裂隙开掘与内部突围

青年作家们以贴近历史现场、时代变迁的观察视野和由内向外、以个体经验建构现实意义的创作趋向彰显出自身在当代文坛的辨识度，其在题材选择、主题呈现、形式探索、观念表达等方面无处不在的先锋特质与代际特征同样鲜明。他们从世纪之交的时空体验出发，以虚构指涉真实的集体记忆，建构经验共同体；同时，他们也承袭了前辈先锋作家丰富的资源储备和技术尝试，在更加强调向内探寻的基础上挖掘对生活、情感的真实感知，在文学空间中呈现出独属于当代人的生命景观。本文以庞羽《草履虫》、刘旭《黑虎》、杜得无《老东西》、林嫣《俄罗斯套娃》、周知言《人海》和陈小丹《疯子刘》六部短篇小说为例，浅谈青年作家如何以心灵的棱镜折射时代的光怪陆离，映照关于生命流动性和开放性的哲思，探索一种更加契合当下生存体验的文本呈现方式，以真诚的态度启发读者跳出庸常的惯性，从而对生存意义和精神诉求进行凝视和反思。

一、身体叙事：内窥视野的自我辨认

叔本华在《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中将肉体论证为生命意志的客体化，认为其是生命意志通过表象形式得以呈现的具体存在。换言之，他将肉体的种种表现看作是生命意志在现实世界中的投射和表达。20世纪90年代以来，身体写作的热潮使女性创作确立了对自己身体的解释权，无论是密闭空间内对身体的幽微探秘，还是开放场域下欲望与快感的表达，“身体”的存在和行为都被赋予了明确的政治诉求与文化内涵。在新世纪文化语境中成长起来的青年作家笔下，身体写作一改肉体化倾向，呈现出与时代状态同调的压抑与疲态，更多表现出自我认同的破碎、生活价值的断裂以及精神欲望的逼仄。

文学之所以能塑造和传达真实性的生命体验，正是在于它能无羁地利用特定意象、含义丰富的象征物等复杂的符号体系。庞羽在《草履虫》中的身体叙事，沿袭了她在以往作品中的写作风格，以先锋的笔触天马行空地采撷动物喻体，将原本风马牛不相及的事物相互关涉，格外强调动物性状指代人类欲望的象征性。她不惮以背离现实世界的秩序和逻辑接近精神的真实，同时注重对虚构形式的探索，借助丰富的想象力和荒诞场景的反复出现来重建立体真实的文学世界，这些由文学虚构物搭建而成的场域及其中发生的现实活动，呈现出并行不悖的混沌气质。交配的草履虫、鲸鱼的小肠、身体里的黑眼睛等意象的生动描写以及与身体感受别具匠心的关联，在读者脑海中构筑起层出不穷的奇幻景象，成为突破虚构与现实界限的重要手段。

草履虫寿命短暂，昼生夜死，分裂生殖，这一切都抽象地映射出女主人公刘珍的自我体认：所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考核失败未能出国的沮丧失意，与未出生孩子的父亲范明的肉体缠绵和精神隔膜，与母亲多年来相依为命彼此支撑的不安全感，一起交织在她日常的生命体验之中。身体内的心脏和子宫、胎儿与脐带，将女性的成长生育、价值自认连缀起来，在那些自我话语的缠绕和梦呓之中没有对现实和自我感受的粉饰，个体心灵的余音陷落在无法被填补的精神空洞之中。作家在叙写身体感受时，线性时间的脉络被人物情感的流动所取代，以记忆锚点的发散组织碎片化的情节，在文本结构上呈现出鲜明的后现代特征。作家以蒙太奇式的组接方式将创伤经验在场景的切换和跳转中铺陈开来，凸显了刘珍起伏多变的情绪状态和混乱失序的心理空间。象征性意象的反复出现、剖白式语言的循环往复将读者笼罩在作家精心营造的小说氛围中，在代入感极强的自我窥视中与自怜自弃的刘珍共感哀矜，从而增强了小说的叙事张力。

杜得无的《老东西》将身体叙事的长度延伸至衰老和死亡。老杜的老，“先老骨头，五十九岁髌骨增生，六十二岁左腿股骨头坏死，走路外八，远看像只蛤蟆；后老眼，六十六岁左右双花，右眼还有点白内障，看东西飘黑影儿，总不那么真切；再老耳，七十三岁零四个月时，忽然听不见重孙子的笑声，就连雷声也听不全，只能听到沉闷的半声响，尾音更是全无；最后老牙”。身体器官如多米诺骨牌倒下般地衰颓和腐朽预示着他的生命历程走向了最后一个阶段。面对衰老带来的困境，作家笔下的老年个体秉持着开放的生命态度，在维持旧有结构、回忆往昔岁月和面对陌生境遇之间保持着动态的平衡，打破了以往文学作品中关于衰老和死亡的单一建构。

