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的新机会在哪里？

陆挺：谈判可能会是一个比较漫长的过程。但是，双方现在都需要找机会去缓和。我们这段时间能看到两边都开始提供一些豁免清单，比如美国先是对部分汽车零部件豁免了关税，后来又对智能手机、平板电脑、计算机等产品采取了豁免措施。中国则针对半导体、大飞机制造、医疗设备等领域提供了关税豁免。这既是为了各自的产业发展考虑，也可以理解为释放缓和的信号。这样的豁免清单后续应该还会逐步推出。中美肯定会一步步往前谈。

我认为，接下来中美之间的博弈可能更多是在非关税领域，而且还会进一步扩大。过去几周，美国在非关税领域对中国采取的遏制政策已在逐步升级，比如限制英伟达公司对华出口H20芯片。此外，USTR（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最近也宣布对中国制造的船舶靠港征收费用。第三，有美国议员发表声明，呼吁美国银行、摩根大通退出宁德时代在香港的上市工作。这些措施造成的影响已在显现。比如去年中国企业拿到了全球75%的造船订单，按照吨位来算，中国现在占全球造船业产量的54%。但受到上述USTR的政策影响，过去一个月，韩国和日本的造船企业拿到的订单量明显增加，其总和已经超越中国。

三联生活周刊：加征关税对中国制造业来说意味着什么？

陆挺：整体来看，面对这种情况，中国企业肯定还是会想方设法去规避高额关税，比如从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区做转口贸易。实际上，从2018年到现在，中国对美国出口已经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第三国转出口。以前美国占到中国商品出口总额的20%左右，现在是15%左右，丢掉的这5个百分点差不多就是转口贸易的部分。当然，美国政府也在想办法遏制，但实际监督执行的难度相当大。我们也看到一些中国企业现在会把出口的产品分解，变成零部件出口，到美国再进行组装，这样也省掉了一部分关税。之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途径，是利用800美元以下小包裹免征关税的政策出口，但这个政策现在被取消了。不管怎么样，中国出口企业肯定会想各种各样的办法来绕过贸易限制，在这方面，它们总是表现出惊人的创新能力。

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涉及中国的出口商和美国的进口商之间怎么去分担税负。关税假定是50%，那各自承担多少，这是一个讨价还价的过程，关系到你是什么样的企业，什么样的行业，你的产品在美国市场有多少竞争力。而且，还要看中国出口的产品在美国市场销售的时候，出口价在销售价里究竟占多大的比例。有的产品可能要占百分之七八十，比如沃尔玛销售的很多中国产品就是这一类，一个商品从中国进口是八美元，在沃尔玛卖九到十美元，价差不是很大。但也有一些产品，比如你在纽约街头买一个纪念品，它从中国进口的价格可能是两块人民币，到了美国可以卖五六美元。后面这种产品受关税的影响就小一些。所以，不能一概而论。关税对不同行业造成的影响还需要做非常仔细的研究，只是到目前为止，大家还没有这个时间和精力去梳理。三联生活周刊：过去一个多月，在经历了早期的震撼之后，中国一些人对这场贸易冲突的态度变得乐观起来。你如何看待这种观点？

陆挺：一方面，我们确实不要过度紧张，觉得美国加征关税后中国经济就会垮下来了；另一方面，也千万不能掉以轻心，淡化关税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现在之所以出现这样的心态，与过去几个星期金融市场的变化有关。这一轮贸易战的第一个主战场在金融市场，因为关税对实体经济的影响不会显现那么快。金融市场的走势却能对大家的心态产生影响。

特朗普在4月2日宣布“对等关税”之后，美国出现了罕见的“股债汇”三杀的情况，反映出资本市场对特朗普政府的信心受到影响。而这背后又与中国方面对特朗普“对等关税”计划的坚决反制有关。

反观中国资本市场，包括A股、港股、人民币汇率，虽然一度也面临巨大压力，其中，港股当日的跌幅是过去20多年最严重的一次。但是，中国政府随后的一系列操作很快就稳住了颓势。比如央行当天就宣布给“国家队”（指以中央汇金、中国诚通为代表的官方背景的金融企业）提供再贷款，用这种方式来给股市背书。在外汇市场，离岸人民币对美元汇率有一天一度跌到了7.42，央行也出面进行了干预，给商业银行下达指令，维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这种政策美国是很难在短期内做到的，特朗普不可能拿起电话就让美联储执行他的命令。

