂，而是试着坦露以往不愿言说的心迹。事实上，小说中的老于最终也完成了一次远行，那是从往事的悲伤中、从怯懦的自我中艰难地出走。九死一生之后，异国战场上的老于没有勇气搭救同样受伤的小兵，这成了他的梦魇，也是他决定主动请缨、去负责马格命案的根本原因。马格的城市雕塑，在世人看来怪异而晦涩，很难用传统意义上的美去形容，却也成了内心备受煎熬的老于的救赎。查明马格的死亡真相，需要一种担责的勇气，而勇气似乎从战场上的逃避开始，便被老于搁置了起来——因此，他在工作中的和蔼可亲、与世无争，实则是对胆怯过往的回避，这是汤成难在塑造人物时的细微笔触。小说最后，老于意识到“每个人都在困境中”，必须直面困境，竭力地从中走出。于他，找回勇气，既是直面梦魇，同时也是直面父子关系。

人类的困境始终是文学写作的重要母题之一，但若书写不当，便不免落入抽象且缺乏说服力的窠臼。据此反观《子弹穿越南方》，为了使困境变得具体可感，作者写老于的梦魇，同时让整个小说都弥漫着梦魇般的氛围，如“老于低着头，像是避开灼人的灯光，他说从没有哪起案子让自己如此伤神，从前那些侦破了或不了了之的案子他从没放在心上过，但这一次，他多么想尽快破案，尽快抓到凶手。他说马格的死让他很难过，他总是想起马格被束缚的身子，这些天也常常想起小树林里的那些雕像，每一张表情怪异的脸都重叠在马格脸上”。可以说，《子弹穿越南方》是双线叙事的文本，在调查命案的明线之中精妙地嵌入了围绕远行展开的暗线，而小说中三个人物从困境中出走的远行都心存挂碍：雕塑家马格，以死亡这一决绝的方式向着终极意义上的“美”远行，他的挂碍是艺术能否完成对生命直觉的呈现；儿子小于，正从被他者定义为叛逆期的少年时代向着未知的成人世界远行，他的挂碍是打破父子间隔阂的可能性；父亲老于，试图从怯懦的旧我向重拾勇气的新我远行，他的挂碍是战场上小兵的殒命与当下儿子的成长。心存挂碍的远行，不是与自我或他者作断裂式的永别，亦不是轻易完成的和解；它的核心是共情，是对命运共通性的确认。

与《子弹穿越南方》有异曲同工之妙的是《蟋蟀》，作者在主人公“我”所完成的成人礼中同样嵌入了“我”母亲李淑芬的远行。《蟋蟀》中，“我”经历了一个动荡不安的成长期。童年时父母离异，继而遭受校园霸凌，在这些青春残酷物语中常见的情节之后，汤成难引入了有关纠正学校的叙事：父母虽然离异，但并非对“我”漠不关心；面对“我”的叛逆，父母在忧心中试图压制，终于在失望之情的驱动下将“我”送入纠正学校。小说中的父母并非不爱“我”，否则他们将任由“我”在叛逆中走向可能的堕落。但当父母将家庭教育的职责转给纠正学校，他们的爱便也转化成一种不折不扣的暴力。我相信汤成难在叙述纠正学校一节时，脑海里一定激烈地回荡着许多来自现实生活的事件和场景；但小说家保持了极大程度的克制，她没有以正面的方式展示“我”可能遭遇的不堪经历和巨大痛苦，这根源于她小说中向来的温柔气质和慈悲底色，却也给读者留下了细思极恐的想象空间。

