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林寻踪：在大熊猫的家园里重建联结

这是一道川西的气候分水岭，一条108国道像是一把蜿蜒的长矛，径直插入了这个气候阴阳界的中间。4月8日下午，大相岭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的科研监测股股长宋心强和八位队友一起，来到泥巴山保护站做2025年的首次春季巡护。保护站紧挨108国道一处下坡弯道，海拔1800多米，两层的宿舍楼在大卡车路过时会有一种轻微的震颤。在经历了一个无人的冬天后，本就老旧的小楼又多了一丝破败，觅食的野老鼠们拥来翻捣，咬坏了几乎所有电线和插线板。“太疯狂了，它们显然把这里当家了。”宋心强到站后第一件事，就是和队友花了一天打扫，好不容易才把冰柜电线给接上了。

冰柜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要拿它来冻各种各样的屎。宋心强打开冰柜，给我看春巡第一天的“战果”：几坨豹猫屎，看着跟普通猫屎无异；一根白腹锦鸡的羽毛，它在繁殖季后会尾羽脱落；以及更重要的、也是本次巡护的主要目标——熊猫屎。它个头很大，纺锤状，远观像是一个饱满圆润的红薯，近看是由一根根被消化的竹节黏合而成，有一种油亮的绿色和竹子的清香。这让一坨熊猫屎在野外十分好辨认。冰柜冻着新鲜的屎，饭桌、办公桌也放着几坨装袋的还未入柜，“有时候我们在饭桌上吃饭，中间是一盘菜，旁边就放的全是屎”。

每一位跟大熊猫打交道的人，都无法避免要从一坨屎开始。找屎、捡屎，把屎装袋、放入冷冻箱冻屎，最后是测屎。这是我来到泥巴山保护站上的第一课。春季是找屎的最佳时节，大雪覆盖后让熊猫屎更加新鲜。科研人员可以通过屎上的竹节咬节长度、检测覆在屎上的黏液来判断熊猫的年龄、性别以及身份信息。管护中心一共20多人，人人自称“捡屎官”。

“一般最好是三天以内，超过七天就不行了。”宋心强说，大熊猫由肉食动物进化而来，肠道短、消化快，一般进食四五个小时就会排泄，“有时候边走边拉，边吃边拉”。第一天巡护，队员找到的最近一坨屎离保护站直线距离不到200米。宋心强专程带我去看，那是108国道边一处需要躬身前行的竹林平地，还残存着4～5坨已晒干未拾捡的粪便，咬节长度3～4厘米，目测是一只成年大熊猫，“幼猫屎会比这个小很多”。大熊猫的粪便里残存着大量竹节和它的“身体密码”

我望着这几坨屎，听着国道上川流不息的卡车行驶声和喇叭声，很难去想象，就在不久之前，居然有一只大熊猫偷偷跑到离人类如此近的地方，悠闲地躺着吃了大半天竹子。

这或许是一份属于雅安的特性。雅安是四川盆地通往川西高原的一大入口，境内绵延的群山中就有中国最早发现大熊猫的地方。上世纪60年代，国家成立卧龙、王朗等首批自然保护区开始保护野生大熊猫，但雅安由于地处交通要道，汉、藏、彝等不同民族聚集，一直面临保护与发展之间的矛盾。

2021年大熊猫国家公园正式成立，雅安有近40%的面积都在国家公园内，荥经县更是有近50%。108国道上的泥巴山不仅是气候分水岭，也连通着荥经与南部的汉源、石棉县城。我来到这里，就是想看看在一个人类活动频繁且不可避免的地方，是如何做野生大熊猫保护的。

当然，这一切都要从寻找一坨熊猫屎开始。那将是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宋心强这样给我打预防针：一方面，大熊猫喜爱高寒环境，生性警觉，嗅觉、听觉都在人类之上，“你靠近它前，它早就发现你，躲起来了”。另一方面，巡护监测对体力要求极高，之前也有一些媒体、团队想要跟队，但“根本坚持不下来”，耗到后面只好找地方摆拍了事。不过他还是答应，让我们跟一条短距离的常规路线试试，“顺利的话早上8点半出发，中午12点前就能回来”。