三联生活周刊：稳住金融市场，接下来我们要面对关税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这很大程度与美国市场的体量相关。我们过去认为美国是全球最大的消费市场，但现在一些声音在质疑，美国市场是不是真有我们想象的那么大。您怎么看？

陆挺：美国市场没有从前想象的大，这在我们专业圈子里其实是一个共识了。所以，大家通过所谓的购买力平价（Purchasing Power Parity，PPP）来度量每个国家的经济。其实早在十几年前，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测算就显示，中国的GDP按照PPP计算的话已经与美国不相上下，现在已经超过了美国。虽然我们的名义GDP还是比美国少了百分之三四十，但那是因为美国的东西比我们贵。不过，这中间具体是怎么测算的，还是缺乏标准。比如我们很难去度量经济活动里面的质量问题。同一台手术，在中国只要2000元人民币，但在美国可能要5000美元，价差很大，但这里面不只是简单的价格问题，还牵扯到手术以及相关医疗服务的质量。

但是，我认为这种讨论目前对判断中国贸易受到的冲击不是最重要的。从中国的角度来说，最关键的还是看我们对美国的出口总额。比如一副蓝色的橡胶手套，我们这边出口的价格是三美元，在美国的医院里面卖十美元，中间这七美元是怎么加出来的，是他们自己的事情。

从美国角度，尤其是特朗普身边的经济官员，他们在担忧GDP虚高的问题。美国的GDP总量确实遥遥领先别的国家，甚至这几年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名义GDP差距还在加大，这是通过高通胀、高物价，通过强势美元而创造出来的。他们认为美国的制造业在衰弱，所以下决心要动用各种手段，包括提高关税，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这也是他们发动贸易战的一个底层逻辑。三联生活周刊：那我们怎么来预估这一轮贸易战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陆挺：现在要做这样的判断其实难度是非常大的。经济学家们用的一些预测方法也好，模型也好，都是基于一个变量在小幅变动的情况下来做计算的。现在模型失效了。第一，关税大幅度上升。第二，变量很多。比如东南亚、墨西哥等地还能在多大程度上承担中国的转出口功能。美国采用的非关税措施也可能使情况雪上加霜。另外，如果中美不能很快达成协议，出口的持续下降还会对我们的制造业固定资产投资（Fixed Assets Investment，FAI）、就业和消费存在二次冲击。

如果非要对比的话，我们可以对比的是2008年“雷曼危机”时期。我们测算了一下，中国这一次受到的冲击的规模可能大致相当于“雷曼危机”的1/5，如果估算高一点，就是1/4。“雷曼危机”时期，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率是18%。2008年四季度和2009年一季度，中国出口额总共下降25%左右。所以，“雷曼危机”当时对GDP的冲击等于18%×25%，大概4.5个百分点。

现在，中国对美直接出口占总出口的15.2%，算上转口贸易的部分就是20%左右。出口对中国GDP的贡献率，按照增加值来算的话，大概是13%。所以，13%×15%就是中国直接出口到美国的产品对GDP的贡献，大概是1.8%～1.95%。如果加上转出口部分，那就是2.6%。这里面已经有一部分产品被豁免了“对等关税”，我们估计是16.3%左右，还有一些产品受到的影响估计不会那么大，所以我们的估算还要打个折扣。总之，算下来，我们认为这一次的关税对中国GDP的影响，最保守的估计是在0.5个百分点左右，再往上一点是1个百分点。所以，这次的影响可能大致相当于1/5个“雷曼危机”。当然，这只是目前一个框架性的估算。三联生活周刊：如果以“雷曼危机”为参照，我们联想到，当年中央政府推出了“4万亿”刺激计划，中国经济继续发展。那么，这一次贸易战，我们的经济到底走在一条什么样的轨道上？

陆挺：虽然从出口来看，我们认为这一轮贸易战的冲击可能只相当于1/5个“雷曼危机”，但中国今天的经济体量和那时候不可同日而语。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现在面临的形势比当时更加复杂，不能对经济下行的压力掉以轻心。

