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北与江南：我的两个家乡

我有两个家乡。一个是生我之地豫东某县，那是我的籍贯所在地，它位于黄淮平原，淮河之北；一个是我读书之后留下来工作的地方——杭州，是我的户籍所在地，在长江之南。

2014年，美国《科学》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稻作农业与麦作农业解释了中国内部的大尺度心理差异”的文章。这篇文章说，稻作农业与麦作农业使得中国长江南北地区的人们产生了重大的心理差异，稻作农业的历史会使该地区后来沐浴相同文化的个体更加相互依赖，更有整体思维，而麦作农业的历史则会使所在地区的人们更加独立，更加个人主义。我从这篇文章看到的是，它似乎在揭示我的两个家乡生活着的人们彼此之间信任差异的根源。

在当年的北方，我其实生活在一个亲戚的世界，我们的信任所及，也基本上是亲友之间。刚从北方来到江南读书时，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我的南方同学对于亲戚关系的淡漠，以及对于同乡等身份的漠然。要知道，在我的家乡豫东农村，我们几乎全然是靠亲戚支持才能应对生活中的种种意外，也主要靠亲族来完成一些稍具规模的投资。我小时候，借钱基本上只发生在亲戚之间，很多恩怨情仇也都从这里生发。基本上，在我30年前的家乡，所有的社会事务都是通过政府组织权威和亲戚熟人关系来解决的。

但在浙江，似乎这些都变得不再那么重要。他们凡事很少仰仗亲戚，更多地考虑各种中间的社会组织或者由市场来解决。这一点就会使得浙江人倾向于依赖一个更大的群体，而不仅仅是亲戚。比如温州人，他们就把一切会讲温州话的人列为自己人，信任更加增添了一层，这也意味着他们所能仰赖的社会支持资源比我30年前的北方家乡更多。但如今，随着浙江市场化程度更高，连这样一种基于地域和相同方言的信任也开始逐渐淡化。市场，使人从各种社会网络中脱离出来，而把他还原成他本身，既解放了他，也使他变得茕茕孑立起来。

在我的幼年生活中，我经常看到和听到许诺的事情不给办，除非是你的亲戚或其他相熟的人，一般来说你很难相信他们的承诺。但我遇到的浙江人似乎很少这样，一是他们那么容易就会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二是他们很容易就会信任你，愿意帮助你。

当然，我小时候生活的农村也充满着温情，十里八乡都是熟人，它的好处就是安定感和温馨感，我们只是对外人充满着不信任，甚至害怕。

但同时，浙江人又极端“精明”，相当“现实”。你既不能用亲戚之情、同乡之谊之类的东西打动他们，也不太能用“理想”“诗和远方”打动他们。江南的市井中，充满着对人与人利益关系琢磨得净透的彻底，把一切现实利益之外的追求多归为虚幻。杭州的“万松书院”是著名的相亲市场，最能体现江南市井对“势利”二字的诠释。

20多年前刚来杭州的时候，我有些受不了这种“精明”和“现实”，但现在我却觉得，这些“精明”和“现实”恰恰是市场所教育出来的结果。正是这种教育，使他们让“人情”回到“情”字本身，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反而更加纯粹。

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来表达江南与淮北两个家乡在我心中的差别，我觉得“边界感”这个词是最合适的。边界感，意味着他人对我的权利的尊重，也意味着他期待我能同样这样对待他。

生活在较有边界感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要简单得多。而市场，正是产生边界感的根源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