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的回归年代：从“民族理念”到普京主义

1俄罗斯的回归年代：从“民族理念”到普京主义

张昊琦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副研究员

本文节选自《文化纵横》2025年第2期

俄罗斯民族可说是地缘共同体的典型。对于俄罗斯这个庞大的地缘共同体来说，“思想”或“理念”是维持它恒久存在的支柱。那些消失在历史烟尘中的游牧民族，即便是建立了庞大帝国的蒙古人，都未能长久统治这片土地，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缺乏“思想”。俄罗斯拥有世界上最广袤的领土，地缘优越感甚至自负支撑了这个民族的心理，但与之伴随的却是无时不在的地缘焦虑和不安全感。与文明自负相伴生的却是无尽的文明焦虑。俄罗斯的地缘焦虑和文明焦虑贯穿俄罗斯的整个历史，并在苏联解体以来更加彰显无遗。在地缘和文明的双重焦虑中，作为东西方桥梁的乌克兰是一个会合点。始于2014 年并在2022 年全面升级的俄乌冲突，可以说是这种焦虑的总爆发。俄罗斯试图完成地缘和文明的双重突围。

冷战结束后，美国以自由主义的名义推动了全球的民主化浪潮。除了少数地区和国家成功实现了转型外，大部分国家由于水土不服，转型未能顺利推进，甚至彻底失败。美国以外部干预的方式播撒自由的种子，反而制造了许多“失败国家”。自由主义声名受损，面临越来越多的挑战，保守主义、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强劲的发展。俄罗斯保守主义也是在这种大背景下兴起和壮大的，它一开始试图矫正激进自由主义改革的极端发展，恢复社会秩序和稳定，重新树立大国的尊严和地位；后来不断回归历史传统，并且与其他政治理论和思潮相结合，日益激进化；最后则定型为所谓的“普京主义”。普京主义是俄罗斯保守主义发展的自然延续，是当代保守主义的俄国版本。

普京主义集中体现了保守主义的俄罗斯特性，虽然不能说是俄罗斯保守主义的最终定型版本，但保守主义价值观明确进入了2020 年宪法修订案。特别重要的是， “上帝”这一宗教性概念明确入宪—第67. 1 款规定应牢记那些“传递给我们上帝的理念和信仰”的历代先辈。这与世俗化国家的规定是矛盾的，也反映了宗教保守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重大进展。这一阶段的保守主义，将俄罗斯定位为“自给自足的文明—国家”，明确了俄罗斯的独特政治和价值体制，不仅挑战西方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还要捍卫西方文明之源。

2“般配的爱情”：城市男性对于婚姻意义的体认与重构

杜平 南开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本文节选自《妇女研究论丛》2025年第1期

浪漫爱情、性别与婚姻家庭之间的相互交织愈加紧密。就本土婚姻传统而言，以父权主导、从夫居和父系继承为典型特征的婚姻，对男性意味着“为父母找个儿媳妇”，强调女性生育男性后嗣、孝顺公婆并遵从丈夫的贤德，足见婚姻在满足家庭文化伦理方面的功能。时至今日，尽管婚姻关系及其意义不断变化，但传统文化依旧深刻影响着中国男性对于婚姻的理解和想象，而婚姻仍然是他们满足性别期待并推进日常生活的重要资源。婚姻的重要性在农村男性遭遇婚姻挤压的情境下尤为凸显，未婚者体验着一种深深的失败感，长期永久单身的他们往往过着“二等公民”的生活，生活质量严重受损。相对地，婚姻之中的男性也受到性别—社会压力机制的影响，性别化的社会压力难免导致亲密关系的恶化甚至分离。因此有学者认为，伴随家庭性别权力和关系动态的不断变化，当代中国男性面临的最大挑战不是如何成为一个好儿子或好父亲，而是如何成为一个好丈夫。

城市男性构建的婚姻意义具有多重交织的复杂性，也呈现出情境化更新的流动性。其中，个体的情感诉求与观照是理解婚姻意义延续与转变的关键。城市男性对于浪漫爱情的追求经过本土化改造，发展出“般配的爱情”。作为一种择偶策略，它奠定了当下婚姻兼具传统与现代特征的底色，实现了外在关系适配与内在情感契合的协商。这一协商过程往往要求情感的管理与妥协，其对于婚姻目的的屈从，体现出婚姻规范性传统得以延续的一面。在褪去浪漫面纱之后，现实之中的婚姻主要围绕日常生活需求的满足展开，强调婚姻功能与实用价值的发挥。但吊诡的是，城市男性未得到满足的情感需求却在潜滋暗长。有学者提出“内在无依”，认为现代社会人们需要在私人生活中构筑避风的港湾，让爱情和婚姻成为内心的支撑，使迷失的自我得到理解、认同和接纳。

可见，传统婚姻脚本已然难以适应现代婚姻生态。无论是婚姻的情感性意义向规范性意义妥协，抑或被工具性意义削弱，都无益于个体情感诉求的满足和伴侣亲密关系的营造。从这个角度讲，城市男性在婚姻生活中经历的失落、挣扎与醒悟，将助推他们在婚姻中对于情感性意义的重视与追求，实现婚姻意义的转变与重构。

3小县大城，撬动城乡中国发展的关键

周立 罗建章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博士生

本文节选自书籍《小县大城》

“大城市的卷，相比县城的惬意毫无性价比”，事实是否如此？其实， 这是存在于返乡见闻落差背后的幸福悖论。从宏观数据来看，县城的状况并不算好。但从县域层面数据来看，中西部的县域人口出现大幅回流。基于我们的观察，可能的解释是宏观数据呈现的县域向都市流入的大趋势背后，还存在城市向县域流入的反向流动。过去几十年，“孔雀东南飞”是人口大迁徙的常态：从中西部流向东部、从北方奔向南方、从小县城拥入大城市。然而，最近几年，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始迎来人口回流，就连一些面临劳动力持续流失之困的小县城，也迎来反弹时刻。这些县域主要集中在我国中东部的地区，如东南沿海的福建德化县、闽侯县，广东揭阳普宁市、茂名高州市，中西部的四川成都邛崃市等。这些崛起县域的共同特征是，有明显的产业优势和市场规模。得益于数字经济发展和国内大循环格局的形成，县域为人民的生活方式、职业发展及生活品质提供了新的选择。

从经济结构变迁来看，小县大城的形成过程就是农业活动逐步向非农业活动转化和产业结构升级的县域城镇化过程；从社会结构变迁来看，小县大城的形成过程就是农村人口逐步转变为城镇人口并共享城镇文化、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过程。这两种变迁在空间结构上，都表现为土地、资本、人口等各种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的小县大城特征。依据城市化的国际经验和启示，城市化一般会经历三个阶段，逐渐会呈现出多元城市生态：第一阶段是人口向各种规模的城镇集中，第二阶段是小城镇人口向大中城市集中，第三阶段是人口以流向中小城镇为主，包括大城市人口的逆向流动。当前中国城镇化正在进入第三阶段，小县大城将是以县城为载体的新型城镇化的未来样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