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企业的升级路径

中国高端电子产品的“出海”，华为手机是标志性产品。通过与徕卡合作提升摄影技术、推出自研麒麟芯片以及率先推出5G商用手机等举措，华为手机在高端市场具备了强大的差异化竞争优势。凭借与沃达丰、德国电信等顶级运营商的合作，华为迅速打开了欧洲、亚太、中东等市场的大门。到2019年，华为手机全球出货量达到2.4亿台，市场份额占17.6%，位居全球第二，海外市场为华为贡献了近1亿台的销量，占比超过40%。可2019年下半年后，谷歌公司受美国政府禁令影响，不再向华为新设备授权GMS（谷歌移动服务），意味着华为手机无法预装谷歌应用商店、谷歌地图、Gmail等谷歌“全家桶”应用和服务。华为海外市场遭遇巨大困境，在海外智能手机市场份额几乎“归零”。

痛定思痛，华为全力开发自己的软件系统，确保关键时刻不会因为被“卡脖子”而猝死，于是有了鸿蒙系统。鸿蒙2020年底推出Beta版本，次年6月全面推向华为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和智能手表等产品。而个人计算机上的鸿蒙姗姗来迟，此时已经是特朗普的第二个美国总统任期，华为全终端的国产系统，更像是中国企业去“卡脖子”风险的宣示。

个人电脑已出现30余年，独立编制一套操作系统并不难，难就难在改变用户的使用惯性，另辟炉灶，难就难在吸引到足够的应用商开发适配的应用。可面临着随时被停供货、停授权的困境，华为又不得不研发自身的操作系统。对华为，这真是步步惊心，每一步都是险棋。好在，2025年第一季度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中华为以20%的市场份额高居榜首。中国以庞大的消费者群体维持了世界上除安卓、苹果iOS系统之外，一种中国独有的手机系统的生存。而有了这套纯国产的鸿蒙系统，使得我们一旦在最为底层的技术层面上被“卡脖子”，也有转圜的余地。其实这就如同核威慑，当我们有了对等的实力后，对方反而不会主动出手。此前中国企业的创新和竞争多表现在消费者层面，深层的技术和架构严重依赖于海外。除了和消费者信息相关的操作系统，那些我们看不到的，一些关键的底层技术工具也严重依赖国外。比如芯片设计的最底层工具EDA系统，被美国的Cadence、Synopsys及德国西门子EDA三家企业所垄断。美国的EDA电子设计自动化软件对中国企业的断供分为三步，第一次是2018年对中兴；第二次是2019年断供华为；2022年则是对中国整个芯片企业禁用EDA中先进芯片制程的模块。美国不仅要我们造不了芯片——不让买最先进的EUV光刻机，更要我们不能设计最先进的芯片。

“拥有一批自主可控的EDA工具与企业，以避免在IC设计环节被‘卡脖子’”，于是成为国家和行业的共识。很快，国内最大的EDA企业华大九天在创业板上市了，华为的EDA工具团队联合国内企业，共同开发了14纳米以上工艺所需的EDA工具，并于2023年完成验收。后来华为手机搭载的麒麟芯片用的是7纳米工艺，证明国产EDA工具再上台阶，足以胜任更高端制程的软件设计。工业体系的追赶

5月7日，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乘联分会发布消息，2025年1月到4月，新能源乘用车累计零售332.4万辆，同比增长35.7%；累计批发销量约为400万辆，同比增长42%。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是中国工业体系追赶的标本。当海外企业带来了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时，中国人边干边学，所谓“干中学”，从简单到复杂，制造业是逐级爬升的。最初，我们凭借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和较低的土地成本，发展如纺织、服装、玩具、家具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加工贸易为主，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解决了劳动力就业，同时也积累了“第一桶金”和技术经验。随后则是大规模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和设备，涉及机械、电子、化工等多个领域。在引进技术的基础上，企业和科研机构通过模仿、消化、吸收，再创新改进，逐渐提高了自身的技术水平，缩小了与国际先进水平的差距。这一过程中让人印象深刻的是汽车和高铁，30年前中国的家庭轿车从桑塔纳、富康和捷达“老三样”起步，为了提高桑塔纳的国产化率，政府还牵头成立了“桑塔纳轿车国产化生产共同体”，涉及全国多家工厂，确保桑塔纳的国产化比例在1991年达到85%以上。

其实，任何阶段产业升级都可能被“卡脖子”，汽车零部件的自主化中自动挡的变速箱就是一种。变速箱结构复杂，内部包含众多精密齿轮、轴类、同步器等零部件，其设计和制造需要综合考虑传动效率、换挡平顺性等多方面因素。现代汽车变速箱越来越智能化，需要先进的电子控制单元来精确控制换挡时机和油压等参数。变速箱难题“卡壳”了足有20年，国内品牌厂家要么从海外引进人才，要么整体收购，要么纯自研，经过漫长的过程于2010年前后才集中推出了自己的无级变速箱。如今，在上海车展上当我们的企业展示了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发动机时，变速箱早已不在话下了。相反是海外制造商与我们合作，将技术向老牌的汽车品牌输出了。