“别指望能遇见大熊猫。我追了七八年都没见着一只，屎倒是捡了一大堆。”宋心强自嘲道。找屎之旅

次日9点，一辆柴油皮卡车蜿蜒着下山，在108国道的一个路边把我们放下。这时候，我才意识到情况有所不妙。

来到泥巴山前，我以为这趟旅程就像小众徒步路线，是带着山林野趣的，即使耗费体力，但至少也是有山路或小道可走的。但下车处目之所及，只有国道下方一条融雪涨水的小溪，身后是一个小山坡和一座绿荫葱茏、呈阶梯状的大山。我们的任务就是要爬上大山，查看布置在高处的两台红外相机、更换电池和存储卡，并在沿途收集一切有价值的动物残留物。

少年时期，我曾多次路过川西高原的这些大山，想象着这些充满压迫感的山体深处会是何等野性，但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竟会亲自来一探究竟。现在，摆在面前的首要难题就是：这里压根没有路，我要怎么爬上去？溪流还涨水了，要怎么跨过去？

领队者是生于1996年的队员杨稀，带着两位生于1998年、2001年的队友，他们年轻，身手灵活。他看出了我的犹豫，让我跟着他扯着竹子、树干下到溪边，再踩着几块大小不一的石头跨过水流。他的动作一气呵成，而我仅是翻越一块大石头，就在大腿根处感受到了久未有过的韧带撕扯。同行的摄影师张雷为了跨过这条溪，更是在岸边徘徊了十几分钟。后来他告诉我，一下车看到是要这样爬山后，他就知道自己肯定要放弃了，“只是什么时候的问题”。跨过溪流后，我们继续跟着杨稀翻上一个陡峭的小山坡。不过20多米的高度，却要手脚并用，紧抓长满苔藓的树干、树枝和竹枝。山坡的平缓处是一片低矮竹林，需要我们躬身前行，身前的巡护队员边走边扒拉树枝，不时用镰刀在丛林中开出一条路来。我身居其后，时刻留心躲避他们扒拉反弹过来的竹枝或树枝，也谨防镰刀的误伤。茂密的丛林里一不留神就可能落单，因此人要时刻呼应，发出猴子一般的吼叫。

杨稀毕业于西华师范大学的野生动物与自然保护区管理专业，2017年来到大相岭自然保护区工作。他戴着一副眼镜、挂一个相机，话语间有股理科生的严谨与斯文，但在山里他行动迅速，留意林中一切有价值的动物残留，有一种属于丛林的文武双全。仅是在这个小山坡上，我就收获颇丰，先是遇见了一只草绿龙蜥（四脚蛇），然后又在一个空地处发现了一个乱糟糟的野猪窝。曾有一只野猪咬下了周边竹子和树枝，在这里搭起了一个有入口的巢穴。“它要用这个来保暖，尤其是母猪产子的时候。”杨稀解释。遇到这些时，队员们都会拍照，把小动物或其残留物装袋留好、系在树上，返程时取回。

而返程还遥遥无期。再往深处是一个山沟，有一条水量更小的小溪经过。相较于国道边的水流，山沟里的更加原始，树荫遮蔽，涉水的石头上布满了苔藓，我在踩着石头过河时不慎滑了一跤，打湿了左腿。此时，望着山沟一侧还有一个目测超过70°的、一眼望不到头的大山坡，满头大汗的摄影师张雷终于选择了放弃，留在原地等我们。我则继续跟队，开始了一段强度更高的爬升。

这是一个更加考验攀爬能力的过程，因为坡陡，人要按照“之”字形爬升。手抓着树枝和竹枝借力的时候，脚上还要不断地寻找着力点，那可能是一窝竹子，也可能是半裸露在山地之外、不知道有多大岁数的老树根。潮湿的气候下，布满枯枝败叶的腐殖质层也是松动的，需要斜着身子反复踩实。费力爬升时，我还得担心滑嫩的树枝或腐殖质层里是否会突然蹿出来一些莫名生物。