阻碍母亲开始新生活，因方言口音和学习能力不足而导致的歧视、霸凌，这些都是“我”具体的困境，而“我”试图从中走出的第一次努力，是看似主动、实则消极地跟随寝室中的“大姐大”去塑造早熟的自我，逃课、出入酒吧、贴文身贴。被送入纠正学校成为转折点，离开那里之后，“我”开始被动地扮演乖女儿，以避免更激烈的暴力，这是“我”试图从困境走出的第二次努力。第三次则是主动申请去寄宿制高中，通过暂别母亲，“我希望给自己一次机会，也是给李淑芬一次机会”。汤成难讲述了“我”在有形的或无形的牢笼中如何挣扎，并找到了“蟋蟀”这一意象，作为主人公处境的客观对应物。去寄宿制高中的前夜，“我”与母亲李淑芬住在学校附近的旅馆，“蟋蟀”就是这个时候现身于房间的盥洗室。“我”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蟋蟀”，并在次日将它带到室外。作者写道：“我抱着双膝，忍不住抽泣起来，眼泪露水一样地落在草尖上，落在蟋蟀的身上。我在那粒晶莹水珠里看见了自己，一个微型的自己，一个还有九十天就满十八周岁的自己”；“眼前那个小黑点移动了一下，没等我回过神来，蟋蟀便载着我跃入了草丛”。在我的阅读感受里，主人公之所以能够共情于蟋蟀，是因为她看到了一种错位：本应安身于自然的蟋蟀误入了人类的生活空间，也误入了可能被人类暴力所伤的危险处境。主人公或许也从自身处境中辨识出了种种错位造成的对撞和矛盾，比如说，本在县城学校却不带学籍地转学到了省城学校，本对成人世界充满戒备却佯装早熟地出入成人场所，等等。因此，“我”的成人礼，“我”心存挂碍的远行，便是尝试通过主动的选择来弥合错位造成的撕裂感。小说结尾处的泪水是一次久违的情感释放，也是对新生活的祝祷；而“我”所挂碍的，除了自我，便是同样身处牢笼的母亲李淑芬。

《蟋蟀》对母女关系的书写非常精细，写出了复杂却也动人的层次感，上文提及的旅馆情节便是这一点的集中呈现：母亲本想订一个大床房，只为与女儿更近地度过当晚；于是虽旅馆只剩下单间，但也将两张床移并在一起。包括围绕洗澡与如厕发生的小争执在内，“我”略显冷漠与嫌弃的反应中，母女关系表现得拧巴，却也不失温柔。想到母亲并未阻止父亲将自己送至纠正学校，“我”或许仍无法完全谅解，但“我”也深知李淑芬的母爱多年来早已成为禁锢她的牢笼。关切彼此的幸福，却不把个人幸福的实现绝对地寄托于对方，这是小说最后预示的母女双方在人生之路上的远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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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以远行为纲重读汤成难的小说，便会见出几多别样的意味。例如，在富于奇幻色彩的《漂浮于万有引力之中的房屋》中，作者写“我家北边的一座蓝色的房子突然不见了”：“父亲说它去了别的城市，因为住在里面的一个女孩生病了，她的腿坏了，再也不能走路，而女孩最大的梦想就是去各地旅行。蓝色房子带着女孩旅行去了。半年后，我和父亲乘火车去Y市，我们看见了它，它离铁轨很近，还是那么蓝，正和别的颜色的楼排成一排晒太阳呢。”贯穿小说的一个线索便是能否建造漂浮的房屋，其中蕴含的远行意味是人类对于局限性所能作出的随心所欲不逾矩式的突破，以及对于可能性所能进行的不受限制的想象。作者借父亲角色之口感慨道：“可是，为什么要老老实实呢？为什么不能复杂呢？”在带有寓言气质的《东北虎》中，作者预想了一个物种大灭绝的时代，动物园中已罕有真实的动物，只能以人类为“内胆”，披上动物皮毛，试图以假乱真。主人公毛豆扮演的便是东北虎，而包括他在内的、贫穷的“内胆”们常常要遭受动物园资本方的压榨和欺辱。小说的一条暗线是新闻报道说发现了世界最后一只东北虎，它逃脱人类的视线，一时不知所踪。结尾处，身体与东北虎皮毛融为一体的毛豆决定不再忍受，对整个世界进行复仇：“人们看见一个瘦瘦精精长得像猴子的男人逆着人潮走来，他像饲养员一样胸有成竹，朝那只东北虎作了个停止的手势。但老虎并未理睬，抖了抖钢鞭似的尾巴，飞扑上去。东北虎扑倒男人，撕咬着，吼叫着，昂起脑袋，张着血盆大嘴，钢针似的白胡须在长啸中不停颤动”；“越过这瘦精精的人，东北虎继续奔向人群，脚掌与地面擦出沉闷又不易察觉的声音，脊背和前肢强劲的肌肉在耸动。东北虎加快速度，四肢轻触着草地，早晨的草皮带着泥土和青草在身后雨点般溅向天空”。最终，“毛豆/东北虎”开始了“他/它”朝向自然的远行，小说的警世性也随之明了：或许正是资本的贪婪无度，使自然透支了它的剩余价值，造成了物种的濒危和绝灭；而在自然枯竭之后，资本继续将逐利的算法机制转向沉默的大多数，持续透支“毛豆们”的剩余价值。

