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父亲
作者: 宁不远这是一部写给父亲的书,大概也是很多女儿们渴望的与父亲的对话。站在女儿的角度,父亲是家庭的顶梁柱,是世界上最爱她的男人,是隐含自己命运的神秘象喻。写父亲就是写自己——他没有走出的故乡,他年轻时爱慕的姑娘,他梦想中的远方,最终铺垫成女儿的道路和方向,是她一生写不尽的诗篇。
“亲爱的曼拉,我准备写下全部,然后告诉别人,这是小说。”
1
父亲半躺在西昌市第一人民医院CCU病房5号床上。
他脑袋偏向一侧,左手耷拉在床边,右手放在胸前,手里还捏着一只剥开的香蕉。香蕉应该是母亲剥好递给他的,他没有打算吃,只是懒得放回床头柜。看见我和弟弟跟在母亲身后走过来,他抬了抬眼,用微弱的声音说,蝴蝶,小喜,那么,快,就,就拢了哦。
父亲的语速很慢,仿佛吐出来的每一个字都要经过深思熟虑。他有轻微的口吃,平常还好,在他虚弱的时候会更严重。他还想说点什么,张开嘴停顿了一会儿,又把嘴巴闭上了。他想动一动身子,他的身体沉重,在他开始动的那一刻,床就吱吱呀呀一声接一声响了起来。护士在远处朝我们这边喊,病人不要乱动,家属尽快出去。
母亲皱紧眉头用她几十年不变的方式责备父亲,跟你说了啊,要动的时候说一声。她沉下脸俯身帮父亲翻身,同时给了小喜一个不太友好的眼神,小喜赶紧帮忙。医生护士在我们周围忙碌,病人大都平躺着。黄昏,有点冷,太阳的余晖照不进灰暗的房间,只染亮了窗外的几株槭树。没有风,树枝上有几只麻雀在叫,紧接着街上传来喇叭声,麻雀们一起飞走了。
翻好身了,现在的父亲侧身正对着我。他的眼神好似在看我,但其实是望向我身后的空茫处,时间和空间之外。他看起来孤独又平静。他的个子相对于这病床实在是太大了,双脚已经抵到床尾。蓝白条相间的病号服稍微有点小,裤管下探出他一双45码的大脚。他的嘴巴微微张开,眉头紧紧地收着,表情透露出与生俱来的傲慢,就好像没有人可以为他做任何事。
我把父亲手上的香蕉拿走,再把我的手放在他的手背上,他一下子把我的手指头抓了起来,我赶紧回应,用力握住他的手。他的手干燥,温热,这么一握,我紧绷了很久的身体就软了。我鼻子酸了一下,又忍回去了。
那位在远处喊“病人不要乱动”的护士走过来给父亲换了一瓶新的液体,并再次叮嘱不要随意乱动。换好液体之后又重复了一句,家属,尽快出去。
距离父亲病床不远的两个病人在呻吟,一个时断时续,另一个就没停止过,他们的家属默默守在一旁,有个家属在低头玩手机,看起来就像是一直住在这里。
父亲是昨天夜里被救护车送到这里的。
2
6个小时前,我在成都。母亲打来电话,说父亲昨天夜里因为突发心梗住进了西昌市第一人民医院的CCU病房。
我挂下电话赶紧在网上搜索了“CCU”的意思,“CCU是心内科的重症监护室,有专门的护士照顾每个病人,针对重症冠心病而设立”。在这之前我只知道ICU。马上输入下一个问题:ICU和CCU哪个更严重?最多的回答是没有哪个更严重之分,只有一个网页有句话:一般来说,ICU里的病人更严重些。我将这个网页截图保存了下来,像保存隐秘的护身符。
我给弟弟小喜打电话。他家和我家只隔着一条马路,我们原本约好中午一起午餐的,接近中午12点,孩子们都在我家里玩儿,他在他家里炖好了一锅汤准备端过来。通话的过程里,我看见他正把车停在我家门外的小区空地上,他比我早一些接到母亲电话。他还是把炖好的汤带过来了,雪豆炖猪蹄。汤还很热,我们胡乱喝了两口。孩子们围拢过来,看着我们喝汤,问我们要去哪里。我们说,外公(爷爷)生病了,我们回老家看看就回来。孩子们安静下来,没有再问什么。
从成都开车回西昌的路程是460公里。几年前全线通上了高速,开车才成为我们回家的首选。在更早的时候,我们选择坐火车,成昆铁路。从老家米易上车经过西昌来到成都,15个小时。父亲就是在我18岁那年坐火车把我送到成都上大学的。