在这样的原始山坡上，我此前不多的户外经验完全无用——登山鞋的鞋底很硬，踩到苔藓极易滑倒，还不如穿一双劳保鞋轻踩通过。登山杖更是毫无用处，远不如镰刀或一副厚实耐造的手套。唯一有用的是冲锋衣，它的外壳和帽子给人一种被包裹的安全感，让人能在丛林里埋头前行，以及队员们教我下载的一个户外App。终于爬上山脊后，我喘着宛若刚跳完HIIT一般的粗气、感受着咚咚心跳，从兜里掏出了许久无法顾及的手机：爬升约一个半小时，海拔上升不到200米，却消耗了1016大卡。这应该是城市生活能在这里提供的唯一经验了。丛林里也有城市难以想象的危险。山脊上有此行要查看的第一台红外相机。“山脊相对平缓，野生动物喜欢沿山脊活动，更加节省体力。这里视野也更好，一眼能望去20多米，能拍到的东西更多。”杨稀说，危险也是在此频发的。曾有队员遇上了黑熊，拿着树枝吼叫才把黑熊驱赶走——黑熊又跑到了其他队友的区域。还有一次，两位队员撞见了野猪一家，两边悬崖耸立，两人只好立马爬上树、屏住呼吸，等野猪靠近大吼大叫才把它们赶走。这种来自人类的威慑对群居的猴子则毫无作用，如果狭路相逢后人类扔树枝和石头来硬的，一群猴子会立马加倍奉还，所以最好的方式是遇见就跑。

小体积的生物更加可怕，那是一种在人类注意力之外的无孔不入。山上最常见的是蚂蝗和蜱虫，队员们在爬上山脊后会相互检查。蚂蝗一旦感知到风吹草动就会扑上来吸血，人毫无知觉。曾有一位队员在巡护回站后，晚上就寝前才发现整条内裤全都是血，有两只蚂蝗正在裆里吸得畅快。蜱虫危害更大，它附上人体后会顺着身子爬，找好地方后会把带着病菌毒素的鼻头扎入人体，极易引发人高烧和感染。“那真是防不胜防。有时候你白天看着没事，晚上睡觉时把衣服放在旁边，它就有可能顺着衣服爬到你身体上来。”杨稀回忆，一位队友连续两次被蜱虫爬入鼻孔，第一次没经验高烧不退，去医院抢救时才发现蜱虫已经长得很大了。

讲完这些故事后，杨稀顺水推舟地劝我放弃，因为要抵达第二台红外相机处还有一段漫长的高强度爬升。我汗流浃背地喘着气，表示同意。但看着两位队员继续往上的背影，我也意识到，放弃是我们这些外来者的特权，如此消耗与高风险的巡护却是他们的常态——季度巡护每三个月就要展开一次，队员们要在一个多月里爬完荥经片区860公里内的440个网格点位，查看并更新对应的440台红外相机。在远离108国道的更深处，没有水、电和手机信号，巡护队员要请向导，背上一两周的物资，夜宿在废弃水电站的危楼里围炉取暖，或是砍下木头、拉着塑料布搭起帐篷，在寒风中通铺就寝，哪怕是男女同行。如果说生物圈的危险还可以规避的话，那自然界的风寒就无法阻挡了。常年在阴冷的高海拔处行走，让几乎所有队员都患上了风湿，一下雨就腿疼——包括2001年出生、走在我们前方的最小年龄队员康峻。

一个多小时后，康峻和队友凯旋的簌簌声从丛林里传出。他们带回来了一坨大熊猫粪便与拍到的珍贵影像。一只大熊猫在海拔2300多米的山上对红外相机展现出了无尽好奇，它扒拉相机的画面成了这个相机的最后影像。队员们还带回来了路上被几只猴子扔树枝围攻的笑谈，以及正在墨绿色的制服上游走乱窜的几只蜱虫。杨稀赶紧帮队友清理，把捉住的三只蜱虫用塑料袋封好，打算以后做科普用。然后，我们一行人连滚带爬，回到了108国道的溪流边。时间是下午2点。

后来我才知道，这条路线是巡护队招募队员时一条常规的考试路线。从108国道边爬到山脊上的第二台红外相机处，24岁的康峻能用56分钟往返全程，而手机App显示，我只爬了约2/3的路程，海拔波动不到200米，却耗时超4小时，消耗2100大卡。孤岛化：大熊猫保护之忧

巡护当天，宋心强没有跟我们走，而是走了一条更远更高的路线，“我要去碰猫”。2024年初，泥巴山高处拍到了一只大熊猫母兽带崽的画面，他想看看今年能否在相应区域捡到粪便，甚至碰见这对母子。下午3点多，他带回来了几坨不算新鲜的粪便，也没有遇见熊猫，言谈间有些失落。