《东北虎》中的远行，其挂碍所及，是每个微小的个体理应被尊重的生命权益，而它想走出的是一种将万物兑换成利益的意识形态。相较之下，《去梨花村》则直接以远行为主题：主人公“我”前往“G市察木乡梨花村”去寻访早年的笔友“达瓦”，目的地的现状却是“什么都没有，连一间破房子都没有，连一个人都没有，连一只羊都没有，天地间空荡荡的”。但主人公亦已完成了他的心愿——在成长过程中的某个阶段，笔友“达瓦”曾是书信里的倾诉对象；在身心俱疲的成年期，“达瓦”曾生活过的地方再次承载了“我”讳莫如深的心事。小说中写到了“G市察木乡梨花村”的消逝，却并未言明背后的缘由，制造了一种似幻似真的氛围。与乡村空间消逝同步的，是和笔友通信这种旧日生活方式的消逝，而在《行行重行行》《奔跑的稻田》《阡陌》《河水汤汤》这几篇作品中，作者也以乡村世界中父亲这一角色的远行为线索，书写了一首首与消逝对称的挽歌。

与一些同代作者强调地方性色彩的处理方式不同，汤成难笔下的乡村世界似乎有意模糊了现实的针对性，而是想追求某种普遍性；经由回溯式的记忆碎片的重组，田野、河流、草木、房屋等事物，都仿佛是作者将她心中最珍惜的部分移植进文字，这种怀念之情给乡村世界带来了一层柔光。作者倾注了不少优美的文辞来构建水墨画般的风景，这类似于电影中的空镜手法：人物慢慢地走出画面，镜头却不立刻地跟上去，而是在无人的环境中稍作停留，风景也成了文本中重要的角色。对风景的深情，联带着乡村世界的消逝，作者深知城市化、现代化与全球化并不一定要以对乡村世界的全盘否定为前提，这一点便体现于小说中父亲的远行情节。仅以《奔跑的稻田》为例，小说中父亲的出走并不是对于土地和劳作的逃离，他的离家不是为了去融入城市中的现代生活，而是执念般辗转着寻找适合种粮食的地方。作者写道：“秋天过后，父亲仍没回来，他要不停地开荒、耕地，为春天能播种更多的种子。仍然在霜降之前，我们收到父亲寄回来的稻米，比上一次多了一些，不仅是一只袖子，而是一整套衣服——上衣和裤子。仍然是将每一出口缝好了，形成一个空心袋子，稻米将袋子塞得满满的，成了人形。”小说有一个浪漫而感伤的结尾：“我”已长大，但父亲仍未归来，而那件装满父亲心血的人形衣服“布缝里不知何时钻出了无数细密如针尖一样的绿色谷芽”。“远行”的父亲，他的挂碍永远是土地。汤成难无意用二元对立的思维方式将乡村世界虚构成与当代城市生活相对的乌托邦或桃花源，她写出的是无数人的命运：乡村生活以及寄寓其中的朴素价值观塑造了他们的身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