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如何用图书控制思想

读书能带来思想上的乐趣，前提是我们能够自主选择和自主思考。鲜有人知的是，美国中情局通过图书诱导目标国家精英阶层的阅读方向，从而间接控制目标国家的思想。

图书在战争期间可以作为“纸质子弹”。曼宁的《当图书进入战争：美国利用图书赢得二战的故事》披露，二战期间，美国向欧洲输入1.23 亿册图书。

约翰·B.亨奇在《作为武器的图书：二战时期以全球市场为目标的宣传、出版与较量》中引用一位高级官员的话说：“图书不会对大众的思想产生影响，但是会对那些塑造大众思想的人的思想产生影响——对思想的领导者以及大众观念的构想者产生影响。一本图书的影响可以持续六个月或者几十年。图书是所有宣传手段中最持久的。”

冷战期间，富兰克林图书计划从1952年启动到1979年为止，涉及3000种图书，花费1亿美元，以阿富汗、埃及、沙特阿拉伯、伊拉克、伊朗和巴基斯坦为目标国家。中央情报局暗中参与各种图书计划，其中一项重大任务，即巧妙地将反共产主义的图书放到铁幕背后各个国家精英手中。

《作为武器的图书》在结尾，明确向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其国务卿希拉里发出号召：“图书难道不应该成为国家工具的一部分，并再次成为思想战争的武器吗？”

《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揭露最全面彻底，罗列了一部分接受中情局资助的文化名人。

中央情报局1951年资助奥威尔《动物农场》在全世界发行。奥威尔痛斥一切极权，然而中情局和美国宣传家却把《1984》确定为针对共产主义。“且不论奥威尔写书时究竟指的是什么，反正他为冷战提供了一个强有力的神话……在20世纪50年代，这就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惯用的‘新语言’。”

1977年，《纽约时报》称，中情局插手的出版物至少1000种，包括艾略特的《荒原》、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以及新版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等。

禁止图书并非纳粹专利。在察看7 个国家图书馆之后，中情局宣布有3万册图书是亲共作家的著作，要求下架。美国国务院禁止“一切有争议的人物、共产党人、共产党同路人等等的资料，包括绘画”。这些作者包括萨特、高尔基、史沫特莱、海伦·凯勒、兰斯顿·休斯、杜波伊斯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梭罗的《论公民的不服从》《震撼世界的十天》等，它们曾被纳粹焚毁，又成为麦卡锡主义禁止的对象。

控制人身也是一种方式。解密档案显示，海明威被胡佛手下的人跟踪、窃听、袭击达25年以上。1951年，诗人路易斯·昂特迈耶被列入联邦调查局名单，因“极度恐惧”闭门不出达一年半之久。

美国文化入侵行为非常隐秘，很难被发觉，即使被发觉了也很难昭告天下。不可否认，有相当部分中国学者和文化工作者不了解中情局的思想战争，甚至有人将中情局推销的意识形态作品奉为圭臬。

无论公开还是暗中，意识形态斗争在今天依然很激烈。我们应当知晓美国中情局这一秘密，对那些包装成“异议”面孔的文化产品保持警惕。正如《文化冷战与中央情报局》一书指出的那样，最有效的宣传是，“宣传对象按照你所指定的方向走，而他却以为这个方向是他自己选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