能否在野外遇见大熊猫，是巡护队衡量自身工作的一道尺。大相岭管护中心里，几乎每个人都会说自己从没在野外见过大熊猫，其他人也没见过。为什么要如此执着于遇见野生大熊猫呢？跟着队伍进行一趟巡护后，我似乎能理解他们一些：作为国家公园的一部分，偶遇大熊猫不仅是一种期待和认可，也代表着一种回报。

巡护工作不仅高危，也很寂寞。队员们三两成行，每年有一半时间在外风餐露宿，阴冷高寒的天气对于外地人尤为难熬。宋心强来自平原地带的山东济宁，硕士是在云南的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两栖爬行类动物，2017年来到这里做野生大熊猫的监测保护，不仅患上了风湿，每次见面同学都戏谑说他皮肤白了不少。常年的巡护中，他还养成了野外摄影的爱好，在工资不多的时期就自掏两三万买了相机和镜头，八年来在丛林里留下了不少穿梭的划痕，“我得给自己留下一些印记，让这些年的工作没有白做”。

这些寂寞的付出背后，一个更重要的问题或许是，要遇见大熊猫，最近可以去60公里外的雅安碧峰峡，再远可以去都江堰或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为什么又要成立大熊猫国家公园呢，为什么又要去国家公园里偶遇野生大熊猫呢？原因在于，相较于圈养大熊猫，今天的野生大熊猫仍是需要保护的，它们代表了中国大熊猫的大多数。截至2024年11月，全球大熊猫圈养数量有750余只，而早在10年前，中国第四次大熊猫调查就显示，中国有1864只野生大熊猫活跃在川、陕、甘三省。这一数字是靠着抽调的巡护人员“捡屎”三年才完成的，比40多年前的1100多只数量大幅增加，彰显着中国在保护大熊猫方面的成就。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就将大熊猫的受威胁等级从“濒危”降为“易危”。

但隐忧在于，这1864只野生大熊猫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有灭绝风险。原因是大熊猫种群的延续依赖于遗传基因的多样性，长期圈养已被证实有近亲繁殖的灭绝风险。野生大熊猫多年的生存演进则是靠着不同种群、谱系之间的交流和繁衍来实现的。但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大熊猫的栖息地变成了一个个“孤岛”，它们之间自由的“走婚”在过去几十年里变得零散破碎。这已经威胁到了其基本的生存规律。比如前述调查就显示，1864只野生大熊猫可被分为33个局域种群，有24个小种群都有较高的灭绝风险，数量占12%。有鉴于此，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在2015年数据公布后表示：大熊猫生存形势依旧严峻，保护工作任重道远。

从地图上看，大相岭是与邛崃山系相连的，二者在川西高原入口呈一个微微右倾30°的“L”形交会，邛崃山系就是那根很粗的竖画，有超过500只野生大熊猫，而大相岭山系则是很细的短横。泥巴山位于二者夹角的下方，是两大山系大熊猫“走婚”交流的一大重要走廊。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大相岭和邛崃山的大熊猫能彼此交流，有利于大相岭熊猫的复壮。但后来随着人类活动加剧，这片原本连通的熊猫栖息地被切得支离破碎。首先是108国道的开通。它连接着荥经与汉源县城，很长时间里是一条流量巨大的交通要道。柏油路给山体留下了无法磨灭的痕迹，“光是翻山就要两小时，冬季下雪后路面有暗冰，山上还会起雾，能见度很低，车轮胎都需要挂链条开，没挂就非常容易发生车祸”。一位附近的村民说，一有车祸就很快会堵车，少则几小时，多则三五天，形成一条鸣笛与车灯的汽车长龙，许多村民都会沿着这条长龙叫卖食物，颇有一种嘈杂的壮观。

更致命的是开矿和砍伐。泥巴山的山林成了经济增长的砝码，先是在1970年代建立了国有林场，开始大量伐木，后期又进驻了很多中小矿厂、水电站，直接在山体上开挖和建设，无休止地开发能源和花岗矿石。“那时候直接是推土机进去开路，然后人和机器就进去了，在山体上天天‘哒哒哒’地冲击。”附近的村民说。我们巡护的山体中，就不时布满了零碎的石块。

人类活动的侵扰，在荥经县的龙苍沟镇最为剧烈。这是大相岭山系往里的一处大山沟，处在“L”形夹角之内，是“雨城”雅安降雨量最多的地方，气候四季温润潮湿，森林植被更加茂密，也因之遭到了最惨痛的砍伐和开采。