中国经济长期以来最重要的两个板块，一个是出口，一个是房地产。从2021年开始，中国房地产出现了巨幅的下滑，跟房地产有关的经济活动下降了近50%。可是我们并没有看到中国经济出现衰退，因为出口在大幅增长。出口增长有两个因素。第一，中国制造业的实力确实在上升；第二，新冠疫情那几年，欧美、日韩等经济体的生产体系受影响较大，他们又采取了大规模刺激消费的政策。而中国的产能恢复很快，所以全球对中国产品的需求大幅增加，刺激了出口。

有一组数据非常直观：2020年，新房销售额为17.4万亿元人民币，出口额为17.9万亿元人民币。2024年，新房销售额降至9.7万亿元人民币，而出口额飙升至25.5万亿元人民币。正是凭借出口的增长，中国经济抵御住了房地产下行的冲击。

这个背景对我们理解当前的形势很重要。今年一季度，国内前100个开发商的销售金额同比下降约5%，销售面积下降了15%左右。所以，我们还不能轻言房地产行业已经企稳复苏。我们甚至还要看到，原来一些房地产出现复苏迹象的东部大城市，同时也是外贸重镇，比如深圳、上海、杭州等地。贸易战升级之后，它们二季度要面临房地产和出口同时萎缩的局面。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过去几年中国“新三样”（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发电设备）推动了出口，也在投资方面带动了上下游不少产业。但从去年到今年，“新三样”的投资也呈下滑趋势，尤其在动力电池和光伏这块。

今年一季度的GDP增速是5.4%，非常好，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的数据也很耀眼。但我们过去几个月推动消费上升的主要因素就是“以旧换新”政策。但要知道，这些刺激因素是不可持续的，换过的短时间内很难再换，未来如果再要推出类似的补贴政策，效果可能就有限了。

三联生活周刊：之前我们遇到过出口和房地产两台发动机都出现问题的情况吗？

陆挺：从技术上来看，2023年新冠疫情刚结束的时候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但不算严重。那一年房地产处于下行阶段，出口也下跌了5个百分点。但这主要是因为疫情期间的出口太好了，基数很高，有所下滑是正常现象。还有一次“双下滑”就是在2008年“雷曼危机”的时候，持续时间非常短。因为中国政府出手速度很快，中央政府宣布了4万亿元人民币的刺激计划，后来的政策允许各地成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把整个杠杆都撬动起来了。2009年，中国GDP的增速是9.2%，非常高。这里面还有个很重要的原因，当时的房地产下行是“雷曼危机”直接造成的，但实际上中国的房地产行业那时候还处于大爆发的前夜，需求非常旺盛。所以，2009年一刺激，施加在房地产行业的各种限制被取消后，房地产市场立刻迎来了爆发。

三联生活周刊：针对受到关税影响的出口企业，现在各地政府也在出台相关的扶持政策。但涉及的行业、企业分散且数量众多，你认为政策应该从什么角度去发力？

陆挺：我们针对出口企业制定政策确实有难度。我讲一个韩国的例子，韩国现在对它们的汽车生产商推出了补贴计划。它们做这件事情相对容易，为什么？因为韩国到目前为止主要被加征关税的产业就是汽车，而它们生产汽车的企业就那么几家。但中国对美出口，除了龙头企业，还有千千万万家中小企业。要对这些企业都进行扶持，操作难度比较高。但不管怎么样，我认为中国的优势是行政能力很强，也许可以做一个梳理，看看出口企业对美的敞口究竟有多大。然后结合我们过去的经验，有针对性地制定一些措施，前几年新冠疫情的时候也推行过，被证明效果是好的，能给企业减轻负担。另外，也可以考虑增加一些出口退税。不过因为这个问题本身就牵扯进了特朗普的“对等关税”计划，所以从策略上来讲，未必是最好的办法。

三联生活周刊：如果全球贸易的体系被特朗普打破，未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格局？

陆挺：我首先要说，国际贸易的格局不会发生太大的变化，大家不要觉得这次特朗普搞了“对等关税”之后，整个国际贸易好像跟以前就完全不一样了。其实谈来谈去，到最后大家可能会发现，这次真正打贸易战最激烈的还是中美之间，美国跟别的国家的经贸往来也许会有一些变化，但不会太大。这种格局在未来的10年、20年里可能都会延续。我认为还不至于说我们就要进入一个逆全球化的时代，虽然全球化可能速度会慢一些。此外，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还有美国作为全球经济一个主导力量的地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也不会出现实质性的变化。三联生活周刊：回到“雷曼危机”，那之后中国的中央政府出台一系列刺激政策，房地产，新兴产业比如新能源汽车等行业，迎来了发展机遇。这一次危机，对某些产业或者个人，会有新的机会出现吗？

