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乱局下沙特外交政策选择与前景

【关键词】沙特外交  巴以冲突  中东变局  地缘政治

“阿拉伯之春”爆发后，随着传统阿拉伯强国实力地位下降，阿拉伯世界内部力量格局重组，沙特因未受动乱波及，实力地位相对上升。2015年萨勒曼国王继位以来，沙特实施自建国以来最全面深入的改革，地区政策经历了由激进向温和的回摆，全球政策由扈从主义转向盟伴多元化。2016年4月，沙特为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实现经济多元化发展，正式推出“2030愿景”这一经济转型计划，旨在将自身打造成为具有地区领导力的国家、全球投资强国和连接亚欧非三大洲的世界枢纽。[1]

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前，沙特正全面推动以缓和为基调的地区政策，以便为国内转型发展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包括摆脱也门战争泥潭、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巩固与伊朗和解成果等。然而，巴以冲突打乱了沙特地区外交布局，导致多项外交议程搁浅，从而使其成为巴以冲突的主要受损方之一。与以往巴以冲突多系巴以双方矛盾激化所致不同，沙特拟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被视为本轮巴以冲突的直接原因。哈马斯发动对以色列的袭击，目标之一便是阻止沙以和解进程。在此阶段，沙特保持总体超脱，避免卷入冲突。同时，沙特利用中东冲突与变局塑造的新形势，因势利导，化危为机，在地区和大国外交方面均取得显著成绩，提高了地区和国际地位。沙特外交务实主义特色鲜明，主要服务于“2030愿景”引领的国内发展转型进程。沙特实施多元平衡战略，通过在大国间多方面下注，维护国家利益，提升战略自主性。沙特外交趋于温和，有助于防止中东陷入全面动荡，有利于地区安全局势和地缘政治环境保持总体稳定。

沙特以外交行动为主要抓手

应对新一轮巴以冲突

作为阿拉伯国家的领导者之一，沙特不仅始终是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最重要的支持者和赞助者，也是“阿拉伯和平倡议”的提出者。本轮巴以冲突表明，沙特想要绕过巴勒斯坦建国问题与以色列建交将面临风险，使沙特在此问题上态度变得更加谨慎。在巴以冲突背景下，反对以色列是阿拉伯国家的“政治正确”，沙特决定暂停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谈判。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等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承诺将致力于优先解决巴勒斯坦问题，表示巴勒斯坦建国将是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前提，以此撇清对巴以冲突爆发的责任，与以色列和美国进行切割，维护自身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

一是以平衡外交应对巴以冲突。对哈马斯和以色列的微妙心态决定了沙特对本轮巴以冲突的立场。沙特从地缘政治竞争的视角看待哈马斯，将受到伊朗支持的哈马斯视为对王权的威胁。虽然沙特在官方层面坚定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批评以色列在加沙地区的军事行动，但禁止在其国内社交媒体批评以色列。[2]这显示出沙特对以色列的矛盾心理，既希望与以色列改善关系、将与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作为长期目标，但在巴勒斯坦问题和平解决之前又无法实现这个目标。

二是通过公共外交展示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支持。为占据道义制高点、提高在地区和国际社会的影响力，沙特多次在公共场合展示对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和“两国方案”的支持。2023年11月，沙特与阿拉伯国家联盟和伊斯兰合作组织共同在利雅得举办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联合特别峰会，呼吁打破对加沙地带的围困，并立即向该地区运送人道救援物资。峰会发表声明，给以色列划出红线，呼吁国际刑事法庭调查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的违法行为，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制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区的军事行动。这次会议虽未取得实质性成果，但大多数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领导人到会，表达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团结一致支持巴勒斯坦解放事业的明确立场。会后，沙特还牵头组建阿拉伯与伊斯兰国家外长联合代表团，访问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把中国作为第一站，呼吁各国帮助巴以停火止战，缓解加沙地区人道主义危机。2024年2月8日，沙特外交大臣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主持召开巴以冲突问题协商会。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阿联酋外交部长阿卜杜拉、约旦副首相兼外交与侨务大臣萨法迪、埃及外交部长舒克里、巴解组织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侯赛因·谢赫参加了会议。2024年9月，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沙特已经组建了一个全球联盟，致力于推动“两国方案”的落实。该联盟包括部分阿拉伯国家、伊斯兰国家和欧洲国家，第一次会议将在利雅得和布鲁塞尔举行。2024年11月，阿拉伯—伊斯兰国家领导人特别峰会在利雅得举行。沙特王储穆罕默德在会上谴责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实施“集体种族灭绝”，表示沙特将坚决捍卫巴勒斯坦建国权，强调反对以色列侵犯伊朗的领土主权。[3]

