院士董家鸿，精准绘制“生命地图”

“其实，我当初走入医学领域是误打误撞的。”中国工程院院士、著名肝胆外科专家董家鸿对《环球人物》记者笑道，“我少年时代并没想过当医生，而是想搞科学研究，当时以为科学就是数理化。但现在，医学的发展已经与科学技术密不可分了。”

在近日举办的2025年中关村论坛上，董家鸿参加的是人工智能（AI）主题讨论。当前，AI热潮席卷各行各业，医疗是重要的应用领域。

“历史上，从炼金术到DNA双螺旋结构，人类对生命奥秘的探索始终伴随着工具革命。现在，生成式AI就像‘数字炼金术’一样，正向着更深入、更复杂的医疗核心领域延伸。”董家鸿见证了中国医学事业从“赤脚医生”到“AI医生”的跨越式发展，回顾这段历程，他感慨万千。

深入高原治“虫癌”

有人说，董家鸿所做手术的难度，堪比攀登肝胆外科手术的珠穆朗玛峰。

有一次，董家鸿在青海省见到一名二十来岁的藏族姑娘，全身皮肤发黄，连眼球都呈现不正常的黄色。经过检查，董家鸿发现她体内的寄生虫几乎占满整个肝脏，情况十分危急。经验丰富的董家鸿也犯了难，经过反复思考，他决定采用一种创新技术——体外肝切除＋自体肝移植。这个方案就是先把肝脏完整地切下来、拿到体外，再在低温条件下，像雕刻一样把病灶切除，并精准修复血管，最后将肝脏的健康部分移植回患者体内。

打开患者腹腔时，团队发现肝脏重量已经超过2千克，其中寄生虫就占了大约1千克。董家鸿将所有寄生虫一只只剥离，仅这一个步骤就用了4个半小时，接着又将被侵蚀的血管一根根重建，直到将肝脏与身体的血液循环打通……整台手术共历时14小时。

康复后的姑娘开启了新的人生。“后来我几次去青海义诊，每次她都来见我，完全是一个健康的姑娘了。”董家鸿说。

这个姑娘得的是包虫病。20多年前的一次学术会议上，董家鸿第一次听说了这种病。这是一种人畜共患的寄生虫病，主要流行于我国高海拔牧区，又被称为“虫癌”。其中囊型包虫病会在肝脏内引发囊肿，压迫邻近组织、引发呼吸困难；泡型包虫病会大范围蚕食肝脏，并侵犯肝脏血管，引发肝脏功能衰竭，甚至转移到肺部、脑部，导致全身多器官功能衰竭。

在那次会议上，来自青海、新疆的医务工作者告诉董家鸿，由于缺乏及时有效的治疗，一些地区的染病者10年内死亡率高达90%以上，有的家庭甚至因此全部殒命。

董家鸿从此记住了包虫病。“医生应该有顶天的追求、立地的情怀、惠民的行动，竭尽所能让更多群众获益。”

2015年，当董家鸿第一次来到青海义诊时，看到了很多病情严重的患者。“有一个十几岁的男孩，骨瘦如柴，却挺着一个大肚子，生命垂危。”董家鸿回忆道，“我还见到一位73岁的老奶奶，她家里本来有祖孙三代11口人，因为包虫病，有10个人过世了，只剩她一个孤寡老人。”董家鸿受到极大冲击。

其实包虫病并非绝症，只要控制传染源、筛查高危人群，早发现、早治疗，就能大大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当时内地的医疗条件已经很发达了，但边远地区尤其是青藏高原的医疗资源相对匮乏，包虫病是很多家庭致贫、返贫的根源，我和同事希望这些地区的群众也能享受到比较发达的医疗技术。”董家鸿说。

此后，他带队深入包虫病流行地区40余次，开展医疗帮扶工作，团队总行程超过10万公里，累计筛查1.8万多人次，开展复杂包虫病手术1300多台次。

平均海拔4200米的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以下简称果洛州）是包虫病的高发区之一，也是董家鸿团队高原义诊的常去之地。当地医疗条件极其有限，医务工作者冒着被感染的风险，在缺氧的环境下与包虫病进行了无数次交锋。

每次做手术时，董家鸿都邀请果洛州医院的医生一起参与，教他们如何在彻底清除病灶的同时，又能保持剩余肝脏结构完整。渐渐地，他帮助当地培养了一支医疗专家队伍。虽然物质条件艰苦，但董家鸿常常被当地质朴的群众和“缺氧不缺精神”的干部深深感动。每次见到他，藏族同胞都会喊一声“北京的好曼巴（大夫）”。截至2024年底，果洛州人群包虫病现症患病率已从2016年的4.54%下降至0.79%。

“以导师为榜样”