高速公路没通之前,我只开车回过老家一次。在翻越泥巴山一个被大雪覆盖的山坳时,我车子的两个车胎被早已等候在路面上的钉子扎爆,歹徒围了过来,其中一个满脸胡子的彝族男人把脸凑到车窗内冲我喊,小姑娘,给点钱过生活。我不得不支付两千元请他们补胎,他们也真的认认真真帮我补好了胎。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事了,现在回老家只要六七个小时,这条路父亲开得最多,他和母亲每年从米易来成都七八次,每一次后备厢里都塞满了食物:老家的土鸡,腊肉,鸡枞,蘑菇,核桃,李子,芒果,石榴,嫩苞谷,小南瓜,亲戚种的大米,可以吃的马蜂蛹,甚至虽然品种一样但就是比成都味道更苦的苦青菜,所有他们觉得好的东西。他们通常凌晨4点出发,上车后母亲继续睡觉,父亲手握方向盘穿越黑夜,翻过大凉山,从高原到山区,进入河谷再来到四川盆地,在清晨敲开我成都的家门。父亲说,半夜反正也睡不着,不赶路就浪费了。五十岁之后,他夜晚的睡眠就变少了。父亲曾经在喝了酒后对我们说,睡眠越来越少,是因为老天爷知道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就多给一些醒着的时间,反正死了以后有的是时间补瞌睡。
今年初,成都到昆明途经米易的高铁通车了,最快的一趟“复兴号”动车,3小时50分就可以从成都直达米易。父亲母亲在县城的家距离高铁站不到一公里,但父亲还从来没坐过高铁到成都,他喜欢开车。
3
1998年父亲还没有汽车(他那时骑一辆嘉陵70摩托),他带着我坐火车到成都上大学。15个小时的火车旅行,没有买到坐票,我们坐在两截车厢连接处,同时也是厕所旁边的地上过了一夜,火车在一个明亮的早晨把我们送到成都。
父亲和我都搞错了开学报到的日期,我们提前一天来到了我的大学。上午10点多,没有一个学生,老师们聚集在教学楼里的某间办公室里。学校大门竟然开着,出租车司机直接把车开到了教学楼门口有喷水池的空地。不知他出于怎样的考虑,可能享受了这种自由出入的待遇,一高兴,按响了喇叭。老师们听到喇叭声,全部走了出来。我是后来才知道,走在最前面的是校长,他身高一米八,年轻时是个小提琴演奏家。他两手插在裤兜里,走路带风。人群安静得能听见衣服的摩擦声。他们在等待主管领导来学校视察,听见喇叭声就以为领导们来了。
以校长为首的欢迎队伍刚下台阶,就看见出租车里走出来两个乡下人。在一群知识分子的注视下,父亲一瘸一拐往前走(一周前为了避免撞上一头牛,他把摩托车开进了麦子地,左脚受伤),他单肩挎一个大大的双肩蓝色牛仔包,牛仔包鼓鼓囊囊,装满了我再也不想穿的那些旧衣服。我低着头跟在他后面。
那位走路带风的校长提高音量对着校门口保安室说:“怎,怎么回事,没搞清楚就,就把车子放,放进来了。”
校长也有轻微的口吃,这是他和父亲仅有的相同。尽管口吃,他说话中气十足,举重若轻,即使在怪罪别人,也充满了大度和教养,大人物的笃定显而易见。说完这句,校长对旁边一位助理模样的老师小声说了些什么,那位助理小跑着往大门口去了。校长往我和父亲的方向看了一眼,礼貌地点点头,然后转身往教学楼走。人群自动让开一条缝,人群跟在他后面鱼贯而入。按响了喇叭的出租车司机驾车离开,留下父亲和我站在原地。
父亲的脸上还挂着笑容,一种他实践了很多年,在郑重时刻由内而外的过分热情的笑容。但是这笑容没有地方去,他只好慢慢收了起来。他咳嗽了一声,想吐口痰,但他环顾了一下四周,最后还是把那口在老家可以随意处置的痰吞回肚子里了。
那天阳光刺眼,耸立在我们面前的五层教学楼特别白,喷水池在喷水,水花在太阳的照耀下居然有小小的一道彩虹,一股鱼腥味在空气中飘。即使手里捏着红色入学通知书,我也觉得自己不属于这里。
站在一棵小叶榕浓重的阴影里,我突然意识到:我从此跨入了另一个世界,一个需要我独自面对的,没有父亲的世界,一个父亲辛苦半辈子把我送入的,他不懂的世界。
4