老杜以讨要陈年账目为契机，与侄子老带踏上了寻找昔日好友老肥的旅途。在世界不断更新、永不完结的呈现过程中，一切曾经笃定的看法、观念乃至人事关系都将面临被推翻和颠覆的风险，可以说，老杜寻找故友的旅途与回溯自己生命经验的过程具有同向性。行船开辟春潮，老杜精神抖擞，被岁月带走的感官体验重新浮现，“他看得见一切细微不可察之物，空气里的尘土、水中的青鱂鱼苗、远处岸上晚开的花，甚至坐在对岸一棵桃树上的年轻女子的脸；他听得见一切微弱不可闻之音，女船长心脏支架发出的咔嚓咔嚓的杂音、桃林里的鹰唳、黄金鳅在泥里翻滚的动静，还有坐在桃枝上的女子喊他的名字的声音”。对自然景观怜爱的体察和对故去爱人的怦然心动重新回到了年迈之人的身体之中，作家将外部的物理空间与内部的精神空间耦合为一体，被刻画渲染的自然意象受到作家文化观和审美观的影响，在自然属性之上叠加了小说主人公的情感状态和心理特征，被赋予了象征性和审美性的多重内涵。

行至荒园，视线里的满目疮痍和幻影重重使老杜重返生命的当下感受，感官体验真诚而坦然地表明了时间带给人的馈赠，它带来了命运和苦难，也带来了治愈和释然，消解了曾经的失望与痛苦。在生命不断衰老并走向消亡的过程中，个体对所遭遇的一切的感受和记忆，或许是生活带给每个亲历者唯一的真实意义。

二、家庭叙事：创伤体验的情感坐标

加斯东·巴什拉在其出版的论著《空间的诗学》中，从现象学和象征意义的角度对家宅空间进行了分析，认为家宅是人诞生到世界上以来被庇佑的最初空间，同时与人的成长过程紧密相连。正如他所言，“在人的一生中，家宅总是排除偶然性，增加连续性。没有家宅，人就成了流离失所的存在”，对家宅空间的最初印象影响着人面对世界和思考问题的基本方式，“世界最基本的图像就是这时候来到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同复印机似的，一幅又一幅地复印在一个人的成长里”。在林嫣的《俄罗斯套娃》和周知言的《人海》中，人物迷惘不安的精神状态和悲剧性的命运都能在家宅空间的遭遇中寻获源头——或是美好家庭生活的破碎和消失，或是家庭成员之间疲惫隔膜的关系。

林嫣的《俄罗斯套娃》采取嵌套式的叙事，以江止语和瑞贝卡的漫谈开启对童年邻居江小平一生经历的讲述。少年潦倒的江小平在并不漫长的人生岁月中先后失去了父亲、母亲以及两位哥哥；所有至亲离世后，一场高烧又使他沦为了一个执着于搭建房子的傻子。江小平执着盖楼的目的是给两个离世的哥哥娶媳妇，他收集圆木、旧磨盘、轮胎、预制板、石块、旧瓦片和粗树枝，挨着他家老房子一直往上搭，“最后一共盖了七层。那房子下面宽，上面窄，各种木料旁逸斜出，特别像一座斜塔。下雨的时候，水雾迷蒙，远远望去，斜塔神秘且又有些艺术美感”。无论是坎坷飘零的身世、盖房子的目的，还是那泥墙裸露、岌岌可危的七层小楼，都让人想起那则社会新闻：“山东潍坊临朐县55岁的智障老人捡泥3年，徒手盖出7层土楼，苦等亡弟归来同住。”故事的现实指涉性向我们表明，青年作家正在有意识地拉近文学空间与现实的距离，那些发生在新闻里的荒诞故事包围了我们的生活，即使不去收集也会活生生地跑到我们面前。

但作家没有止步于对社会事件的平铺直叙和镜头罗列。小说中被设置为象征物的俄罗斯套娃每一层都完整有序、紧密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象征永不分离”，成为幸福家庭的抽象化符号，身处其中的每一个家庭成员都如同倦鸟归巢般感到舒适安稳。自原始社会以来，从巢穴演变而来的家宅空间天然地被赋予充当壁垒、抵御外界危险的使命，无论外界怎样动荡，家都被定义为隔绝侵袭、抚慰痛楚、治愈伤害的栖息之所。即使家宅空间的边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牢不可破，内部空间也无法提供足够的温暖，但漂泊中的人仍然对港湾有着执着的追求，并通过思考和幻想来体验家宅赋予的安定感。

家庭空间对梦想的庇佑在个人价值认同方面具有同样重要的作用，家宅最宝贵的益处就在于它为梦想者提供了一个安详的空间。因此，家宅空间的崩塌、梦想权利的丧失与个人价值的被剥夺往往相互伴随、同时发生，作家将和谐美好的家庭空间的破碎与人物的悲剧性遭遇联系在一起，人物曾经在家宅空间中获得过温暖和庇护，于是在对悲剧命运的抵抗中试图再次还原记忆中特属于“家”的幸福体验，然而现实的反复打击使家庭的圆满难以维系，人物也在失家的痛苦中被自我价值缺失的迷惘湮没。失去所有亲人的江小平总是身穿七层故衣，与一层一层紧密嵌套的俄罗斯套娃互为表征，叙述者江止语和倾听者瑞贝卡作为家庭生活的零余者同样对俄罗斯套娃背后的象征意义投以关注和凝视，乃至小说最后借助电视新闻中出现的大批战争孤儿，以含蓄深沉的姿态将失家的创伤体验引申为集体性悲剧，将人类渴望从家庭中获得滋养的依恋情节凝练为一种普遍的共性。

