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盟合作打击跨境犯罪迈上新台阶

作者: 王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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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2月21日,缅甸在泰国达府湄索地区移交300名来自妙瓦底电诈园区非法入境缅甸的中国籍人员。根据相关人员供词及初步调查,其中多数人员为人口贩运受害者,被迫参与了电诈、网赌等违法犯罪行为。

1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在会见东盟十国驻华使节时指出,希望相关国家负起责任,采取强有力措施,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绝不允许犯罪分子逍遥法外。中方愿同东盟国家加强双多边执法安全合作,为各国人民安心往来提供安全环境,维护周边国家交往合作的良好秩序。可见,中国与东盟国家在合作治理跨境犯罪方面有了新的转向,电信诈骗及人口贩运在双方合作议程中的优先度显著提升。

跨境电信诈骗犯罪有三个新趋势

近年来,东南亚地区跨境电信诈骗和人口贩运问题日益加剧,尤其是泰国、缅甸、柬埔寨等国的边境地带成为犯罪高发区。这些犯罪活动不仅危害区域安全,还涉及中国公民受害、国际黑色产业链交织等问题,亟需跨国协作与综合治理。

一是犯罪技术不断升级,技术化程度高。犯罪集团利用人工智能、区块链技术、恶意软件和虚拟资产服务提供商等数字技术,尤其是通过非法获取的社交平台、电商消费等数据,能够精准锁定高净值人群或特定弱势群体(如独居老人、留学生)。

二是犯罪链条产业化特征明显,组织性较强。电信诈骗和人口贩运集团组织严密,从被拐人员的招募与运输,到诈骗和贩运过程的实施与管控,再到非法资金的洗白和再投资,每个环节都分工明确,协调运作,形成全产业链条。此外,目前分散的诈骗团伙越来越少,取而代之的是超大规模的赌诈园区、“工业园区”,规模化趋势也愈加明显。

三是犯罪网络国际化趋势日益凸显,犯罪网络、技术工具使用和犯罪收益都呈现出全球化特点。犯罪集团利用东南亚国家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在缅甸妙瓦底、柬埔寨西哈努克港、菲律宾克拉克等地集中实施诈骗和人口控制,利用其他国家或地区提供的犯罪技术支撑,面向全球进行网络诈骗和人口贩运,且受害者来源地与终端市场也都遍布全世界。

治理面临诸多困境与挑战

在以往中国与东盟国家联合打击跨境电信诈骗与人口贩运的实践中,双方面临着诸多困境与挑战。

在政治方面,存在着东南亚国家内部治理碎片化和地缘政治博弈干扰的问题。一方面,在一些东南亚国家,地方武装割据较为严重,例如缅甸掸邦、克伦邦由民族地方武装实际控制,中央政府无法介入“KK园区”“妙瓦底赌场”等犯罪据点,增加了打击犯罪的难度。另一方面,美国通过“湄公河—美国伙伴关系”等机制,向东南亚国家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要求其拒绝与中国“数据共享”提议,分化区域合作,以加强美国在东南亚的影响力,遏制中国。

在司法方面,各国法律存在差异,使得办案复杂性增加,影响了打击犯罪的力度和效率。例如,在泰国被贩运后返回泰国的网络诈骗者中,有70%的人因被控犯罪而受到起诉。泰国的《反人口贩运法》规定,受害者可免于因某些罪行而被起诉,但诈骗不在其中。除马来西亚外,其余东南亚国家都没有承认强迫犯罪是人口贩运法律定义中的剥削目的。此外,在柬埔寨等国,获救的受害者往往因违反移民法而被拘留,因为他们无法证明自己并非自愿而是被以虚假借口带到该国。

在经济方面,存在贫困与灰色经济相互依赖的问题,在一些东南亚国家,灰色经济占比较高,加之黑色资本已经渗透至合法经济中,形成“犯罪—商业”利益共同体,仅靠一国之力解决跨境电信诈骗和人口贩运问题绝非易事。

中国—东盟合作迈上新台阶

近几年来,中国与东盟国家在跨境犯罪治理领域加速协作,推动合作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转型,形成多层次、立体化的治理体系,主要体现在增量、提质和升级三方面。

一是增量:点面结合,议程增多。以往中国与东盟在打击跨国犯罪方面的合作主要集中于毒品治理等领域,近年来双方在合作议程上不断增加打击电信诈骗与人口贩运的内容。其一,中国与东盟整体相关合作议程增加,例如去年10月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通过了《中国—东盟关于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的联合声明》。其二,中国与东盟国家相关合作议程增加,如中缅签订《边境执法合作议定书》、中老签订《建立新时代中老执法安全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声明》、中越签订《打击跨境赌博合作谅解备忘录》等。

二是提质:重拳出击,有力打击。中国对跨境电信诈骗和人口贩运“零容忍”,东盟国家对反诈、反人口贩运的重视程度前所未有,双方采取措施的严厉程度史无前例。其一,法律条款不断完善。例如,中国2022年开始施行《反电信网络诈骗法》,2024正式施行《电信网络诈骗及其关联违法犯罪联合惩戒办法》。越南通过了《反人口贩运法(修正案)》(草案),对原有法案的一些不足进行了修改补充。其二,司法协作突破壁垒。例如,中、泰、缅、老四国警方开展了打击赌诈集团专项联合行动,打击本区域赌诈及衍生的人口贩运、绑架、非法拘禁等犯罪。中、柬、泰三国也进行了“三国剿诈”行动,取得显著效果。

三是升级:多方参与,强强联手。其一,合作主体多元化。除了政府以外,民间、地方等也发挥积极作用。其二,合作层级多样化。地区层面,如为落实澜湄合作第四次领导人会议精神及《澜湄合作五年行动计划(2023-2027)》,柬、中、老、缅、泰、越六国执法部门共同打击区域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其衍生犯罪与枪支弹药走私犯罪,取得务实工作成果。国家层面,如中柬双方签订《构建新时代中柬命运共同体行动计划(2024-2028)》,共同打击跨境犯罪、人口贩运和网络诈骗等。中国和东盟召开中国—东盟公安部长级会议、专项部长会议等。其三,合作涉及领域多面化。除了政治领域,在经济、文化领域合作时也有涉及。比如,中国高校与东南亚国家高校加强了有关反诈和反人口贩运的教育合作。

3月7日,十四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记者会,王毅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相关问题回答中外记者提问时表示,临近边界的缅甸北部地区的电诈园区已经全部清除。未来,中国—东盟需进一步强化跨境合作,在情报共享、联合调查及平台建设方面,特别是通过构建更为全面的跨境犯罪监督机制,以解决电信诈骗及人口贩运等跨境犯罪问题,确保地区安全和共同发展。

(作者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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