董家鸿年少时的理想是成为像陈景润一样的数学家。16岁高中毕业后，他在农村当了一年知青，随着1977年恢复高考，他顺利考入徐州医学院（今徐州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

“我之所以没有学数学专业，是因为录取时，所有过了分数线的考生档案都放在会议室的一张大桌子上，各校来招考的老师早早就候在会议室外。门一打开，大家蜂拥而上去抢档案。我母校徐州医学院有先见之明，派了一名体育老师来，跑得快，把我的档案抢走了。”就这样，董家鸿成了一名医学生。他后来非常感激那名体育老师为自己开启了新世界的大门。

经过5年的本科学习，董家鸿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今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医大学）普通外科专业，成为一名研究生。“本科时，我以为当医生就是看病。到了硕士阶段，在导师的引领下，我理解了医学的更高价值——为全人类攻克疾病难题。”董家鸿提到的导师就是我国著名肝胆外科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黄志强。

黄志强有句名言：“开别人开不了的刀，治别人治不好的病。”董家鸿将这句话作为自己的座右铭。董家鸿提到黄志强接诊过一名特殊患者——在做过胆囊切除术后，患者上腹部突然剧烈疼痛，还呕血。众人束手无策时，黄志强抱了一床被褥来到病房，睡在患者旁边的一张小钢丝床上。通过20多天的细致观察和研判，他不仅诊断出病因，还首创了用肝动脉结扎术治疗胆道出血的新方法，被外界视为该领域治疗史上的一个“奇迹”。

“以导师为榜样，我立志当一名学术型医生，既有精湛的医术，又有从临床实践中发现、研究、解决问题的能力。”董家鸿说。硕士研究生毕业后，他进入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肝胆外科，成为一名临床医生。工作期间，他又攻读了博士学位，并于1996年被破格晋升为正教授、博士生导师。38岁时，董家鸿成为第三军医大学西南医院肝胆外科中心主任，也是当时全国医学大中心最年轻的主任之一。

2006年，董家鸿调入解放军总医院肝胆外科。同年，他在国际上率先提出“精准外科”的原创理念。通俗地说，精准外科相当于精确打击，以最小的损伤、最小的周围组织损失，获得最大化的病灶清除。此后，他率领团队突破了一系列技术壁垒，使大量过去不能手术或手术效果不好的病人获得了有效治疗。2014年，董家鸿入职清华大学任讲席教授、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2017年，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成立，他成为首任院长，并于同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经验，领先世界”

随着精准医疗技术的不断发展，董家鸿主持的疑难手术越来越多，其中让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名叫小江的患者。

在高考之前8天，小江突然病发，被诊断为肝功能衰竭，肝脏移植是唯一的办法。家人经过商量，决定由小江的父亲捐肝。没想到，由于小江身高超过1.9米，需要移植的肝比普通人的大，父亲所能捐的不够用，而母亲的血型又不符。紧急关头，小江的姐姐站了出来，此时的她刚生完孩子几个月。一家人舍不得让姐姐捐。当着董家鸿的面，小江哭着对姐姐说：“我不想让你捐。”但为了救他的命，全家最终做出了由父亲和姐姐“拼肝”的决定。

“双供一受”的肝脏移植手术风险极高，但董家鸿别无选择。他对团队说：“整个家庭的未来都系在我们手中，唯有全力以赴，破解所有的难题和风险。”又一次经过14小时的奋战，他带领团队精准完成了双肝获取和植入的手术，小江家三人顺利出院。

现在，立志从医的小江已经考上了医学院，而董家鸿常用这个案例证明：“在用精准医疗进行肝脏移植方面，中国经验，领先世界。”

董家鸿也深切地体会到，医学的进步越来越依赖于计算机科学、数据科学、材料科学等技术的突破。随着AI技术的飞速发展，精准外科正在向“预知疾病”的方向推进。

“未来，我们可以构建患者的数字孪生体，实现手术全过程的精确模拟。外科医生先在数字世界里演练，再在现实中进行手术。这将极大降低手术风险。”董家鸿团队还在研发能够实时透视人体的智能手术系统，让医生的眼睛不仅能看到脏器表面，还能看到脏器内部的血管神经，从而绘制出一张精准的生命地图。

“到那时，治疗将不再是标准化流程，而是根据患者的数字画像量身定制的精准旅程。”董家鸿说，“精准外科的本质是从经验医学向智能医学跨越，这不仅是技术变革，更是思维方式的革命。”

编辑 田亮 / 美编 苑立荣 / 编审 张建魁

董家鸿

1960年出生，江苏省灌云县人，肝胆外科、肝脏移植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现任清华大学临床医学院院长、清华大学精准医学研究院院长、北京清华长庚医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