车子在高速路上狂奔,母亲再次打来电话,我按下免提,母亲将刚才单独跟我和小喜说过的话又说了一遍,并补充了更详细的内容。母亲说,昨天早上,父亲和她坐火车从米易出发,去西昌玩儿。和他们一同上车的还有好几个朋友,以往他们这帮人经常一起开车去西昌或者别的什么地方玩,自从父亲半年前发病不开车后,大家将就他,都不开车了。他们坐高铁(历时58分钟)来到西昌,逛了一些景点,到中午吃饭的时候,父亲感觉不舒服,胸闷,肚子痛。他叫了一碗米线,吃了两嘴就不吃了。有一位朋友陪他去附近药店买了止痛药,他吃了药还是不舒服,母亲给他叫了一碗粥,他勉强喝下。晚上他们住进一间酒店,母亲担心父亲,跟父亲说要不我们还是去医院。父亲说,问题应该不大,睡一觉就好了,他早早上了床。到9点的时候,父亲叫醒母亲,跟母亲说,他可能要死在西昌了。母亲立马拨打了120。
母亲说到这里哭起来,她说父亲一定痛得很,是真的痛得不行了才跟她说那句话,说他可能要死在西昌了。母亲还说,她从昨晚到今天早上一直忍着没打电话告诉我们,父亲也不许她打,她心想也许很快就好了。是医生说,最好通知孩子们都赶回来。
“我可能要死在西昌了。”我脑子里不断冒出父亲这句话,想象他说话时的语气,表情,他费力又结巴的样子,酒店房间里昏暗的光线,母亲的恐惧。
5
父亲进入CCU之前几个月,我开始写一部计划了一年多的小说,小说的主角是一个喜欢与动物打交道,在客厅养熊,与周围的人事疏离,后来离家出走的男人。在小说的开头,我用倒叙的手法“安排”了这个男人的死。这个男人因为癌症死在无人照护的病床上。叙述者是这个男人的女儿,第一人称的口吻。
动笔之前,我给一位编辑朋友讲述我的写作计划,并告诉他我的隐忧:父亲今年身体出了一点状况,虽然小说是虚构的,但我还是会有顾虑。那位朋友说,如果你有这个顾虑,就换个写法。我说我找不到更好的写法,而且小说中的“我”并不是现实中的我,小说中的我没有小孩。再说了,我真实的父亲不会离家出走,他也不会养熊。编辑朋友说,那你写吧。
我不是要编辑给我提供心理上的支持。而是保有这样的信念:只要把担心的事说出来,它就不会真实发生了。
我已经写了一万五千字。望着车窗外成都平原上飞驰而过的树木,我对自己说,已经说出来过,不会发生的。但是也忍不住想:如果父亲这次真的走了,我将永远不会再打开那部小说文档。
6
父亲出生在我老家山那边的凉山州会理县,他的亲生母亲生下他三天后死去,再过三天,一个瘦小精干的女人走进父亲的房间抱起了他。这个女人就是我现在的奶奶。奶奶事后回忆,那时是夏天,太阳暴晒大地,空气闷热,没有一点风。奶奶从我们村子出发,走了一天的路才走到父亲出生的村庄,进到父亲家里的时候,父亲的父亲不在家,她闻到一股腐臭的味道,父亲躺在茅草房角落里的一堆谷草中间,身上的皮肤已经溃烂。听人说是一个哑巴(父亲的小姨)负责照管父亲,但这会儿也不知去了哪里。奶奶从衣兜里掏出一只煮红薯,先放在自己嘴里嚼烂,温热,再和着唾液吐进父亲嘴里。六天大的父亲吃掉了半只红薯。奶奶说,吃完红薯父亲才开始哇哇大哭。父亲的父亲回到家看见一个女人抱着他的孩子,他就问她,你要不要嘛,要就把他抱走。
奶奶领养父亲是因为她生的两个儿子都夭折了,乡村里负责算命的先生告诉她,要收养一个儿子来“押长”。“押长”就是为以后出生的孩子带个路,领个头,顺顺利利的意思。父亲来到奶奶家,就拥有了一个和他的使命密切相关的名字:长(Zhang)生,直到14岁上户口的时候才有了大名“张洪才”。
父亲的亲生父亲偶尔翻山到我们村看父亲,和父亲的养父喝酒,父亲长到8岁的时候他就没再来过了,有人说他到内地找活路了,也有人说他死了。见过他的人说,父亲口吃这毛病是遗传。
小长生,村里人很长时间都这么叫父亲。老天爷没让奶奶失望,果然在收养父亲之后,奶奶又生养了四个儿子一个女儿,再加上前面活下来的大女儿,奶奶有七个孩子。老家客厅的组合柜上放着一张照片,是爷爷在世时的全家福,爷爷坐在正中抱着我(只有这张照片证明他抱过我),其他人以我们为中心站成两排。我们的身后是两棵巨大的桉树,桉树后面才是爷爷奶奶的家,这个家是一座安放在半山腰的四合院,上下各三间正房,另有一南一北两间厢房,猪圈和灶房分别在四合院两个外侧,土墙青瓦,端端正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