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衰败之地重生

《再造乡土：1945年后法国农村社会的衰落与重生》

[ 美] 萨拉·法默 著

叶藏 译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出品方：望mountain

2024年11月

1913年，法国诗人纪尧姆·阿波利奈尔出版了他的诗集《醇酒集》。在其开篇的长诗《地带》中，他用立体主义的瑰丽笔法，赞誉自己身处的变动不居的现代世界。

《地带》一诗，法文原名为“zone”，这一单词，常被用来指代城市与乡村交界处的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空间。阿波利奈尔漫步在城市的不断如吸水的海绵般扩张的街道之上，歌咏道：“牌子上和墙上写的字/ 黑板、布告像鹦鹉一样叫嚷/ 我喜爱工厂大街的优美/ 它位于巴黎，在奥蒙—梯威街和特尔纳大道之间/ 这就是它了，年轻的街，而你还是个幼童/ 你的母亲给你穿上了简单的蓝白色衣裳……”

这些诗行，正代表了20世纪初都市现代性勃兴之际，一部分法国精英知识分子对技术理性的看法。但他们所理解的现代世界，往往囿于巴黎一城，在此城之外，是未被看见，甚至未被完全整合进法兰西的国家构建之中的外省乡村。

人们设想，在那里，中世纪奉行小农经济的古老且破碎的法国，具象化为农舍里的一盏盏明灭的烛火。这些烛火句读着亘古未变的夜空，旧时男耕女织的社会结构，依然如胶水般黏滞住那些想要离开乡村的法国农民。

在历史叙述中，这些农民有时会变成遥远而切近的风景，似乎现代性注定要将他们落后的思想与生活方式淘汰。但事实上，法国农村并非现代性进程的客体，农村与农业的消亡也没有像我们所预料的那么早，直到二战之后，当戴高乐当局重提法国的工业化与现代化，残破的法兰西国家机器因此而重新开动时，传统的乡土法国才逐渐走向衰败。不过，在衰败的同时，法式农村生活也在政府与民间的共同参与中，被腌渍为某种文化产品，与法餐、哲学与时尚一样，进入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秩序之中。

美国学者萨拉·法默的《再造乡土：1945年后法国农村社会的衰落与重生》（以下简称《再造乡土》）讲述的正是这样一个故事，这部简明扼要的著作意欲说明，在艾瑞克·霍布斯鲍姆提出所谓“农民之死”的观点后，身处21世纪的我们，是否真真切切地与过去的世界永隔？

许多法国历史学家都在哀叹着农村所代表的“深层法国”的消亡，这个曾经触手可及的世界，如今却像紧握于手中的冰块般被现代性的余温融化了。法国年鉴学派历史学家费尔南·布罗代尔在其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法兰西的特性》结尾，感慨道：“一个属于农民的古老的法国，一个由带城堡的村镇、村落、小村庄和散落的房屋组成的法国，至少在1914年之前，甚至有的人说在1945年之前，基本保持着原貌。1945年后，它成了‘辉煌三十年’这个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的前所未有的扩张时期的牺牲品。”

农业机械的普及，使得传统的小农经济迅速瓦解，被服从于全球化食品工业需要的大规模生产所取代，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大量农村人口流向城市，村庄空心化，田地荒芜。1946年，法国尚有740万农业人口，到1975年，这一数字锐减至200万。著名法国农村社会学家亨利·芒德拉激烈批判此一农业现代化倾向，他认为，发生在20世纪中叶的农业革命，粗暴地肢解了“传统的农民文明”。而法兰西民族身份正是奠基于此种文明之上。

与农业现代化同时，随着城市的大肆扩张，发端于城市的消费文化与现代技术进入农村，农村与城市之间的区分变得越来越模糊。但在战后伊始，法国农村的居住条件，可谓触目惊心。《再造乡土》用具体的事例与数据，说明了20 世纪40至50年代法国乡村的发展状况。

“1958年，布列塔尼地区45%的房屋仍使用土地板，而在利穆赞地区，15%的房屋仍使用煤气灯照明，或者仅在餐桌上方安装一个低功率的电灯泡。即使提供了电力，程度也可能非常有限：一个农场可能有足够的电流来为房屋和谷仓照明，但不足以驱动农业机械。”

