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贸易的美国现实

对于关税大战带来的影响，金融市场总是最为敏感，能够提前准确做出反应。特朗普宣布对全球征税之后，美国迎来了“股债汇”三杀，股票、债券和外汇市场大幅下跌。

从股票市场来看，特朗普在4月初宣布“对等关税”后，道琼斯、标普500和纳斯达克等主要股指迎来恐慌性暴跌，两个交易日的跌幅超过10%，苹果等高科技公司的股价跌幅更是超过20%。

美国股市对于美国经济具有非常重要的战略意义，长期以来，美国股市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支撑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不仅为美国企业尤其是创新性企业提供了重要的融资平台，而且为美国养老金提供了丰厚回报，为美国普通民众消费提供了重要的收入来源和消费信心。

如果美国股市陷入崩盘，将切断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的融资渠道，美国引以为傲的高科技创新将失去资金支持，而为美国经济贡献了七成的消费引擎，也将因为股市带来财富缩水而熄火。

2024年12月，特朗普在正式就任之前来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敲钟，并且表示“我一直都说，对我来说，股市就是一切”。当美国股市因为“对等关税”陷入历史罕见的暴跌，对于“股市就是一切”的特朗普而言，不可能不让他重新思考“对等关税”的后果。除了股市之外，美元也在这一轮关税风暴中大幅下跌，这出乎很多人的意料。因为在国际局势动荡之际，美元通常扮演资金避风港的角色，避险属性就会彰显出来。但是这一次国际局势剧变，美元的避险功能荡然无存，反而大幅下跌，4月份的最大跌幅超过了6%，如果从年初算起，美元指数从110跌到98，最大跌幅达到了10.9%，这样的跌幅也算史上罕见。

美元大幅贬值，如果从美国的进出口贸易来看，贬值的美元似乎更能刺激美国商品的出口。不仅如此，美元贬值还可以给美国经济带来很多其他好处。让美元贬值，其实是特朗普真正想要实现的目标之一。

但是，美元贬值会给美国带来更大负面冲击，首先，会增加美国的通胀，尤其在关税大战的背景下，美国进口商品价格本来就将因为关税提升而大幅上涨，如果叠加美元贬值，将进一步助推美国通胀，火上浇油。在经历了前几年历史性的通胀之后，美国民众对于通胀已经忍无可忍，民主党在总统大选中失利，通胀就是重要原因之一。如果特朗普任期内将好不容易降下来的通胀再度拉高，将给特朗普和共和党带来极大政治压力。

美元贬值除了带来通胀上升等具体冲击之外，更大的影响还在于降低了美国作为全球经济中心的地位。一直以来，美元是全球的超级货币，很大程度上代表了美国超级大国的地位，而现在美元被抛售，由此带来的象征意义更加意味深长，这代表着美国超级地位开始瓦解。

除了股市和汇市之外，这一轮美国金融市场动荡，最大的冲击其实还在美国的国债市场。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之后，美国国债大幅下跌，创下2022年以来的最大跌幅。由于债券收益率和价格呈现反比关系，美债大跌带来收益率大幅上升，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从3.9%迅速飙升到4.5%，30年期的美国国债收益率更是逼近5%。

在美国国债暴跌之后，特朗普表示，“我一直在关注债券市场，债券市场非常复杂。我看到人们有点不安”。很快，特朗普宣布，对除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暂停实施高关税90天。市场普遍认为，正是美国国债市场的暴跌，让特朗普真正感受到了痛苦，不得不暂缓实施“对等关税”。

为什么美国国债市场的波动，会成为特朗普最大的压力之一呢？

因为美国国债的暴跌，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都将给美国带来难以承受的冲击。从短期来看，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是资产定价之锚，很多市场化利率都要参照美国长期利率，包括美国的企业融资利率、住房市场利率和消费市场利率等等，美国10年期国债利率暴涨，如果这种情况延续下去，相当于给美国经济实施了一次大幅度的市场化加息，这将给美国经济带来巨大冲击，企业的借贷成本、房贷利率、消费贷利率都将在短期之内快速上升，如果美国国债暴跌的趋势不能快速逆转，美国经济将因此被拖入衰退。