“五六十年代就开始砍，砍的都是天然林。那时候国家要修铁路，很多树木就被砍了当成铁路上的枕木了，尤其是冷杉。”62岁的龙苍沟镇发展村村民黄建银回忆，当地森林里长满了一种类似苔藓的草，因质地柔软被称为“泡草”，“像走在地毯上一样”，后来也被开采，卖到港台等地供给当地人的鱼缸。还有不少水青冈（也称山毛榉）也被砍掉。这类木头很硬却又不失细腻，纹路漂亮，常用作木地板，“当时就能卖到上千元一立方米”。这些林子被成片地砍，如果新树还没长起来，就没有可砍的了。“那时候为了生存没得办法。”黄建银说。山里还盛产一种八月竹，每年8月就漫山遍野地发笋，很多村民会上山打猎和采笋。这在上世纪80年代越发频繁。随着改革开放，有很多老板来此承包山林，受雇于这些老板的民工大量从周边县市拥来“打笋”，“一到季节就是成千上万人，漫山遍野都是人在打。林子基本就在那时候毁了”。

这种人类活动的侵扰，让整个四川在上世纪70年代后栖息地大面积退化，代价是野生大熊猫数量从1970年代第一次调查时的近2500只，断崖式地下降到1980年代末第二普查的约1100只。其中，依附于得天独厚的自然地理条件，大相岭所在的荥经县一度是全省山区县经济发展榜首，大力发展占全县GDP约70%的石头、木头、水头“三头经济”。但在第二、三次普查中，大相岭山系的野生大熊猫数量分别只有20只、16只，到了岌岌可危的地步。而这些数量极少的大熊猫，还可被分为三个更小的细分种群，最小的甚至不足三只。

“我小时候在海拔1400米都看见过熊猫，后面就越走越高、越走越远了。那个时候我们都有保护意识了，不会打扰它，但它还是一看到猎狗就爬上树躲避。”黄建银说，“大熊猫就是这样，一旦受到了惊吓，它可能就再也不会来这里了。”付明霞是大相岭自然保护区管护中心的副主任。4月10日，我们跟着她来到了龙苍沟，这是大相岭山系的另一面，与泥巴山可谓一体两面。山下入口是一个醒目的“大熊猫国家公园南大门”的牌子，通往山顶的盘山公路云雾缭绕，湿润得在空气中溢满了水珠，体感与泥巴山的开阔高寒截然不同。几处山沟的转角，都有几棵造型奇特的树木，在大雾中散发着一股仙气。“这些‘歪瓜裂枣’的树木，都是当年砍伐时没有被看上的，幸存了下来。”付明霞说。

荥经县于2003年成立大相岭自然保护区，龙苍沟被划为景区。但发生在上世纪中期的砍伐在今天的龙苍沟依然留着深刻烙印。在少量造型奇特的树木之外，沿途是成片的、笔直高大的森林。它们密集矗立，在雨雾中呈现出一种朦胧寂静感。

但对于一个栖息地来讲，高耸的密林却并非一种健康形态。它不是自然的，而是在最初的疯狂砍伐过去后，由国有林场、森林工业在原地种植的人工林，通常是柳杉等树木，特点是长势快、密度大、产出木料多。没有种人工林的地方，则任由其自生自灭。失去了原有生态系统的制衡后，各类植物在此展开了一种赢家通吃般的大竞逐，让一种属于栖息地的多样化快速退化。

车开到山顶的马草河保护站，付明霞带我看了一块小山坡。那是一片目测约五亩的山地，漫山遍野都长满了八月竹，低矮细密。“竹子的生命力强、长势快，这满山的竹子，都是由一个母根系发出来的。”付明霞说。但竹子并不是越多越好。无论是人工林、纯竹林还是次生林，都并非大熊猫的理想栖息地，而是一种“绿色荒漠”。“理想的栖息地应该是上层有高大的乔木做遮蔽，中层有密度适中的竹林，一些灌草丛林，底层还有苔藓。”付明霞是青海人，在云南做过两栖动物研究。她熟知那里热带雨林的模样，分层明显，视野一眼能看三四十米，而大相岭这些密布的竹林和人工林影响了正常的生态。“大熊猫活动范围大，竹林过密会影响行动。乔木能提供安全庇护，方便它在遇到天敌时上树。”这种有层次、立体的森林才是最好的，是自然界多年演进的结果。

