填四川，从老虎荒野到天府之国

好在镜头之下，人类和大型哺乳动物并未产生激烈冲突。在雨林深处，大片的森林被速生的桉树取代，野生动物被迫退缩到一个个孤立的原始林的“孤岛”中，当农人们开荒烧毁树林，动物们四散奔逃，小鸟飞越燃烧的火墙却不幸在火海中掉落。庆幸的是，那些在黏土筑就的蚂蚁“山”中建造巢穴的鹦鹉存活了下来。在与人类共生的时代，动物们也在“适者生存”，绝大多数的野生动物从人类的领地撤出了，甚至绝迹。

从天然的图画到人工的、人类主导的世界，需要什么样的过程，又需要多长的时间呢？《绿色星球》展示给我们的是21世纪的世界，大型机械所到之处，原始森林的砍伐顷刻之间便完成了，机器种树也是在顷刻之间。若是土著人小规模地蚕食森林，则是相对缓慢的进程。

奥斯卡获奖片《荒野猎人》展示给我们的是，200年前，即便是被现代工具和武器武装的西方殖民者，其在北美的最初的垦殖也是艰难的，甚至是危险的、致命的。

在四川，当老虎聚集在城市中心的残垣断壁中，当所剩不多的乡民躲避到城墙高处生活以图自保，整个四川的环境是什么样的，城市又是如何恢复秩序的，乡野又是如何重建为阡陌良田的？进一步推测，当一个原生的环境里突然“塞”满了人，资源从极度充裕向着匮乏转换，人们是否在转换的过程中仍沿袭着旧日的成法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是从中微调出某种变革？一切都有待在历史的脉络中梳理，在细节中找寻蛛丝马迹。四川那时的生态环境最适宜的物种是老虎，确切地说是如今在野外销声匿迹的华南虎。华南虎是典型的山地林栖动物，生活在中国南方的热带雨林、常绿阔叶林，也常出没于山脊、矮林灌丛和岩石或砾石较多的山地落叶阔叶林和针阔叶混交林，以草食性动物野猪、鹿、狍等为食。尤为重要的是，老虎的毛色在山林环境中便于隐蔽，在草原环境中容易暴露。老虎喜独居，善于偷袭而不善于追逐。明清鼎革后四川盆地环境急剧荒野化，老虎的出现是野生环境的一个重要标识。

由历史学者蓝勇、黄权生所著的《“湖广填四川”与清代四川社会》开篇即以老虎为线索，对彼时的自然环境做了复原。历史时期华南虎多生活在森林覆盖率大于50%的林地，由此推断，兵燹破坏后，平原和低丘等本来的农耕区，因没有完整的生态群落，草木生长后，很容易杂树成林，灌木丛和野草疯长，而房屋则没入榛莽之中。唐宋时期成都平原的森林覆盖率是20%左右，经过数十年的“野化”，森林覆盖率应该超过了50%。而盆地周边的山区，本就存在着颇为复杂的植物群落，人烟绝迹数十年后，林木会更为密集，山林茂盛，乔木阴森。“湖广填四川”的百姓修建房舍都是就地取材，直到光绪年间木材供应仍取之不尽，从侧面也反映了森林植被的茂盛。

汪荣祖在《“天地之盗”：明清帝国生态危机综说》里提到，涵盖成都平原与嘉陵河谷的四川盆地，与秦晋一带相比具有较为良好的生态环境。明清时期林地虽亦不免消失，但土壤肥沃，气候适宜，水利健全，农产丰富，一年可能二熟、三熟甚至四熟。整体而言，至13世纪，四川盆地及其周边人口依然稀少，山坡地仍可见到原始林。四川环境的蜕变为明初和清初两次变乱之后的大移民所塑造，为了开山耕种，原始林遭到严重破坏。所谓“在昔山田未辟时，处处烟峦皆奇幻。伐木焚林数十年，山川顿失真面目”。当然，相较于清代的湖广填四川，明代的移民规模要逊色得多，明朝中后期四川人口达到500多万人，和清末的5000万人差一个数量级，环境承载的压力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兵燹之后环境之“野生”，还可从一些个人或家族的记忆中窥视一二。相传当乡民们回到家乡，山中林间曾遭遇到“飞人”和“毛女”，他们来去无踪，披肩散发，是完全生活在野生环境与虎豹虫豸为伴的野人状态。这些人以野果充饥，露宿于山洞或废弃的房舍，失去了和人类交流的能力，回到人群中才逐渐恢复了语言能力。还有的逃难之人，40年后再回到家乡，凭着记忆找到自己的庭院，房屋已经被杂木团团包裹，但老妻犹在，两位白发人几乎不能相认，只能凭着声音记忆起彼此。原来蜀中大乱时，妻子一人大门紧闭，竟未被发现，靠着家中储粮度过了最动荡的时期，之后在附近荒地耕作，续命几十年。