从长期来看，美国是一个负债率极高的经济体，尤其是疫情之后，美国的债务更是滚雪球般增长，债务问题成为美国最大的潜在风险之一。特朗普重新当选美国总统之后，任命马斯克负责政府效率部，目的之一就是希望马斯克能够减轻美国的债务负担。

美国经济能够长期在高负债模式下运行，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相对较低的融资成本。因为全球主要国家都信赖美债，将大量的外汇储备资金都用来购买美国国债，大量的需求拉低了美国国债的利率，使得美国能够以较低的利率募集大量资金，这也是美元作为全球核心资产的重要红利。

最近几年，全球开始掀起一股去美元浪潮，美元曾经的霸主地位开始有所下降，美国国债在最近几年一直保持下跌趋势。不过，这一轮“对等关税”，给美国国债带来了真正的暴击，美国国债迎来了史上罕见的大跌，美国国债收益率快速飙升。美国庞大的债务问题，很大程度上要靠借新还旧来解决，通过大量发行更多的国债，不断稀释美国的实际债务。但是，“对等关税”带来美国国债收益率大涨，意味着美国以后必须以更高的利率发行国债，才能获得投资者购买。所以，从长期来看，美国国债收益率飙升，在很大程度上让美国的债务问题更加恶化。

由于美国国债对于美国经济在短期和长期都具有重大影响，所以，美国国债暴跌让特朗普不得不降低“对等关税”的力度。

这一轮美国国债暴跌，主要还是对冲基金的市场行为，而非主权资金抛售，作为美国国债的第二大持有国，中国其实还没有对美国国债出手。如果关税大战升级到主权国家开始大规模抛售美国国债，那就意味着关税战升级到更高的层面。美国发起关税大战之后，中国予以回击，两国之间进入互征高关税的状态，美国对中国征收145%的关税，中国对美国加征125%的关税。高关税对于两国产业都将带来巨大影响，对于美国而言，有些特定产业站在关税战的最前沿，将遭遇最猛烈的冲击，而这些产业成为特朗普的又一大压力。

特朗普发动“对等关税”的主要目的之一，是解决美国的贸易逆差问题，在他看来，通过关税大战可以减少美国的进口，进而收窄美国的贸易逆差。但与此同时，关税大战的背景下，美国的出口也会受到明显打击。

美国虽然一直强调其贸易逆差，但与此同时，美国也是出口大国，从中美贸易来看，按照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关于中美经贸关系若干问题的中方立场》白皮书，“中国是美国农产品、集成电路、煤、石油气、药品、汽车的重要出口市场。中国是美国大豆、棉花的第一大出口市场，集成电路、煤的第二大出口市场，医疗器械、石油气、汽车的第三大出口市场。根据联合国数据，2024年美国出口中51.7%的大豆、29.7%的棉花、17.2%的集成电路、10.7%的煤、10.0%的石油气、9.4%的医疗器械、8.3%的载人机动车都销往中国”。

以美国对中国的出口来看，最大的两类出口商品是大豆和飞机，这两类商品将成为美国“对等关税”的最大牺牲品。

2024年，美国对中国大豆出口2213万吨，价值接近128亿美元，去年美国大豆出口总值245亿美元，出口到中国的大豆产值占比超过了一半。

中国的大豆需求高度依赖国际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大豆进口国，而美国是世界第二大的大豆出口国，中美在大豆产业上原本应该是彼此依赖的双赢关系，但是从特朗普第一任期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之后，中国逐渐降低了对美国大豆的进口，巴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的大豆进口国。从目前中美大豆产业的彼此依赖程度来看，美国有超过一半的大豆卖往中国，而中国从美国购买的大豆占进口比重只有1/5。这也就意味着，美国大豆产业对中国需求的依赖程度远高于中国对美国大豆供给的依赖。

随着中国将大量的大豆订单转向巴西等南美国家，美国大豆产业的压力迅速浮出水面。美国大豆协会主席凯莱布·拉格兰德（Caleb Ragland）在4月份给白宫致信，希望特朗普政府尽快与中国达成协议。他表示，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贸易战使美国农业损失了约260亿美元，美国大豆种植户们失去了近10%的市场份额。

