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仁者无敌

2001年，周杰伦的《双截棍》红遍大街小巷，在劲爆的节奏中一句话闪过：“习武之人切记，仁者无敌！”

初登场时，这首歌从歌手到作品，均被视为非主流中的非主流。剖开内里却发现，这首浑身带刺的歌主张的，却是极为平和的“仁者无敌”“一身正气”。

这是一个有趣的呼应。约两千年前，首次提出“仁者无敌”和“浩然之气”的孟子，其一意主张的儒家学说也是“非主流”。

和思想生发的熠熠光辉不同，历史上的先秦，是打仗时“舟中之指可掬”（ 船中战士的断指可以被手捧起来）的晦暗时代。据司马迁著述，孟子游历时，各国主流是商鞅、吴起、孙子、田忌等人的御人和兵法之术。下至小国邹国，上至大国齐国，无不忌惮邻国的武力威胁，时时活在弱小即毁灭的恐惧中。

今人或说，孟子主张的“仁”“义”，实在是一种自然选择，有什么值得额外说明？但在以德为黏合剂的小共同体瓦解，而君主言必称利的战国时期，孔子在100 多年前所宣扬的思想，本就不是显学，当时更显迂阔。

前有孔子喟叹，“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百年后，自认作孔子私淑弟子的孟子却选择重新扛起大旗，对唯利是求、以武立国的诸君主，重述“仁”“义”的重要性。

在一个竞争为上的社会里，屈服于武力与利益是简单的事。只要有一人如荀子所言为己所谋，其他人将不得不卷起来同样为自己所求，最终形成丛林世界。但孟子却指出了另一条积极的生存之路：行不忍之心，推不忍之政。在他的思想中，“人”是政治的目的和尺度，而将人与野兽区分开的，是道德的心性。若将这些人人都有的恻隐之心、不忍之心推行，“天下可运之掌上”。

基于这一思想，孟子对自我有极高的认同感。他如刺头般遍历列国，将自己视为君主的老师，处处兜售自己的仁政。后世回望先秦，往往感叹孔子的思想是这一黑暗时代的明灯，“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但在孔子身后，正是孟子这一同样不世出的思想家，将其补阙与发扬。

如今，孟子思想所由的“小共同体”社会早已不复存在，但在这种社会中滋养起的不忍之心、浩然之气，仍旧充塞天宇。

从性善到民本

孔子述而不作，到了孟子，一个重要发展，是将儒家学说逻辑化、理论化。

一本《论语》，多次出现孔子论仁，每次都是在不同情境下，回答不同的问题而来。仁究竟是什么？孔子在回答颜回时，仁是“仁者爱人”，也是“克己复礼”；回答子贡关于仁的提问时，仁是忠恕之道，“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面对冉雍时，又说仁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孔子也说过，巧言令色，少有仁者。

孔子的仁很广博，既是个人的道德修养，也是社会伦理，也是政治理想，也是礼仪规范。到了孟子这里，还像老师那样就不行了，他将仁进一步明确，并且作为他的儒家学说的基本起点。

他的基本逻辑是：什么是仁呢？是人的恻隐之心，或者不忍之心，而恻隐之心是人们普遍都有的，既然如此，说明人性本善。那么，君主也是如此，只要君主以这种心理顺着去发扬，行相互关爱的政治，做到施仁政，天下也就可以变好了。

孟子所在的时代，多战的背景催生出人们对人本性的讨论。天下士人曾济济于稷下学社，共同讨论治人之法。一种流行的说法是，人并无确定的本性，只是受到环境的影响而改变。正如告子所言，“性犹湍水也”，水哪里有缺口就向哪里流，就像人性并没有善恶之分。

但孟子否认这种虚无的说法，在他看来，善是人与生俱来的本性。“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性向善是普遍且自然的，就像水向下流一样自然。这是人和禽兽的区别。所谓的行善，其实没有多么高大上，它出之自然，就是“不忍”。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什么是不忍之心呢？现在有人突然看见一个小孩子要掉进井里了，人们本能地都会产生惊惧同情之心，这不是因为想在乡邻朋友中博取声誉，也不是因为厌恶孩子的哭声才这样的，这就是一个下意识的举动。可见人性本来就是善的。

同理，人们普遍具有四种心理，恻隐之心——对他人苦难的同情，就像看见孩子坠井时本能地想要去救；羞恶之心——对不道德的行为感到羞耻和厌恶，所以人具有基本的道德判断能力；辞让之心——在人际交往之中，人们一般会保持谦让礼貌；是非之心——人们也能够辨别基本的对错。

这四种心理，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外界强求的。它们是区分是人还是禽兽的关键。没有这四种心，就不算是人。而有了这四种心，人性就会继续发展。

恻隐之心，是仁的开端，羞恶之心，是义的开端，辞让之心，是礼的开端，是非之心，是智的开端。

恻隐、羞恶、辞让、是非，人有这四种善端，就像拥有四肢一样自然，具备这四种善端，却做不到善行的人，无异于是在自我戕害。

孟子说，人有这四种善端，就像拥有四肢一样自然，具备这四种善端，却做不到善行的人，无异于是在自我戕害；而认识到人有这四种善端，就要懂得去扩充它们，就像火苗初燃终将燎原，泉水初涌终将奔流。

人天生都是有善心善性的，但是，后天的选择对于人的影响也很重要。造箭的人唯恐自己造出来的箭不能伤人，造铠甲的人唯恐箭会伤人，这难道是因为造箭的人比造铠甲的人更不仁吗？不，是职业使然。

所以，选择职业不可以不慎重。不同的职业选择会影响人的道德倾向。同样两个做好了自己本职工作的人，却因为选择不同，而站在了完全不同的道德立场上，所以，要谨慎选择所从事的职业，因为它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甚至扭曲人的本性。