“湖广填四川”，最为紧迫的似乎是打虎。可文献记载中的人与虎的搏斗却不多，且多神话色彩。军队在成都捕猎野兽，还是清朝初年恢复成都府治的措施，那是比“湖广填四川”还要早得多的情况，及至移民从长江下游大队赶来时，老虎似乎就绝迹了。让人惊讶的是，一个野生动物主宰的世界，且并非小范围的一片土地，而是占到如今中国面积的6%的大片地区，竟然在短短的几十年间就完全摆脱了虎患的影响，从荒蛮之地恢复到天府之国，似乎只在一瞬就发生了。

难道民不畏虎？古人其实是怕虎的，如“虐”“虑”和“虏”等字，均是被动挨打，逃无可逃，以至于忧心忡忡的状态，那是文字刚出现时我们祖先对老虎感受的真实写照。不过随着铁制武器的使用，古人虽怕虎，但也有人以猎虎展示武勇，比如《史记·李将军列传》中记载李广射虎。到了清代人们不仅拥有了冷兵器，还有了火器，对付野兽的能力更强。试想，如果老虎真的能在大庭广众下伤人，清代皇帝的狩猎，怎么可能是大批亲兵卫队将老虎包围，留待皇帝或太子射杀之，以彰显帝王的武功？其实，在旧石器时代，古人就已经晋升为顶级的猎食者，无论他们迁徙到澳洲还是美洲，那里的大型猛兽都会接连灭绝，人类很早便登上食物链的顶端了。

而虎这种动物其实是怕人的。探险家、博物学家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1916年到1917年在福建旅行，他记录到乡人追逐老虎的情形：一只老虎在一个雾天的中午捉住了一只猪，把它叼到村庄后面的山里。村民们穷追不舍，老虎最终放弃了这只足有91公斤的猪。这个例子说明，即使老虎已经带着它的战利品跑了一段路，如果人们勇气十足，它仍然会放弃到手的食物离开。捕猎的时候老虎是非常谨慎的，当它瞄准了家畜，如果突然意识到有人在场，老虎会转身跳进灌木丛。当然老虎也是非常危险的，会伤人，于是乡人们会想办法除掉这些吃人的猛兽。

人群聚集起来，老虎瞬间就没了顶级食肉动物的优势地位，这或许就是清代地方志等官方记载中缺乏打虎记载的原因。但老虎在虚构文学中却永远是危险和威猛的化身，人虎相斗的情形有着强烈的观感和戏剧性。清代笔记类小说中打虎故事是不绝于书的，《阅微草堂笔记》里写，某地发生虎患，咬死许多猎人，有人推荐徽州的“唐打猎”，“至则一老翁须发皓然，时咯咯作嗽”，县官“大失所望”。可当差役们把老者带到山中，老头儿故意引虎出林。老虎“果自林中出，径搏老翁。老翁手一短柄斧……奋臂屹立。虎扑至，侧首让之。虎自顶上跃过，已血流仆地。视之，自颔下至尾闾，皆触斧裂矣”!“老翁自言：‘炼臂十年，炼目十年。其目以毛帚扫之不瞬，其臂使壮夫攀之，悬身下缒不能动”。

家畜斗虎的奇闻逸事也颇有记载。如钱泳在《履园丛话》中写道：“陕西汉中府西乡县出一猛虎，伤人无算，猎户与官兵莫能制之……时村家养牛数十头，正在山上，见此虎至，群牛皆退缩，惟一牛独前，与虎熟视者久之，忽奋力一角，正穿虎喉，虎立毙。报之县官，遂将此虎赏畜牛之家，并以银五十两奖之，一县称快。”这是以牛斗虎的例子，正如我们看到的非洲大草原上野牛与狮子的殊死搏斗。