面对美国农民们的损失，特朗普政府表示要给予救助。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之内，美国政府推出了230亿美元的救助计划，避免了很多农民破产。但是，救助计划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凯莱布·拉格兰德表示：“我们非常感谢政府的救助，但这并没有使我们的农场恢复正常，并且让我们失去了最大的出口市场。”

对于美国农业而言，政府补助只能帮助美国农民暂时渡过生计难关，避免陷入破产的境地，但是，那些流失的市场份额将不再回来，这将给美国农民带来长期性打击。从长期来看，如果“对等关税”不能取消，甚至可能会永久性摧毁美国的大豆等农业产业。

美国的农业州是特朗普的重要票仓所在，如果美国农民迎来又一次关税冲击，甚至远远超过上一次，美国农民不可能甘当牺牲品，他们将会给特朗普施加巨大压力，这将是特朗普的另外一大压力所在。

除了以大豆为代表的农业，飞机是美国对中国的另外一大重要出口商品。在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之后，由于波音公司各种成本上升，中国航空公司已经开始拒收波音飞机，4月份以来，已经有多架波音飞机被中国航空公司退回美国。

对于波音公司而言，这几年一直面临很大的业绩压力。从收入来看，2024年，波音公司收入665亿美元，同比下降14%，和2018年超过1000亿美元的收入相比，现在收入已经缩水了近四成。从净利润来看，去年波音公司亏损118亿美元，创下2020年以来的最大亏损。

对于波音公司而言，关税大战带来的冲击和大豆类似，真正的伤害还不在短期，而是长期市场份额流失的风险。对于波音而言，除了空客的强势竞争之外，中国的商用飞机也在快速崛起，如果这场关税大战不能迅速停止，甚至成为长期斗争，波音的霸主地位将面临历史性挑战。

关税大战除了对美国的大豆和飞机等出口产业带来冲击，另外还有一大牺牲品就是美国市值最大的科技公司——苹果公司。

特朗普发起关税大战，一是为了扭转贸易逆差，二是为了制造业回流。对于制造业回流美国这一目标，苹果公司就是一面旗帜，苹果如何应对关税战，是否会将生产线搬回美国，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特朗普制造业回流的成败。但对苹果而言，将生产线大规模搬回美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苹果是一家“美国设计，中国生产”的公司，这种特点让苹果公司在关税战中遭遇多重冲击。

按照关税原产地的原则，特朗普对中国征收145%的关税，意味着中国生产组装的苹果手机，卖给美国消费者时要承担相应关税，iPhone价格将不可避免地大幅上涨。以iPhone 16 Pro Max来看，目前在美国售价1199美元，高关税之后将至少上涨到2000美元。

中国生产的苹果手机虽然不会直接面临高关税，但是相关零部件还是受到高关税的影响，最终也会提升苹果手机在中国市场的价格。最近两年，以华为为代表的国产手机崛起，苹果手机在中国面临巨大竞争压力，市场份额快速下降。如果将来苹果手机继续涨价，在中国的市场份额还将被大幅挤压。

美国和中国是苹果公司最重要的两大市场，如果这两大市场直面关税大战的冲击，苹果公司就面临巨大的两难，要么大幅涨价，将关税成本全部转移给消费者，这将面临巨大的市场份额流失风险；要么自行消化大部分关税成本，而这将快速消耗公司利润。

关税战压力之下，以苹果公司为代表的制造业是否有可能将生产线搬回美国呢？这也正是特朗普发起关税大战的目的之一。

在美国生产iPhone的成本极高。按照美国银行的测算，如果将iPhone生产线从中国搬回美国，生产成本可能提高90%以上。按照美国韦德布什证券分析师的测算，如果强制推行“美国制造”，iPhone售价将达到3500美元，约合人民币2.5万元。这也就意味着，如果搬回美国生产，生产成本将比关税成本还高。生产成本只是苹果回流的麻烦之一，更重要的还在于产业集群。从苹果的主要供应链来看，至少有70%来自中国，如果将日韩等亚洲国家和地区都考虑在内，苹果对亚洲供应链的依赖程度高达90%。对于美国而言，庞大而复杂的产业集群，远非几年之内可以完成，至少在特朗普的任期之内难以看到这一天到来。