孟子这样说，在当时意在批评他所看不上的纵横家，因他认为这些人为了功利，而学习权谋之术，他们的选择违背了仁德。

但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洞见。只要人有选择，那么人就有责任，人需要负责，那么就会反躬自省，所以孟子自然得出“反求诸己”。

“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行有不得者，反求诸己。”孟子的言说对象都是君主公卿士大夫，所以说这样的话很需要政治勇气。谁都需要反躬自省，君主同样如此，甚至更是如此。

如果和法家做对比，不同之处就显现了出来。在法家思想中，臣子都是对上负责，以君主的是非为是非，君主说是，就不可以讲非，君主说非，就不可以说是，这实质上否定了个人的选择权利。个人没有了选择，也就没有了责任，所以，对上负责实质上就是无法负责，只是背锅。

但反过来，如果每个人都能自我负责，那么每个人都是有自主意志的，每个人都有其尊严，而人的尊严应当成为政治的目的，所以，在先秦思想家中，孟子成为了把民摆在最重要政治位置的思想家。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就是“民本”的由来。

从民本到王道

认识到“民本”，君主须施“仁政”，国家就应当以民众的生活为重。这是孟子的“王道”思想。孟子去见各国君主，积极兜售他的这些主张，其中一个核心，便是将安排日常之权还给民众。

首先，让人安心劳作。“五亩之宅，树之以桑，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使民“养生丧死无憾，王道之始也”。每户家庭分配“宅基地”，让人按照农时种田，满足百姓的基本生存需要。如果连饭都吃不饱，如何谈教化？

然后，“有恒产者有恒心”。这也是非常厉害的洞见，是孟子所提出的诸多经典的观念之一。民穷，就很难不铤而走险，拥有稳定产业的人，才能保持稳定的道德操守和社会责任感，继而，一个社会才能真正安定。

在民众发挥自己能力的时候，政府要做的是兜底，救助弱势群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鳏寡孤独穷民无告者”应当优先救助。并且，减轻刑罚，慎用刑罚，远离虐政，不搞连坐。

这样的国家，治理者也从民众中来。孟子说，尊重贤才，任用能人，让杰出的人物居于官位，那么天下的士人就会感到高兴，并愿意到这样的朝廷来任职。怎样算贤人？孟子说：“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选贤时，国君更应听到民众的声音。

只要人有选择，那么人就有责任，人需要负责，那么就会反躬自省，所以孟子自然得出“反求诸己”。

另外，还要减免货税、田税；政府收购滞销品，让货物流通起来，使天下的商人高兴，愿意来市场上做生意，在关卡上只检查不收税，保持流动性；减免百姓住地的地税、免除兵役的雇役钱，让百姓主动前来。

两千年之后的二十世纪初，在国际乱世之中，中国面临生存危机，孙中山说一个好的国家无非就是，“地尽其利，人尽其才，物尽其用，货畅其流”，孟子与之几乎是一样的认识。

孟子的主张，每一样都和法家完全相反。法家要使民穷，这样民众就会为了奖赏而拼命为国家干活；法家要使民无恒产，这样民众就可以被国家动员，且国家一定不要仁爱，没有功劳的人是绝对不可以救助发钱的。不要选贤，选了贤，其他臣子就会效仿，也装作很贤的样子，这样威胁君主的权势。

和法家不同，孟子认为，国家强大不是目的，而是尊重民意后，自然而然的结果。

彼时，君王更关注如何快速得到利益，面对前来游说的孟子，梁惠王开口便问：“亦将有以利吾国乎？”你有什么能利于我国？孟子却先否认梁惠王的前提，说：“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管理国家，不过仁义二字。君王要先对民众有帮助，才能让民众来朝。如果君王不先帮民，即让民众陷入无恒产的地步，而民众为自己牟利获罪，是君王“罔民”。

无怪君主张口称利。在梁惠王看来，当时的梁国，身处于晋国、齐国、秦国、楚国的威胁中，自己的孩子都在战争中死去了，不正需要练兵强国？要练兵，不也需要高赋税养兵？但在孟子处，国之所以为国的先决条件不是国力强大，而是让一个地方的民能安居乐业。

但孟子从游历的经验看，认为练兵如秦国，表面看起来强大，实在失去民心。“彼夺其民时，使不得耕耨以养其父母。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秦国侵占了百姓的生产时间，征兵让妻离子散，当施行仁政的梁国民富力强，去攻打秦国时，后者将无强兵能和梁国抵抗。因此“仁者无敌”。

孟子更看重的，是君王是否尽了对国的义务。当王没有行使好自己的王权，就不是王，而人民造反也有其正当性。“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君主如果无道，就失去了合法性，周武王杀的，不过是一个独夫民贼。

所以，治国者不能是独裁者。君王治国的权力，如同“流动红旗”，若要行使好这一权力，保证自己的合法性，更应当找不同的人才来辅佐治理。这些人才遵循的，不是君王的一家之言，而是比君权更高的道德。善待人才，则如建房寻找大木头，买玉时购买美玉，尊重时间和经验给予人才的纹理、雕刻和知识。寻找人才来辅助治理国家，却说“舍女所学而从我”，是不合理的行为。

邹穆公曾问孟子，邹和鲁发生冲突，官吏牺牲了33 个，但百姓没有一个为他们死难的；想杀掉这些不忠诚的百姓（看着长官被杀却不去营救），但杀不了这么多，怎么办？

孟子表示，你在荒灾年岁把上千名年老体弱的百姓弃置于山沟荒野中，年轻力壮的四处逃荒；同时你的谷仓堆满粮食，库房都是财宝，没有官吏来报告灾情。你怎样对待人家，人家怎么回报你（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