传奇的打虎故事，最令读者印象深刻的恐怕是《水浒传》里的武松打虎，武松喝醉了酒，三碗不过岗他却喝了18碗，借着酒劲显示出英雄的威风，徒手打死了一只斑斓大虫。一百单八将中最鲁莽的李逵，还挥舞朴刀杀死了四只老虎。有趣的是，李逵在杀了四虎之后遇到了一群猎户，这些猎户把李逵当作英雄，他们之前一直被老虎困扰，还因为无法捕杀老虎而遭受责罚。武松打完虎后也碰到了猎户，那两个猎户披着虎皮埋伏在树林后边，猎户最初不信武松打死了老虎，看到死虎立时对武松佩服得五体投地。

文学故事里的老虎和猎户，全变成了烘托梁山好汉的道具了。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知道狩猎以专用工具捕猎，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猿人从成为能人和直立人的那一刻起，工具成为人之为人的特征，也是将多种大型猛兽灭绝的“罪魁祸首”。

清理飞禽走兽，似乎就在一系列的奇闻逸事中完成了。其实城乡秩序的恢复，更依赖人口的填充和组织化的运营。康熙三年（1664）时任四川巡抚的张德地请求各省督抚采取有效的行政手段，将原本为蜀地的民众登记造册，并给予一定的补助，令其返回四川。可那时全国各地都缺丁，张德地的请求并未得到回应。而经历了张献忠屠蜀、清与南明的拉锯战和三藩之乱，蜀人之减员不只于川，逃难者也是死伤者众，希望川人回川的政策很难奏效。

相较于明初朝廷组织移民，清朝并未有明初洪武年间政府大规模组织移民的行为，至少官方并无强制性移民的记载。“湖广填四川”，更多的是政策上“网开一面”，给予自由通行的便利，开垦荒地免税若干年。顺治六年（1649）颁布的《垦荒令》，鼓励外省移民入川，承诺“准其五年起科”，并允许“插占为业”。

及至后来各地百姓奔赴四川，似乎也是自主行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颁布的《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里，“独痛西蜀一隅，自献贼蹂躏以来，土地未辟，田野未治，荒芜有年，贡赋维艰”。于是乎，“凡有开垦百姓，任从通往，毋得关隘阻挠。俟开垦六年外候旨起科。凡在彼官员，招抚有功，另行嘉奖”。通关诏令，勿阻挠是主基调，可即便有了勿阻挠的诏令，百姓迁移也经常受到盘问，出发前得准备通关文书。

不过将招抚移民列入嘉奖地方政府的事项中，也意味着政府虽未自上而下地强迫移民，但也有政策引导。来四川的移民，不会像明初那样被捆缚双手，以政府出盘费的方式被派往异地。

按照葛剑雄主编《中国移民史》，康熙到乾隆年间，四川接纳了600万移民，占到当地总人口的60%以上。如此浩大的移民工程，政府似乎也很难主导，人们浩浩荡荡、前赴后继地奔赴，更多的是受到经济条件的感召。据陈世松的《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雍正年间，从广东到四川，一家五口就耗费了变卖家产的200两银子，而从湖南浏阳入川，就得花100两银子。一二百两白银，对于彼时的百姓来说，已经算得上是中人之家的所有的家当了。来四川的有富人，也有穷人，富人可携款来置地，穷人则要一路走一路打零工。有广东的一家人走到湖南浏阳已经盘缠耗尽，就停留下来，奋力披荆斩棘樵采三年积攒够100两银子，再踏上入川之途。

四川“沃野千里”，国人尽知，吸引百姓向着四川进发的，还包括那里低廉的物价。雍正年间，据《清高宗实录》记载，川米“每石尚止四五钱”。此外，雍正四年（1726），浙江巡抚李卫赴川采买米石，购得川米10.5万石，每石平均价九钱五分银，由此可知，雍正年间四川大米价格每担在四五钱到七钱六分银之间。而广东的粮价，据相关史料记载，米价通常每石在一两至一两五钱银子左右，遇到灾年价格更高，如惠州府因遭灾，米价涨至“三钱一斗”，也就是三两银子一石。如此看，两地粮价经常相差数倍。