在特朗普的第一个任期之内，苹果公司为了得到关税豁免，曾经向特朗普承诺在美国建三个大工厂，但实际上到特朗普下台也没有动工，反而在2019年将高端台式电脑Mac Pro的生产线搬到了中国，那是当时苹果所有硬件中，唯一一个还在美国本土生产组装的产品。

和六年前相比，现在的苹果比当时面临更大的竞争压力，如果六年前难以搬回美国，现在将生产线搬回美国的难度更大。

美国在4月中旬一度宣布对智能手机等电子产品实施关税豁免，但是特朗普很快就表示并没有对电子产品豁免，只是转移到了另一个关税类别中。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之后，苹果公司股价大幅下跌，原因在于，市场普遍认为，苹果公司将成为关税战最大的牺牲者之一。如果苹果公司产品不能得到关税豁免，市场对于苹果的担心就有可能成为现实。

除了大豆、飞机和苹果公司产品，还有更多受损的美国产业也在陆续浮出水面。最近，美国鞋业协会也开始呼吁特朗普重新考虑关税措施，原因在于关税将推高美国的鞋类产品成本，导致企业倒闭，给整个行业带来了生存威胁。包括耐克、阿迪达斯、彪马等诸多著名鞋业品牌都集体签名，表示，“关税不会推动制鞋业回流美国，因为这要大量投资和长达数年的规划。企业没有能力在消化新成本的同时还要调整业务模式，让生产线回到美国国内”。

面对关税大战给美国各大产业带来的冲击，特朗普一直要求美国民众耐心，但是，当关税大战带来的伤害超出了美国各大产业能够承受的极限，美国民众的耐心也将被耗尽。实体经济的衰落和支持率下降

特朗普鼓动美国民众的标志性口号是“让美国重新伟大（MAGA）”，但是从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在“对等关税”等各种混乱政策的影响下，美国今年一季度的GDP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如果这种局面不能快速逆转，美国经济就有可能进入真正的衰退。美国实体经济越来越高的衰退风险，将成为特朗普的又一个压力。

今年一季度，美国GDP环比按年率计算萎缩0.3%，出现2022年以来的首次负增长。而在去年四季度，美国GDP环比按年率计算还增长2.4%。特朗普将此归咎于前任政府，但事实却是，正是由于特朗普的“对等关税”等政策，引发了美国经济一季度的负增长。

按照美国商务部的数据，美国今年一季度经济出现负增长，主要有两大因素，一是进出口因素，由于美国企业担心高关税的冲击，所以纷纷在一季度到海外抢购囤积商品，由此导致美国一季度贸易逆差剧增，从而对一季度GDP形成了拖累。

更重要的是，由于消费者信心不足，美国的消费引擎在一季度开始放缓，一季度个人消费支出增长1.8%，较去年四季度的4%的增速大幅放缓。美国经济有七成来自个人消费，在高关税冲击下，这将是美国经济未来最大的风险之一。

由于关税大战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美国民众的消费信心开始明显不足。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4月份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大幅下降，从3月份的94下降到86。美国的消费者信心指数由五个方面组成，其中消费者对短期收入前景、商业和就业市场环境的预期指数只有55左右，创下10多年来的新低，通常而言，低于80就意味着经济有出现衰退的风险。

对于美国普通民众而言，关税大战带来的最直接影响，就是大量商品将出现短缺，在超高关税下，除非美国买家愿意承担关税成本，否则，中国买家很难向美国发货，这将给美国家庭带来巨大不便。《纽约时报》最近制作了一个专题——没了中国产品，美国人的家会是什么样子？通过一张图片显示美国家庭对中国商品的依赖程度，从家具到厨房用品等等，很多必需品从中国进口。

就连特朗普本人也表示，“货架会空空荡荡。也许孩子们只能拥有2个娃娃了，而不是30个，而且这2个娃娃可能还会比以往贵”。美国玩具协会对400多家美国企业进行了调查，其中将近一半表示，关税将使它们在几个月内破产。美国的玩具有80%由中国制造，除此之外，对于美国人更重要的圣诞节，90%的相关商品都来自中国，在当前的高关税之下，美国普通家庭今年都无法过一个正常的圣诞节。