彼时，法国大部分农宅都没有自来水、冰箱、浴室、厨房等城市中产阶级必需的生活设施，有些地方甚至缺乏基本的电力供应。当然，全法各地农村困苦的程度有所不同，唯一共通之处，就是这些农村大多只为农业生产存在，而并非后来经由深度开发形成的集旅游观光、休闲消费、资源生产为一体的“多形态景观”。

不过，当农民为谋生进入城市之际，在战后的经济热潮中日渐富裕的城市中产阶级，却怀念起了悠闲的旧式乡间生活。乡村的人口流失使得众多谷仓与农舍空置。因此，20世纪60年代初至80年代中叶，许多城市居民开始购置这些房屋作为他们的次要住所，这导致至1978年时，法国已成为世界上人均拥有次要住所最多的国家。彼时，据官方统计，全法共有180万处次要住所，平均每32个法国人中就有1个人拥有1处次要住宿。乡村老房子，成为了和汽车、冰箱一样普遍的消费品。

城市中产阶级在此寻找现代生活的解毒剂，远离拥挤、嘈杂、充满污染的，如蚂蟥般递出吸盘，啮咬着、吮吸着他们血液的城市。这正应和了西方文学中的田园牧歌传统，而战后“辉煌三十年”的加速发展，更让城市中产阶级为乡土的瓦解感到焦虑。然而，吊诡的是，他们却往往以消费主义的逻辑感受着乡土，并以还原乡土原貌为由，将乡土塑造为适应其文化品位与生活习惯的样式。

修复农宅时，最佳状态下，他们会保持足够的谦逊，尊重本地建筑风格，使用地道的建筑材料，以达到“恢复而不背叛”的效果。若将这一修复过程比作调配一杯鸡尾酒，那么乡土的本真，便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基酒，其他所有的装饰与点缀，都是为了唤醒它原本隐而未显的味道。

但即便如此，这些修复后的农宅，也需要加上厨房、自来水、浴室和室内厕所。乡土与城市正是在这一消费过程中，互相渗透、互相融合。这一始自20世纪中叶的潮流至今仍有遗响，例如，2012年开播的电视节目《法国人最喜爱的房子》中，有3/4的房屋都是农业建筑或农村建筑。

除了城市中产阶级以外，另一批拥入农村的“新农村人”，乃是怀抱着乌托邦式的理想主义，真真正正地想要回归土地的年轻人。当然，他们并非想要回到旧秩序之下的乡土法国，而是意欲在小农经济如蝉蜕般的空址之上，尽情编织一种全然反现代性、反技术、反城市化的生活方式。

很明显，他们的偶像，乃是19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者们，如傅立叶、圣西门与罗伯特·欧文。循着前辈的足迹，这群年轻人在荒芜的自由中寻找着别样的生活，最后，他们中有的离开，有的选择扎根于土地，安于乡土的贫困与空乏，虽然不再过着乌托邦式的集体生活，却也以个人或家庭的方式融入了在地的乡土生活。而到1970年代中期，第二波“乌托邦移民”带着更具体的愿景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一波移民，有感于工业资本主义对环境的破坏，希冀地在法国乡土之中，重建一种自然而本真的自给自足的绿色生活。

由此可见，不论是中产阶级购置次要住所的消费主义行为，还是第二波“乌托邦移民”所抱持的愿景，环保主义都是其背后相当重要的行为逻辑与思想来源之一。现代法国农村人的乡土认同，也正基于对故乡风景的体认。

乡土的自觉，亦在反对过度开发的环保运动中成型。其中标志性的事件，当数1971年爆发的拉尔扎克抵抗运动。当法国军方企图征用拉尔扎克高原上1.7万公顷的土地作为演习场所时，生计受到威胁的当地政府与居尼联合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在此过程中，拉尔扎克的农场主们骄傲地以“农民”自称。而在19世纪，法语中代表农民的“paysan”一词曾是一个蔑称。

因而，《再造乡土》适时地结束于法国摄影记者雷蒙·德帕尔东的视觉回忆录。在这部视觉回忆录中，出身农村的德帕尔东呈现了现代性对农业景观的破坏与入侵。天空被如脐带般松松垮垮的电线分割，电线杆取代了稻草人矗立在田间。

乡村之于当代法国，是一个相当矛盾的存在。它既已被无情地卷入现代化的进程，愈加与城市趋近，又被无数人认为是现代性的解毒剂，是法国文化真正发源、发酵的地方。《再造乡土》并不回避这一问题的复杂性，这就足以使这本书成为当下的镜鉴，让我们管窥，在现代性的混乱轰鸣之下重建乡土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