陆挺：当年的背景是，中国城市化的速度在加快。人们对住房更新的需求非常庞大，高速公路、高速铁路等基础设施建设也迎来了高潮。这些都是用来刺激经济的手段。加上那时候中国居民的储蓄率很高，有大量盈余推动整个国家的基础设施和住房水平往前迈了一大步。现在实事求是地说，即使进行经济刺激，机会也明显减少了。

但如果换个角度来思考问题，这一次仍然不失为一次机遇。我们经济高速发展这么多年，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在某些方面也存在问题。现在是一个调整的时刻。我最想强调的是两项，第一是社保体系的改革，第二是财政体系的改革。

社保体系的改革。前些年，社保改革往前推进的速度明显减慢，甚至出现了非常严重的不平衡，尤其是农村居民养老金水平与城市居民、职工之间的巨大落差。以前经济高速增长的时候，大家不是特别在乎这个，但现在我想不出来有什么样的政策能够比改革中国的社保体系对扩大内需、提振经济更为有用，更可持续。为什么？第一，领取养老金的城乡居民足足有1.7亿人，都是低收入人群，给他们多发绝对数量的钱，比如一个月100元、200元，对他们是很大的一块收入，对他们消费的倾向影响也是最大的，这是最简单的经济学道理。第二，这些农村老人也是现在的广大制造业工人的父母亲，增加他们的养老金，也等于减轻这些工人给父母养老的负担。第三，中国有5000多万建筑工人，有1亿多制造业工人，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将来要回农村养老，所以提高农村老人的养老金，等于提高了他们对未来的收入预期，也能间接增加他们的消费。

另一项重要的改革就是财政体系的改革。过去20多年，中国财政体系的运行是建立在房地产这个行业蒸蒸日上的基础之上的，但这个体系已经难以为继。据我们的测算，2020年峰值时期，房地产行业占地方政府收入的38%，但到2024年，由于土地出让收入的急剧下降，这一比例已降至24%。

土地出让的大幅收缩在地方政府和开发商之间形成了一个负反馈循环。因为许多地方政府面临着土地出让收入锐减、债务不断增加和维护公共安全成本高昂的巨大压力。为了弥补这些损失，一些地方采取了其他增收策略，包括收取过高费用、不合理罚款和加强税收征管，一些欠发达地区的地方政府甚至派遣警力到更发达的沿海城市“敲诈”当地企业主，即所谓的“远洋捕捞”。这些都影响了营商环境。所以，从根本上改革财政体系，也是对企业更好的保护，可以提高大家投资的信心。

三联生活周刊：社保体系的改革每年需要几千亿资金，但现在地方政府财政紧张，而且伴随人口老龄化和人口流失，很多地方，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养老金池子也趋于见底。要增加农村老人的养老金，钱从哪里来？

陆挺：中国1.7亿的农村老人，每人一个月增加100块钱，一年就是2000亿元，增加200元，就是4000亿元。假定中央财政今年要增加1万亿元人民币的赤字，从中拿2000亿、3000亿或者4000亿元到社保体系中，我觉得是最好的用途。这笔钱比你拿去投资一些运营效率低下的基础设施，可能要更加划算。而且，我认为这项改革一定要通过中央财政来支持，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些城乡居民因为特殊的历史背景，他们以前确实是没有缴纳社保费用的，但没缴纳并不意味着他们对这个国家就没有贡献。在我们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向工业国的过程中，农民群体是做出了巨大牺牲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应该由中央财政来提供支持。我们中央政府目前的财政赤字率算是相对较低的，说明还有空间，更何况如果能把这个事情做好，释放出消费需求，GDP的分母变大了，财政赤字的比例也就能缩小。

除了给农村老人增加养老金，接下来也应该考虑怎么把新一代的城乡居民尽可能纳入职工社保体系，怎么把失业的大学生纳入社保体系，这些都非常关键，也是政府可以做的。随着社会往前发展，现在1.7亿领取养老金的城乡居民将来也许就会减少到几千万，再过二三十年就没了，整个国家的社保体系就会变得更加完善，也能推动中国经济的结构更加健康。因此，社保改革不仅仅是一个道义问题，也是一个经济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