为了避免商品过度短缺，美国的零售商们不得不做出让步。以零售巨头沃尔玛来看，超过60%的商品由中国市场供应，在美国宣布“对等关税”之后，中国供应商在高关税压力下暂停向沃尔玛发货，在陷入僵局将近一个月之后，沃尔玛在4月底通知中国供应商发货，关税成本由美方来承担。不只是沃尔玛，包括塔吉特（Target）等诸多零售巨头在内，都采取了和沃尔玛类似的做法，决定自行消化关税成本。

对于美国这些零售商而言，不可能自己扛下所有的关税成本，最终一定会通过涨价转移给美国消费者。随着商品价格将大幅上涨，特朗普对中国征收的超高关税，很大部分甚至全部将由美国消费者来承担。

关税大战以来，亚马逊平台上的很多商品价格已经明显上涨，平均涨幅30%左右，为了让消费者理解涨价的理由，不至于将涨价的怒火发泄在自己身上，亚马逊计划在商品标价里明确显示关税所占比例。此举迅速激怒了白宫，美国白宫新闻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Karoline Leavitt）称这是“敌对的政治行为”。

对于美国经济而言，消费一直是最重要的引擎，贡献了70%的GDP。如果关税大战带来美国商品价格暴涨，美国的消费引擎将遭遇最直接的冲击。

除了消费之外，高关税还会对美国企业的投资带来影响。因为随着消费者开支放缓，加上国际市场需求的巨大不确定性，很多美国企业将不得不控制资本开支，规避高关税带来的风险。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收缩投资，这将给美国经济带来又一重打击。

当美国消费者和企业都开始缩减支出，对于美国经济而言，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即使能够通过关税减少部分贸易逆差，得到的好处也远远无法弥补国内消费和投资带来的损失。

美国经济原本已经走上了经济发展的尖端，通过回报率最丰厚的产业赚取最大的利润，这是很多其他国家艳羡不已的模式。但是现在美国逆向而行，置利润最高的顶端产业于不顾，非要和发展中国家抢夺低端产业利润，最终只能是得不偿失，让美国经济陷入衰退风险。

特朗普重返白宫执政百日之后，由于“对等关税”等乱政频出，特朗普的支持率暴跌，4月底的支持率仅为39%，创下80年来美国历任总统最低的执政百日支持率。

超过70%的美国人认为特朗普会导致经济衰退，超过40%的人认为自己的财务状况自特朗普上任以来恶化。超过65%的人认为特朗普政府试图逃避遵守联邦法院的命令，64%的人认为特朗普扩大总统权力的行为过于激进，62%的人认为特朗普不尊重法治。

对于特朗普而言，支持率下降带来的第一个冲击就是会影响明年的中期选举，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选举，这是特朗普面临的第一个大考。如果特朗普所在共和党在中期选举中失利，民主党重新夺回参众两院其一甚至其二，特朗普的权力将会大大受限，特朗普的很多政策也将难以推进，这是特朗普在政治层面的一大压力。

特朗普上任以来，之所以能够几乎为所欲为地推动各种政策，原因就在于参众两院都被共和党所掌控，所以特朗普几乎拥有了不受约束的权力。比如备受争议的“对等关税”政策，按照美国宪法规定，国际贸易政策是国会的职责，并非总统管辖。但是特朗普声称外国的贸易和经济做法造成了美国的国家紧急状态，所以援引1977年的《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授予的权力，动用行政命令宣布了“对等关税”方案。

特朗普之所以能够突破宪法规定，主要原因就是共和党全面掌控了国会。所以，如果特朗普和共和党支持率下降，到明年中期选举时失利，特朗普就会变成“跛脚鸭”，很多政策就难以实施，甚至有可能被民主党逆转取消。