如何去重建这些栖息地，是保护野生大熊猫的一个当务之急。只有恢复好栖息地、有了立体的生态廊道，它们才能逐步走出孤岛，去扩展生存空间，进而扩大种群基因。但在过去多年，这一领域却是被相对忽视的。

蒋泽银是阿拉善SEE基金会（北京市企业家环保基金会）生态保护与自然教育项目的总监，2018年，他所在的SEE基金会在国内调研走访了一圈后，发现这一领域资金投入的重点多放在大熊猫繁殖领域，而栖息地修复方面却依然落后。

“这应该是最终要去实现的一个根本性东西。通过在不同区域做栖息地和廊道修复，让大熊猫等野生动物可以自由穿梭活动。”蒋泽银说。于是他们将重心放在了栖息地修复上，选了包括绵阳北川羌族自治县、凉山越西县、雅安荥经大相岭等五个地方做试点，为之提供修复技术和资金支持。“每个地方的特点不同。比如北川是砍伐后种植的人工林密度过高，凉山越西是砍伐太严重，我去调研的时候山上几乎快砍光了，看不到一草一木。雅安的特点就是水分太好，竹子长得太快太密，杂灌次生林严重，而乔木长得慢。”

国家公园的建设加快了这个进程。蒋泽银早年也是一名监测巡护的“捡屎官”，工作第一天就参与了第三次大熊猫调查。2010年前后，他就参与过一些栖息地修复的试验，但效果并不好。他说，系统性修复一直面临资金不足、各保护区重视程度不一、管辖范围受限等难题，“之前是各个保护区各自为政，有些做得好，有些一般。有了国家公园以后可以从整体上做通盘考虑”。

2017年，四川启动大熊猫国家公园体制试点后，大量区域被划入界内的荥经县开始清退矿厂和小水电站，并为之招募相关人才。当年，大相岭自然保护区就引入了6～7名硕士，并在此后以每年腾出1～2个编制名额的规模持续招揽人才。付明霞和宋心强在2017年后加入，两位一直以来生活在干旱地区的北方年轻人，来到了整个四川最潮湿区域里一个“没有存在感的单位”，开始顶着山林里的湿冷巡护，同时成了栖息地修复的一线工程师，“北方人在这里就是‘弱鸡’”。

除了要适应气候上的不同，他们还要攻克技术难点。首当其冲的就是既然当地竹林和人工林多，那就要砍伐疏通。他们按照疏伐带三米宽、保留带五米宽进行清理，并根据竹子、乔木的高度做微调，目的是让乔木和竹林都为彼此的生长留出空间：竹林太密了，乔木长不起来，反之亦然。但大相岭的竹子生命力还是太强了。付明霞记得，在龙苍沟一个山坡做试验时，他们砍了一块林地后，三年没有进行人工管护抚育，也没有栽树，“我们以为只要砍开了，树木的种子会自然落进去、再发芽长起来。但三年后竹子还是疯长，树苗还是长不起来”。团队反思后发现，树种根本落不到土壤里，于是决定在疏伐后补栽树木幼苗。

栽什么样的乔木也是一门学问。他们先后试过云杉和柳杉，效果都不如意。柳杉是人工林的遗留树种，郁闭度高，不利于林下生长，云杉则不适应当地的湿润气候，长得慢。“冬天积雪很重，树太硬了，那个雪都能把树枝压断了，原生树就会好很多。”付明霞说。他们此后调整为冷杉、铁杉等针叶树，这些都是当地原生树，能很快适应环境。树苗也是试验过的：起码是要有一米五高、生长了四五年左右，超过同期的竹子，“如果从种子开始萌发，树苗压根抢不过竹笋，最后还是得重来”。

试验的过程里需要不断地试错。在那片遍地竹林的小山坡前，付明霞对我说，这片地其实是一个失败的样品。但为了验证乔木郁闭度对竹林生长的影响，他们索性将这片地分为不同板块，盖上了参数、层数各异的遮阴网。她每月会定期测试地块里的竹子营养成分、适口性等指标。竹林茂密，细细的竹枝挂在脚上，她要费很大劲才能挪起双腿，“一天下来一身汗”。试验结果证明了郁闭度的差异：“至少在我们这里，郁闭度75%对竹林是最好的。竹子水分也会更多、口感更嫩。竹子本身没什么营养，只要有一个微量变化，对大熊猫来说都会有很大好处。”付明霞说。