但在明清鼎革之际，全国人口均是大减员，在资源相对充裕的情况下，为什么会发生旷日持久的入川大迁徙？梳理“湖广填四川”的时间轴，会发现起始于康熙朝中期的大迁徙，其驱动力是随着时间变化的，移民所获得的益处，也随着四川的开发呈现出不同的状况。

康熙三十八年（1699）左右，蜀人李先复上疏：“乃近有楚省宝庆、武岗、沔阳等处人民，或以罪逃，或以欠粮惧比，托名开荒携家入蜀者，不下数十万。”从中可看出湖广人民是因为在原籍遇到麻烦，欠了官府的税粮，或者犯了罪，才携家带口奔赴四川这个无主之地的。这是较早入蜀的湖广居民的情况。及至后来，外省生活似乎越发艰难，据雍正年间地方官向朝廷的报告称，湖南境内有众多由广东入川的人，当地官员盘问他们何以迁川，得到的解释是，“贫民难以资生，是以前往四川觅食佣工种地”，在乾隆年间，广东当地“连年饥馑，谷价腾高，人人困苦，度活难周”。

自康熙朝中期到乾隆朝末期，中国人口翻了两番，由7000万增加到3亿，人口压力逐渐扩散开来，这成为填四川的主要动力来源。巴蜀肥沃的土地静静地等候在那里，吸引着一批批的移民奔赴而来。每一位历经艰辛的外省人似乎都获得了垦荒的红利，但若细究起来，真正从中攫取到第一桶金以发家致富的是绝少数。而开荒的红利期也是相当短暂的。

来得早的先民，战乱、瘟疫和虎患接踵而至，活命都难。清顺治年间，南充知县黄梦卜向上级汇报说，他原来在南充招徕了户口人丁506人，没想到这批人被老虎吃掉了228人，病死55人，“现存223人”；黄梦卜不死心，又招徕了74人到南充落户，没想到，这74人中，又有42人被老虎吃掉了。

时人刘石溪在《蜀龟鉴》中对清朝初年四川死于虎患和瘟疫的人口作过粗略估计：“自崇祯五年为蜀乱始，迄康熙三年而后定”，30余年中，川南“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北“死于瘟虎者十一二”，川东“死于瘟虎者十二三”，川西“死于瘟虎者十一二”。虎患持续了足足半个世纪，若自崇祯五年开始计算，到了康熙二十一年（1682）才结束。此前来四川的，虽得到朝廷的允许，可以插占为业，后来官府还按人口分发了土地，但周边也是危机四伏，占有了土地后耕种也是提心吊胆的。

在产权上，清政府的土地政策倒是给了插占移民一颗定心丸。政府规定土地荒芜几年，就算无主之地，明朝时的地契也作不得数。老地主拿着地契来打官司，也要不回自己的土地。这似乎是土地制度的创新之处，也是尽快使四川恢复活力的有效的制度。

所谓“插占为业”，就是无主的荒地，政府允许移民插竹竿或者树棍以宣示产权，这颇有点清军入关后在华北大平原跑马占地的味道。不过，“插占”其实是存疑的。最早来到四川的移民，面对的是一片绿油油草木疯长的原野，插上几根树枝或竹条，很可能被树木藤蔓所掩蔽。有一种说法是移民通过剥树皮来宣示产权，这似乎更合情理。其实，当政府管理恢复，土地也不那么蛮荒后，地方官吏便行使起了包括分配土地在内的职责。雍正六年（1728）三月，户部下令“入川人民众多，酌量安插，以一夫一妇为一户，给水田三十亩或旱地五十亩，如有兄弟子侄之成丁者，每丁增给水田十五亩或旱地二十五亩”。

最初，当垦荒者来到这片处女地时，因政府五年起课的优惠，也就是五年免税，他们有充足的利益驱动，尽可能多地插占土地。第一批来的先民唯恐占的地少，都是撂下行囊就四处圈地，他们的算盘是先把地占为己有，尽最大的力气开垦。为了免税，为了多占地，先民向官府呈报的时候都尽可能地少申报，于是出现了大范围的瞒报漏报。