在特朗普的政策引发巨大混乱之后，即使是共和党内部也开始产生不同声音，美国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Ted Cruz）就表示，如果特朗普的关税政策最终将美国经济拖入衰退，共和党恐将在2026年的中期选举中遭遇一场屠杀。克鲁兹表示，“如果我们陷入衰退，民众处境艰难，他们就会惩罚当权者。2026年选举很可能是一场血洗，你将面对一个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甚至可能是一个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

面对执政百日后的支持率暴跌，特朗普本人也开始警觉起来。在上任之初，特朗普一度野心勃勃表示要追求第三任期，但是最近开始降低声调，表示自己只做两个任期的总统，现在更关心的是2026年的中期选举，协助共和党人继续控制参众两院。

特朗普能够重新当选，很大程度上是对美国底层人士的许诺，“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口号，打动了不少普通美国人。但是，如果特朗普的“对等关税”政策无法改善美国普通人的生活，反而让他们生活更加糟糕，特朗普和他所在的共和党将被美国民众彻底抛弃。一个未经验证的危险理论基础

特朗普重返白宫之后，之所以执意推出一系列不合常理的经济和外交政策，主要目的是重塑美国经济在全球的定位，特朗普认为，过去很多年来，美国在很多方面被全世界占便宜，所以现在要重新改变这种局面。

特朗普认为，美国的贸易逆差是被全世界占了便宜，美国的制造业流失也是被占了便宜，给盟友的安全保障也是被占了便宜等等，除此之外，美国还有一个非常紧迫的任务要解决，就是美国越来越庞大的债务……

最近几年，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分化造成巨大社会割裂，特朗普认为必须改变美国经济的现状。也正是因为打着为美国底层人士代言的旗号，特朗普才能够竞选成功。

在特朗普看来，想要改变美国被全球占便宜的现状，根治美国经济的各种内在弊端，必须要通过大刀阔斧的改革才可以实现，所以，就出现了执政百日以来的各种让人瞠目结舌的政策，颠覆了“二战”结束以来的全球格局。

对于特朗普而言，之所以敢实施如此大胆的改革，是因为他自认为有一套理论基础，为特朗普价值观提供主要理论支持的，是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Stephen Miran）。一份市场广为流传的海湖庄园协议，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特朗普的政策逻辑所在，这份协议的主要思想就来自斯蒂芬·米兰。去年11月，斯蒂芬·米兰当时还在一家名为哈德逊湾的资本管理公司任职，发表了一份名为《重构全球贸易体系用户指南》（“A User’s Guide to Restructuring the Global Trading System”）的报告，在经济学界引发了较大争议，但是并没有在大众层面引发太大的关注。斯蒂芬·米兰发表这份报告的初衷，只是身为基金公司的高级策略师，对特朗普上任后可能的贸易政策做出预测，对客户的资产配置做出宏观指导。

不过，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在去年年底宣布斯蒂芬·米兰担任白宫经济顾问，斯蒂芬·米兰对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预测，开始一个个变成了现实。今年特朗普正式执政之后，各种匪夷所思的政策出台，包括“对等关税”在内，很多都切合了斯蒂芬·米兰的思想，这个时候，全球才开始真正重视斯蒂芬·米兰。市场甚至流传，特朗普政府有一份海湖庄园协议，就是基于斯蒂芬·米兰的思想而打造的特朗普施政指南。

斯蒂芬·米兰认为，美国经济社会存在的各种问题，包括贸易逆差、制造业空心甚至美国社会割裂等等，核心症结都在于美元被高估，所以，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要让美元贬值。

斯蒂芬·米兰认为，美元高估削弱了美国出口的竞争力，压低了进口价格，重创美国制造业。工厂关闭导致制造业就业流失，地方经济萎缩，工薪家庭难以维生，只能依赖政府救济或药物成瘾。基础设施因政府停摆而荒废，房屋与厂房空置，社区沦为“废墟”。

有鉴于此，斯蒂芬·米兰提出了一系列政策组合拳，包括关税、汇率、美债甚至安全保障等等。在斯蒂芬·米兰看来，关税可以扮演先头部队，通过关税逼迫贸易伙伴接受多边协议，换取他国对美国的产业投资。