“它们争夺的资源主要是这里不多的阳光，有了乔木的郁闭控制，下层的竹子和灌木不会长得那么疯狂，它们相互之间才会形成一个竞争和共存的平衡关系，这才是一个健康立体的森林系统。”付明霞说，“纯竹林也好、人工林也好，看着绿油油一片，但其实生态系统稳定性是很差的，因为里面昆虫、鸟类、兽类喜爱的环境和食物是没有的，生物多样性很差。其他一旦是遭到了竹子开花这样的灾害或是虫害，那整片区域全部完了。所以我们做栖息地也不只是为大熊猫服务，还是为了生物多样性，只是会把一些区域变得更适合大熊猫通行。”

三年的试验后，团队已有了一些心得，栖息地修复工程开始往外拓展。目前，在整个大熊猫国家公园内，有包括泥巴山廊道在内的六条大熊猫廊道建设正在实施中。“这是在用最小的代价促进大熊猫种群间交流。”宋心强说。无论是泥巴山还是龙苍沟，大相岭栖息地修复的初步效果已在呈现。2019年到2024年，发现大熊猫粪便、目击到大熊猫或者红外相机拍到母兽带崽等大熊猫活动的迹象多次上演。这代表着栖息地生态系统正在缓慢恢复。

这也要归功于人类的大范围退出。2012年，雅安到西昌的高速路正式通车，终结了108国道的火热。泥巴山恢复了宁静。“我们在其他地方也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原来可能修复效果不太好，但自从一条隧道开通后，野生动物的活动就明显增加了。”蒋泽银说。

“栖息地的修复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要真正看到效果可能还需要10年。”蒋泽银这样提醒我，即使试验效果不错，林木的生长还要很长时间，在森林系统形成共存的竞合关系前，都要不断地进行人工干预以保证效果，这是当下最难的。

那谁来干预呢？考虑保护区工作人员只有20多人，且平日还身兼科研、巡护工作，他们只有动员当地村民们来跟他们一起努力了。这些土生土长的当地人，才是修复自己家园的真正主力。黄建银是其中一员。我在龙苍沟遇见他的时候，他正跟着十几位村民在上山的路上采摘树苗，打算将这些树苗栽种到一片新近疏伐的林地。一共600亩的面积，十几个人大概要干两周才能完成。然后，他们会对这些土地进行长达三年的持续抚育，对未成活的树苗进行补种和更新，直到森林系统稳定。云雾天里雨滴不断，他外层披着一件迷彩服和一件号称价值上千元的自家手织蓑衣，在山路上来来去去，行动敏捷。

黄建银所在的发展村是龙苍沟内最大的村子，有1000多村民。上世纪90年代国家禁止采伐后，大量村民去往沿海地带打工，他因为有山林经验，家里还有几十亩林地要照顾，就留下来做了一名兼职护林员。2003年后，龙苍沟转型做旅游景区，一部分村民开起了客栈和民宿。国家公园成立后，发展村又顺势打出了“熊猫民俗村”的招牌，一到夏天就挤满了前来避暑的客人。但黄建银说，靠开客栈能谋生致富的村民还是少数，只占到10%～20%，仍有很多村民面临如何在山里“吃饭”的问题。

“我们这个年龄出去打工也没人要了。做这个是最好的，给国家也是给生态做贡献。”黄建银说。村民们组成的抚育队一年大概有100多天都在各类地块忙碌，保护区按照每人每天200元左右发报酬，常规管护员每个月还可以领取800元工资。已过退休之年的他能靠着做抚育和护林，每年领到4万～5万元报酬，占全年收入的一半。另一半来自业余时间照顾自家的几十亩林地。黄建银说，对于没有养老金的农民来说，这样的日子算是很不错的。

“国家公园里大型机器进不来，只有靠大量人工，而这是最贵的。”付明霞说。村民们的工作热情取决于收益，一旦这个收益断掉，那人工抚育工作就有前功尽弃的风险。但现实的困难在于，大相岭栖息地资金需求大，全靠财政拨款不现实，“以前我们都是雇村民在山林里直接采摘树苗，但是成本太高，长期下来根本没法坚持”。