第三，沙特支持阿拉伯国家的加沙重建方案。2002年，沙特于贝鲁特举行的第十四届阿拉伯国家联盟首脑会议上提出阿拉伯版“两国方案”，即“阿拉伯和平倡议”，被与会国家批准并作为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统一方案。最近围绕加沙停火、重建和未来地位，以色列提出加沙“非军事化”方案并要求解除哈马斯武装，试图逼哈马斯彻底退出加沙。美国总统特朗普则提出“清空加沙”“接管加沙”方案，企图单方面改变加沙地位和归属。沙特高层多次就加沙重建问题发声，重申坚持“两国方案”，反对驱逐加沙居民、改变加沙地位。2025年2月，来自多个阿拉伯国家的领导人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磋商会议，探讨加沙重建问题，明确反对美国提出的加沙重建方案。同年3月，沙特在开罗举行的阿拉伯国家紧急峰会上支持埃及提出的加沙重建方案，并表示愿意为重建加沙出资。沙特作为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重要国家和阿拉伯版“两国方案”的首倡者，旗帜鲜明地反对美以提出的加沙重建方案，始终秉持“两国方案”并支持阿拉伯国家主导加沙重建，这不但对推动巴勒斯坦解放事业和加强阿拉伯国家团结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有利于提升自身软实力和国家形象。

沙特通过一系列外交手段，成功破解了此前因本轮巴以冲突爆发带来的外交困局，并因势利导将其转化为提升自身在地区和国际社会地位的契机。沙特积极应对巴以冲突有两方面动因：一方面，冲突延宕越久，沙特被波及的可能性就越大，为避免此种情况出现，沙特不得不作出回应，希望通过外交斡旋尽快结束冲突并改善加沙地区人道主义状况。另一方面，沙特寄望通过在外交场合展示巴勒斯坦解放事业支持者正面形象，维护其在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的领导地位，并为未来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作铺垫。

沙特在中东乱局中化危为机

与以往相比，本轮巴以冲突的突出特点是超出巴以之间的大范围外溢，波及黎巴嫩、也门、伊朗和叙利亚等多个地区国家。以色列与伊朗及由其主导的“抵抗之弧”（又称“抵抗轴心”）之间的冲突，已取代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成为当前影响中东安全格局的主线。中东地缘政治格局剧变，使沙特看到了化危为机、提升自身影响力的契机。一方面，沙特多次呼吁停火止战，既防范巴以冲突扩大升级累及自身，又重申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并向加沙地区、黎巴嫩提供人道主义援助，以维护道义形象和地区领导者地位。另一方面，沙特长期将伊朗及“抵抗之弧”视为本地区最强劲的竞争者，双方在黎巴嫩、叙利亚、也门等国展开博弈，沙特虽投入大量资源，但始终处于被动。而在本轮巴以冲突中，“抵抗之弧”接连遭到重创，实力严重折损，伊朗在中东实施的“输出革命”“前沿防御”等战略也遭遇严重挫折，地区影响力跌入低谷，这对沙特提升地区影响力十分有利。沙特多年筹谋、投入巨大却求而不得的目标，在本轮巴以冲突中意外实现，使其地缘政治环境大为改善。