关税只是第一步，关税之后就是汇率，斯蒂芬·米兰认为，关税通常会推升美元，但是在美元短暂升值之后，后续要引导美元贬值。

斯蒂芬·米兰认为，由于其他国家过多储备美元资产，所以导致美元高估，斯蒂芬·米兰提出让贸易伙伴尤其是盟友强制出售美元储备资产，否则就无法得到美国的安全保护。与此同时，为了避免抛售美国国债带来的利率上升，斯蒂芬·米兰建议让其他国家将美元储备兑换为100年期无息的美国国债，美国从此不用担心债务偿还的问题，甚至连利息成本都不用考虑，一举解决了美国庞大的债务问题。

斯蒂芬·米兰的构想看似宏大，其实很多都经不起推敲，甚至自我矛盾。某种程度上，海湖庄园协议很类似上世纪80年代的广场协议，当时美国让美元对日元、德国马克等货币贬值，目的就是改善美国的贸易逆差，实现美国制造业回流。在斯蒂芬·米兰的报告里，提到用关税做武器时，还特意提到了里根时代用关税施压换取他国产业投资，但事实上，即使是里根给美国经济带来复兴的上世纪80年代，美国制造业也没有实现回流，美国的贸易逆差更没有收窄。

斯蒂芬·米兰还提到关税战会让美元初期实现上涨，但事实上，斯蒂芬·米兰的推测和现实完全错误。特朗普宣布“对等关税”以来，美元就一路下跌，跌破了100大关。还有关于100年无息美国国债的设想，本质上就是美国债务违约。

无论以怎样的角度来看，以斯蒂芬·米兰的思想为蓝本的海湖庄园协议，都是一个没有验证过的理论，对于特朗普政府而言，用这样一套理论来取代“二战”以来运行了80年的世界秩序，实在是一个太过鲁莽也太过危险的实验。当这套脆弱的理论越来越被证实行不通的时候，支撑特朗普的信念也会动摇，这将是特朗普的又一个压力。

值得一提的是，斯蒂芬·米兰在哈佛大学的博导费尔德斯坦，是当年里根时代的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而特朗普的很多治国思路，也和当年里根有非常多的相似之处。当年里根曾经让美国经济走向繁荣，特朗普也提出了“让美国重新伟大”的口号，试图复制里根的成功。

不过，和上世纪80年代相比，今天的美国和全球经济都已经没有可比之处，更重要的是，特朗普发动的关税大战和里根时代有着本质区别。里根经济学能够获得成功，主要是靠大规模减税、放松市场管制等等，最终带领美国经济摆脱滞胀。里根时期的广场协议，虽然也让美国经济获得了一定好处，但与当时的其他经济政策相比，并没有那么重要，广场协议到今天之所以还被人记得，并不是因为对当时的美国经济做出了多大的贡献，而是因为广场协议成为压垮日本经济的最后一根稻草，将日本经济带入了“失去的十年”。所以，特朗普今天的关税大战等种种政策，表面上是为了复制里根时代的成功，但从内核来看，并不是当年里根经济学的精神，更加类似的是上世纪30年代的美国贸易保护。

1929年美国股市崩盘之后，经济压力上升，美国试图用关税保护来拯救本国经济，时任总统胡佛在1930年推出了臭名昭著的《斯姆特-霍利关税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对海外商品大幅加征关税。

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引发反击，很多国家也提高关税，减少进口配额。上世纪30年代的那场关税大战，使得全球贸易快速萎缩，在很大程度上让大萧条更加恶化。特朗普推动的这一轮关税大战，如果不能及时纠错，最终也有可能将全球经济拖入深渊。

在特朗普发动关税大战一个月之后，中美之间终于开始接触。5月12日，中美发表联合声明，表示中美两国“认识到双边经贸关系对两国和全球经济的重要性；认识到可持续的、长期的、互利的双边经贸关系的重要性”。双方承诺，将于2025年5月14日前，将145%和125%的彼此互征的高关税同意降到4月2日第一轮加征关税的水平，也就是34%，其中24%的关税在初始的90天内暂停实施，同时保留按该行政令的规定对这些商品加征剩余10%的关税。持续了一个多月的关税大战终于大幅降温，无论对于中美还是全球经济，这都是一个积极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