于是，团队想到了跟第三方合作，比如通过不同的基金会、企业ESG项目去申请资金，采取了一个项目对接一块修复地的方式，还有项目专门对接建设苗圃。这样既能筹集资金，也能做一些研学和自然教育，汇丰银行、沃尔沃等企业都是他们的合作伙伴。付明霞说，尽管有很多第三方资助，但资金依然捉襟见肘，“栖息地的修复一般最好是五年，我们这里只能压缩到三年”。如今，一些三年期的项目即将到期结题。

另一大困难在于，有山林经验、懂得人工抚育的村民劳动力正在渐渐老去。综观黄建银所在的栽种队伍，皆是60～70岁的农村老年人忙碌摘苗并栽种。等这一代村民完全老去后，大相岭这片山林将很难找到有山林经验、懂林业技术的年轻人接上。“所以，真正的栖息地修复工作也就这几年了，我们得抓紧做完。”付明霞说。

黄建银对此体会很深。60多岁的他算是队伍里比较年轻的人。他觉得现在的年轻人体力不行，也没有野外经验，做不好这项工作。他曾带过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进山体验，结果发现对方拿着镰刀连一根竹子都砍不断。“我当时就说小伙子你是没吃饭吗还是怎么？所以我们一般不找年轻人做。”黄建银说。

城市化不可阻挡，村里的绝大多数年轻人都进城了，也带走了大量同辈老人。黄建银有两个女儿都在成都定居，她们不会务农，还需要黄建银在不忙时帮她们带孙辈。他说，现在能在队伍里做抚育工作的，基本都是在城里带大了孙辈再回村的人，因而年纪偏大。“等我们这辈人老了，这个活路就恼火（困难）了。”黄建银说。

不过城市化也让人类活动大范围退出山林。这给了栖息地修复一个难得的机会。如今在泥巴山，也已能看到一些栖息地恢复后的形态。在保护站后山，连片的竹林被砍出了带状，只留下了一片密闭的柳杉人工林做自然教育，以及一个20×20米的长期监测地点。队友们巡护完毕后，会用无人机去查看这些森林状况。从空中看，它们呈有规律的条状分布，远看上去像是一片梯田，夜里则经常传出青蛙叫。“等这几年人工抚育过了，就可以让林子自然生长了。”付丽霞说。

最近几年，团队的工作重心也在变化。2018年，龙苍沟建设了一个全球最大的大熊猫野化放归基地。这个基地占地面积有3000多亩，位于国家公园内的核心保护区。他们要负责放归的辅助巡护和科研工作。“我们不只是保护大熊猫，是保护生物多样性。多样性好了，大熊猫自然能好。”宋心强经常去这些区域巡护，抓一些青蛙或小型脊椎动物回来，为它们拍照甚至制作出标本，给当地学校做科普讲座。转山巡护时，队员们的注意力也不只在熊猫，也会讨论不同类型的高山杜鹃是何时开花，又是何等美丽。

宋心强的微信头像是一只小熊猫，这是在大相岭遇见概率更高的熊猫兄弟。2021年的冬天，一位队员在泥巴山巡护时，发现了这只大熊猫幼崽。它当时刚刚出生不久，毛发还是灰白色，躺在林中奄奄一息。巡护队员赶紧把它带回到保护站救护。但队伍中没人有救护经验，他们就赶忙请教有救护资质的成都大熊猫繁育基地：大熊猫幼崽要吃什么、多久喂一次、水温多少等等。

为了照顾好这只大熊猫，队伍专门从外面买了奶瓶、奶粉和型号不一的奶嘴，“就像喂养小孩子一样，天天抱起来排便、喂奶”。如此喂养了几个月后，大熊猫很快被养到膘肥体壮的红色。它也对人类抱有好感，一呼即应，见人就会亲切地摇尾巴。队员们都很喜欢它，给它起了一个亲切的昵称：“闷墩”。

九个月后，“闷墩”长大了，站起来能有近一米高。考虑到天气转暖，大熊猫又是没有领地意识的群居动物，团队思来想去，还是决定把“闷墩”放归。“只在保护站生活的话太委屈它了，空间太小。”宋心强说，那之后，他们外出巡护时会带它到附近的山林，让它提前熟悉环境。

2022年的一天，“闷墩”照常跟着队员们巡护。或许觉得自己已经准备好了，被一声山林异响惊扰后，它终于头也不回地扎进了丛林，巡护人员再也没见过它。“它自己把自己放归了。我们很舍不得，但野外才是它真正的家。”宋心强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