周知言的《人海》截取了一个特殊家庭——一位单身父亲和患有超雄体综合征的儿子的日常片段。小说采用第一人称叙事，“我”携儿子小贝重游大学所在的东北城市，故地重游的怅惘、邂逅昔日同窗的暧昧以及父子相处中的种种苦闷挫败穿插其间。患有基因病的儿子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暴躁和刻板行为，令“我”感到压抑和难以喘息。“小贝开始在原地跳脚，抑制不住的情绪露出苗头。瞪他一眼，见不起效果，我双手压住他的肩膀，盯着他，做了一个深呼吸。他也跟上我的气息节奏，渐渐恢复平静。”“我”在与儿子相处的过程中始终竭力保持克制和冷静，但父子间的这种平衡是脆弱不堪、岌岌可危的，如同薄冰之下沸腾的海水，轻易就能将这个缺角破碎的家庭吞噬。

疾病和因此衍生的负担与忧愁横亘在每个家庭成员心头，常年饱受煎熬的父亲和懵懂孤僻的孩童之间的隔膜，异化了家庭抚慰、治愈的基本功能。“我”无法在家庭中汲取任何慰藉，当家庭给人以归属和安全的本位功能被淡化，压抑和禁锢的色彩就被不断放大。独自面对生活的不安使“我”迫切地寻求宣泄的出口和栖息的浮木。“他丝毫没有觉得情况不妙，抬眉斜眼气鼓鼓地看向我，像是在抱怨我刚才的声音太大了。我没有继续开口训斥，而是给了他一记急促且响亮的大耳掴子。”“我将小贝拖进卫生间，照着屁股便是一巴掌，一连打了几下，力度由重到轻，最后把手轻轻放在小贝背上。我把小贝搂进怀里，不知自己究竟是怎么了，脑子里很乱，心被事揪着，说是恨小贝，其实是在恨自己。”颓丧失意、琐事缠身与年华不再的蹉跎感，以及曹微微在父子生活中过客一般的出现，使深陷黑暗中的“我”无可逃避地辨认出自己惶惑犹疑的精神处境。“我”在列车内仰望夜空，远方的星光点点如海上灯塔，而“我”的肉体却麻木僵硬、动弹不得，在失重的下坠感中不断滑落。

在家庭叙事中，作家将个体生命的细微体验从集体话语的宏大叙事中解脱出来，个人破碎、含混的成长记忆重新得到观照和注视，微小切口下迥然不同的成长叙事打破了权力话语对集体记忆书写的垄断，为真实生活的呈现提供了舞台。

三、地域叙事：原乡解离的挽歌书写

信息时代的来临使虚拟空间的边界日益扩张，消费主义、功利主义的喧嚣使现代人精神空间不断遭受冲击乃至异化，世界范围内空间差异的凸显和明晰，都使人们对生存空间的感受愈发敏锐。21世纪以来跨区域流动的离乡潮，催生了文学空间中的“流浪者”的形象，而人物在不同空间中的活动轨迹也成就了叙事的逻辑和内在推动力。作家在对原乡意识的唤醒中，召回读者的历史经验，重新审视一代人被迁徙和流离的情感体验刻凿下的心理痕迹。

在刘旭《黑虎》和陈小丹《疯子刘》的文本中，都能直观地感受到故乡给人留下的是符号化和记忆经验层面上的印记。青年作家的地域叙事通过对地方历史经验与现实差异性的深描，呈现出完全不同于传统乡土文学的审美定势，为经历过“脱域化”“新迁徙”的个体提供了一种确立空间和精神密切关系的新路径。当狭窄静止的个人空间被积蓄着“动”与“变”的叙事推力所打开，当代人地理迁徙和精神飘移、现实变动和生命直感之间的特定关系得以被观照和考量。空间变换与人的生存状态紧密相关，与成长道路、人生道路紧密相连，它关乎人生通往何处，宣告人的存在是一个开放性的动态过程，在不同空间中切换着逃离、徘徊和自洽的生存印记。

在《黑虎》中，作家刘旭采取双轨并行的叙述策略，小说有两条叙事线索，一是“我”的狗黑虎从出生到死亡的全过程，二是“我”随母亲从故乡鹤北迁往南方前几个月的经历。作家将儿时玩伴黑虎设置为“我”对故乡难以割舍的情感锚点，叙事围绕着“我”在离开鹤北前为黑虎寻找妥当的去处展开。随着答应收养黑虎的奶奶猝然离世、黑虎被母亲卖到狗肉店又被“我”赎回、黑虎生病不幸离世，几经波折，“我”与故乡最后的情感联结也无法挽回地走向消亡。“我”在懵懂无知中离开家乡踏上了异乡求学生活的道路，小说最后“我”被装在铁皮匣子般的火车车厢里一路向南，无法停歇，当“火车驶入漆黑的隧道，汽笛不住地回响”之时，情感仍在延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