一、沉稳应对红海危机

巴以冲突爆发前，沙特最大的安全关切是也门问题。尽快摆脱也门战争泥潭，卸下巨大的军事、人力和财政包袱，聚焦国内发展，是沙特外交的最优先事项。为此，沙特积极改善与伊朗的关系，推动与胡塞武装停火，为也门问题解决带来曙光。2023年4月，沙特官方代表团对也门进行“破冰”访问；同年9月，胡塞武装代表团回访沙特。在阿曼的斡旋下，沙特与胡塞武装的谈判取得重大进展，签署和平协议指日可待。然而，在本轮巴以冲突中，也门和红海地区成为其影响外溢的主要方向。胡塞武装以支持巴勒斯坦为名卷入巴以冲突，袭击红海水域商船，对该水域航运安全乃至全球供应链安全造成严重影响。胡塞武装的行动招致美英军事报复，使红海危机呈现长期化趋势。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后，美国对胡塞武装采取更严厉的政策。2025年1月22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重新将胡塞武装列入“外国恐怖组织”名单，并于同年3月15日起对其实施新一轮大规模空袭，胡塞武装总部等重要目标遭袭，胡塞武装则多次回击红海水域的美军舰船。在新一轮美国与胡塞武装冲突中，沙特仍旧保持沉默，避免再次卷入冲突。

红海危机给沙特带来两方面负面影响。一方面，也门和平进程被迫停滞。美英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使也门局势复杂化，本已启动的也门和平进程被无限期拖延，沙特期待已久的退出也门战略变得遥遥无期。伊朗减少对胡塞武装的支持曾是沙伊和解的重要条件。与“抵抗之弧”其他成员相比，胡塞武装与伊朗的关系较为松散，其军事行动具有较强的独立性，“抵抗之弧”的衰落对胡塞武装的影响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作为最重要的红海沿岸国家，红海航运危机给沙特造成巨额经济损失。沙特“2030愿景”的重心在红海沿岸，美英与胡塞武装的冲突一旦外溢，将直接对沙特“2030愿景”的旗舰项目——未来新城（NEOM）产生严重安全威胁。

沙特对红海危机采取理性和务实的态度，与胡塞武装达成了互不攻击对方目标的默契，不参与美英主导的以维护红海航运安全为名的所谓“繁荣卫士”联盟，因而沙也关系未受本轮巴以冲突和红海危机影响。胡塞武装也投桃报李，区别对待沙特和西方国家，对沙特以“兄弟”相称。沙特不但以此维护了本土安全，而且为危机结束后重启也门和平进程留出战略空间。此外，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红海危机实际上削弱了胡塞武装，无论今后是战是和，虚弱的胡塞武装对沙特而言都十分有利。

二、积极因应叙利亚变局

叙利亚变局使沙特措手不及，但在给沙特带来严峻挑战的同时也带来重要机遇。“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沙特是对叙利亚问题最为纠结的国家。2011年叙利亚动乱之初，沙特强力支持叙利亚反对派，旨在推翻叙政权。“伊斯兰国”异军突起后，国际反恐行动改变了叙国内局势走向。俄罗斯、伊朗和黎巴嫩真主党出手，救叙政权于危亡，沙特等支持叙反对派的力量遭遇严重挫折。2016年，叙利亚内战基本平息，但沙特并未及时调整对叙政策。直到2023年，为了对冲伊朗的影响力，将叙利亚拉回阿拉伯世界，沙特才恢复与叙利亚的外交关系，比阿联酋等其他海湾国家晚了数年。

然而，随着叙政权被推翻，沙特又迎来新的机遇和挑战。一方面，从地缘政治竞争角度看，作为伊朗盟友、“抵抗之弧”核心成员之一，叙利亚巴沙尔政权被反伊朗的叙反对派推翻，意味着伊朗在叙战略失败，总体上有利于沙特；从教派角度看，叙反对派属于逊尼派，其上台终结了属于广义什叶派的阿拉维派在叙的长期统治。另一方面，以“沙姆解放组织”为首的叙反对派上台对沙特也构成挑战。“沙姆解放组织”属政治伊斯兰，反对西方化和世俗化，主张返回伊斯兰教的原初教旨、变革现存的世界秩序、推翻现存的世俗政权，建立由宗教领袖统治的、以伊斯兰教法为基础的伊斯兰国家和秩序。这与沙特当前的意识形态背道而驰，不符合沙特世俗化改革方向，被沙特视为安全威胁。土耳其是“沙姆解放组织”等叙反对派的主要支持者，也是叙利亚变局的最大受益者，这使沙特在叙拓展影响力将面临来自土耳其的竞争，困难和挑战仍较严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