高铁的技术引进则是更为经典的案例，我们用庞大的市场换取海外企业的技术，“一次性”地“打包”引进。可仍然有很多技术问题是逐步解决的，高铁的轮轴要在时速350公里下承受30吨轴重以及与轨道摩擦产生的高温，还要经久耐用。钢材纯度、热处理工艺差一点，都可能引发脱轨事故，这对材料、制造工艺和质量控制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在高铁发展初期，我国时速200公里以上的高铁车轮完全依赖德国、日本、法国等国的供应商。这些国家对高铁车轮的核心技术严密封锁，不公开专利、不转让工艺，甚至禁止中方人员进入生产车间参观。经过多年的技术攻关，中国高铁的轮轴基本实现了自主化，但并非100%，仍有如轴箱轴承依赖于日本企业。

如今中国制造已经进入自主创新与品牌建设阶段，很多领域取得了关键技术突破，拥有了自主知识产权和核心技术。全国多个地区形成了产业集群与专业化分工，如广东的电子信息产业集群、浙江的轻工业产业集群、江苏的机械制造产业集群等。通过专业化分工与协作，中国制造实现了资源共享，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率和创新能力，形成了综合的制造业优势。这种情况下即便一些产品的生产向海外转移，也多是非核心的、相对简单的部分，深度整合的部分还根植于国内的产业集群。“卡脖子”的卡点

产业在升级，这是经济发展规律所主导的自然而然的过程，任何地区的经济起飞与追赶，都是由易到难，由简单到复杂，从模仿到创新。而产业的升级路径也是自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起步，资本密集型的重化工业接力，随着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对环境保护的重视，向着智能化、绿色化和服务化的方向转型。在向绿色化和智能化转型的路上，中国制造无疑押中了新兴产业的未来，电动汽车、新能源和人工智能迅速崛起，成为全球最大的提供者之一：新能源汽车，2024年中国以1286.6万辆的销量约占全球份额的70%，稳居第一；人工智能方面，港媒《南华早报》发表文章称，中国在2024年拥有的世界最高层次科学技术人才数量达到3.2万多人，而美国则跌到了3.1万多人，中国在顶尖科技人才数量上首次超越了美国。

电动汽车无疑是今日世界先进科技的集大成者，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生产的Model 3及Model Y车型国产化率已突破95%。这意味着每辆车超过95%的零部件均来自中国本土供应链。不过，特斯拉仍有部分零部件未完全国产化，主要包括FSD芯片、碳化硅功率器件、部分高精度传感器等。而这5%的非国产部分，正可能是我们的产业被“卡脖子”的所在，也正是我们产业界亟须弥补上的“短板”。

时至今日，“脖子”被“卡”七年后，中国尚未拥有完全自主研发并实现商业化量产的EUV光刻机，以至于这方面的任何风吹草动都牵动人心。好的一面是，中芯国际已经实现了7纳米工艺的量产，而从光刻的进展看，2025年个人电脑CPU的性能出现了自2004年以来的首次下滑。随着芯片制造工艺逐渐步入极限，晶体管尺寸的缩小和集成度的提升面临物理极限。当晶体管尺寸接近物理极限时，继续增加晶体管数量将变得困难，提升性能的难度也相应增大，成本却可能大幅增加。摩尔定律的增长速度受到挑战，对中国芯片的追赶反而提供了时机，“弯道超车”、另辟蹊径的窗口也打开了。实际上，无论从光源系统还是光学系统，关键技术上国内研究机构和企业已经有了重大突破。这构成了中国对美国的关税霸凌说“不”的底气。

今年年初DeepSeek横空出世，宣示着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已经拉近了与美国企业的距离。BBC曾发表报道，“中国的10年高科技计划正在取得成效”。2015年，中国政府高调宣布了“中国制造2025”，10年过去后，人们惊奇地发现，计划里提及的包括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电动车、再生能源、电池技术等十大科技业重点领域，中国在部分领域已成功成为主要参与者，在某些领域甚至超越了最乐观的目标。

5月《华尔街日报》介绍了一项研究，这项受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委托，由经济咨询公司荣鼎集团（Rhodium Group）进行的研究显示，“中国制造2025”在缩小中国与西方技术差距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研究发现，“中国制造2025”所涵盖的每个行业，包括信息技术、高端机械与医疗器械以及新材料，对进口的依赖都显著下降。例如，2023年医疗器械市场中进口产品的市场份额从2015年的24%降至14%。

报告显示，商用飞机是中国企业仍然落后于美国和其他西方竞争对手的少数行业之一。可实际上我们的国产大飞机，也颇有进展。为国产大飞机C919研制的涡扇发动机长江-1000已经在运-20上测试，很快将在C919上进行验证飞行。而为更大机型研制的长江-2000发动机也取得了重大突破，顺利完成全状态试验，累计运行时间超过3000小时。

国产大飞机的研制与发动机的制造起步艰难、一波三折，C919从2007年立项，到2022年12月全球首架交付，研发到投产历时15年。尽管军用飞机装备的是国产发动机，但民航飞机频繁飞行，对发动机的要求更高，且更看重使用寿命和燃油效率。

不难发现经历了长期的磨砺，当我们完成了0到1的突破，后面的进展就快速起来。

比尔·盖茨说，“美国永远无法成功阻止中国拥有强大的芯片”，“我们其实是在迫使他们花时间和金钱来制造自己的芯片”。正如《纽约时报》5月初的一篇专栏文章所言，十来年的时间，中国已在诸多技术领域居于世界领先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