可官府也不傻，他们招纳移民垦荒，目的便是生繁人口，扩大税基。很快政府意识到问题，便开始查核。五年起课后征税也是不含糊的，地多的移民立时感到了压力，宁肯白送也要把土地送出去。此时出现了相当便宜的土地交易，所谓“一只鸡能换十亩地”，有的土地瘠薄送都送不出，还得请村人连看三天川戏，才顺利送出。故而在移民初期，四川土地不仅随意圈占，即使购买也相当便宜。其实，那里最稀缺的资源是人，是劳动力，相反土地资源是无限供应的。这也意味着这是自耕农的世界，每个人都享有足够的生产资料，每个人在经济上都是独立且自由的状态。当然，政府还是将每一户移民都编入保甲，以实现治理。可很快，四川遍地黄金的消息就传遍了大江南北，移民滚滚而来。但优质的平原早被插占殆尽，剩下的是荒山和河滩，那些土地要么缺水要么经常会被淹没。故而四川的移民以祖籍地区分布，平原沃土多属于“湖广”移民，他们离四川最近，近水楼台占尽了先机。而广东和福建的移民来得晚，只能选择不那么好的土地。沱江两岸多是福建来的移民，他们因地制宜在河滩地种上了甘蔗，占据山地丘陵的多是岭南客家人，土地干旱贫瘠，可客家人带来了玉米、番薯做种，凭借他们在南方大山里的生存技能，把四川盆地里的山区改造成别样的岭南。今日成都东部龙泉山下的洛带古镇，家家户户都是客家乡音，移民近300年仍旧保持着客家传统。同治年间的《南溪县志》还提到了另一种居住方式，即临河而居、临河而耕，“大约土著之民，多依山耕田；新籍之民，多临河种地。种地者，栽烟植蔗，力较逸于农，而利或倍之”。新移民，大抵是来自福建广东等沿海的移民，他们来得晚，灌溉条件好、躲避水患的土地早被先入为主地占了，只好临河生活。他们把当时在沿海已经流行开的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带到了四川盆地，反而获得了更多的利益。

随着移民的大量涌入，来自湖广、广东、江西、福建等全国各地的移民汇聚，四川人口逐渐增加，土地得到广泛开垦和利用。这是一段人与资源相对和谐的时期，人民乐业，百姓只要肯出力气皆可得温饱。生存矛盾均可通过向大自然的索取得到解决，出现了难得的太平盛景。每个地方的移民均有自己的独善之长，湖广的水稻种植技术、江南地区的桑蚕养殖技术在四川得到推广应用，结合本地的水土特点，农耕技术也在不断创新，如采用轮作、套种等方式提高土地利用率。除了粮食作物，经济作物也繁盛起来，棉花、茶叶、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形成了一些专业的种植区域，如川南丘陵山地的茶叶、川西平原的棉花，不仅满足了本地的需求，还销往全国各地。工商业也因之繁荣起来。

而成都城，康熙初年修葺，康熙五十七年（1718），成都城的城垣内又新筑了一座满城，为大城之中的独立王国。城市的格局确定下来。乾隆朝再度重修，成都城已经恢复了昔日的规模。有清200余年，成都城历经多次修筑，用尽了四川的财力物力，才有了壮丽的楼宇，坚固的城堑，以雄壮之样貌冠于西南。

天府之国的繁华风貌再度呈现于西南的崇山峻岭之中。

可当我们翻阅一摞摞的移民家谱，不难发现彼时的人口以一种不可持续的速度膨胀着，很多家庭都是10余个子女，一两代后便无力支撑大家庭的生活而不得不分家。乾隆朝中后期来的移民再也没有了廉价的土地，多以给地主做佃农存活。土地资源越来越紧张，人们开始在四川和陕西间、四川与湖广间奔走讨生活，城市里聚集了越来越多的贫民。

而在民间，随着一次次分家，土地被分割，很多农民成了没有土地的流民。在乾隆朝中晚期，在四川、湖北、湖南交界处的山区里，大批的流民在茫茫荒山中居住，只因为这里更偏远、更荒僻，还有着可开垦的土地，可自然条件极其恶劣，他们的生活条件依然窘迫。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选择了退位，做太上皇，同一年，在四川、湖北、湖南的交界处，这个积攒了多年不满的地方，终于爆发了白莲教起义，清朝的动荡由此打开了潘多拉的魔盒。

〔参考资料：蓝勇、黄权生《“湖广填四川”与清代四川社会》、陈世松《大迁徙：“湖广填四川”历史解读》、肖平《湖广填四川》、（美）罗伊·查普曼·安德鲁斯等《1916云南行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