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东格局新一轮调整的表征、动因及影响

【关键词】中东格局  巴以冲突  战略自主  中东秩序

近年来，中东局势变化迅疾猛烈，“黑天鹅”事件频发。地区涌现“和解潮”、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其外溢影响扩散、叙利亚变局、海湾地区加速经济转型改革、美国中东政策调整、大国竞争加剧与全球南方崛起等一系列新因素推动中东地区格局持续深入演变，给地区发展与稳定带来新的变数。

中东格局新一轮调整的主要特征

冷战结束后，中东格局由两极转向单极。随着后冷战时代的终结和西方霸权地位的动摇，中东格局也随之发生新的调整。当前的中东格局是在经历过去十多年地区剧烈动荡基础上逐步形成的。自2010年底“阿拉伯之春”爆发以来，中东格局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演化。

一是冲突动荡期（2010—2014年）。这一时期，美国从中东战略收缩与“阿拉伯之春”对地区格局构成双重冲击。主要标志性事件有埃及、突尼斯、也门和利比亚四国发生政权更迭，利比亚、也门和叙利亚三国爆发战争，极端组织“伊斯兰国”肆虐中东，奥巴马政府决心结束中东战争并与伊朗达成伊核问题全面协议（JCPOA），中东进入“后美国时代”。

二是域内外大国激烈博弈期（2015—2020年）。这一时期，地区格局呈现美退俄进、东升西降、地区国家群雄逐鹿的特点。主要标志性事件有俄罗斯借出兵叙利亚重返中东，沙特和阿联酋联合出兵也门，土耳其—卡塔尔、沙特—阿联酋—埃及、伊朗领导的“抵抗轴心”（下称“抵抗轴心”）三大阵营之间相互激烈对抗，地区代理人冲突加剧，特朗普政府奉行极端亲以色列和对抗伊朗的中东政策冲击地区力量平衡。

三是动荡变革期（2021年至今）。这一时期，战略竞争构成域外大国在中东博弈新焦点，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显著增强，阵营化对抗与区域局势缓和、发展同步演进。主要标志性事件有巴以爆发新一轮冲突并产生严重外溢影响，“抵抗轴心”与美国—以色列持续军事对抗，叙利亚巴沙尔政权突然倒台，“和解潮”推动地区关系缓和，海湾国家加快经济转型改革步伐，大国在中东战略博弈激烈，地区国家积极寻求加入上合组织与金砖合作机制。

当前中东格局变化与调整速度之快、程度之深、范围之大、影响之广实为罕见，并呈现出五个方面的特征。

第一，地区和解、经济发展与冲突对抗并存。目前中东地区呈现面貌多样、模式多元、发展多速、板块碎片化等特征。动荡的中东、缓和的中东与发展的中东并存。一方面，自2021年以来中东出现“和解潮”，其中标志性事件是沙特、阿联酋和巴林三国与卡塔尔，沙特和伊朗，土耳其与阿联酋、沙特和埃及结束对抗，以色列与阿联酋等阿拉伯四国关系正常化，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启动对话进程，叙利亚重返阿盟等。与此同时，海合会国家、摩洛哥、埃及、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等国致力于经济转型，稳定中有发展。另一方面，地区冲突肆虐，阵营对抗加剧。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等旧的争端尚未平息，新的冲突又大规模爆发，其中2023年10月爆发的新一轮巴以冲突迅速演变为数十年来巴以间规模最大的武装冲突，造成数十万人伤亡，并严重外溢至也门、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伊朗等多国。

第二，域外大国主导作用下降，地区国家战略自主意识显著增强，地区多极化加速发展。中东成为新一轮大国博弈的重要舞台，各方纷纷加大对中东投入。美国在中东影响力持续下降，拜登政府任期四年间在中东基本无所作为，在平息加沙冲突、劝阻以色列升级冲突、恢复伊核问题全面协议、续推“亚伯拉罕进程”、打造印度—中东—欧洲走廊（IMEC）、打击胡塞武装等方面持续受挫。美国因在加沙冲突中偏袒以色列导致其在中东地区的声誉严重下降，拜登宣扬的所谓“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也因此成为笑柄。特朗普第二任期伊始就因在加沙问题上采取带有种族清洗性质的极端政策而触怒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俄罗斯在中东有进有退，继续推进与伊朗、土耳其以及埃及、阿尔及利亚的合作，与伊朗签署《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条约》，支持吸纳中东国家加入上合组织与金砖合作机制，但在叙利亚遭遇重大挫折，其中东战略布局受到影响。与此同时，沙特、阿联酋、卡塔尔、土耳其、以色列和埃及等地区国家不断加强战略自主，偏离西方战略议程，不仅打破了冷战时期在大国竞争中选边站队的传统，推行自主平衡外交，还力求主导地区事务，塑造地区发展进程，主场和主角意识明显增强，国际地位也明显上升。

第三，新一轮巴以冲突及其外溢影响极大重塑中东安全格局与地缘政治秩序。在遭哈马斯袭击后，以色列的持续军事行动重创哈马斯和真主党，促使叙利亚局势骤变，破坏伊朗防空体系，严重削弱了“抵抗轴心”。而巴沙尔政权迅速垮台不仅使叙利亚发展方向剧变，导致域内外各方势力在叙影响力出现重大变化，地区局势也受到严重冲击，如土耳其在西亚北非势力进一步扩张、以色列北部安全威胁减弱并伺机侵吞叙领土、叙利亚务实化转型进一步削弱阿拉伯民族主义、俄罗斯丢失中东战略基地一定程度上改变美俄战略竞争态势、“抵抗轴心”遭削弱或迫使伊朗改变外交和安全战略、黎巴嫩和叙利亚政治版图面临重绘、库尔德人在伊拉克和叙利亚全面退却、“伊斯兰国”死灰复燃苗头显现。

第四，地区阵营化对抗加剧，阵线分化重组加速，催生流动性地区联盟。土耳其—卡塔尔保守伊斯兰阵线与以埃及—阿联酋—沙特为首的阿拉伯世俗阵线、“抵抗轴心”与阿拉伯温和阵线之间的阵营化对抗已不同程度减弱，代理人冲突有所降温。与此同时，“抵抗轴心”与美国—以色列之间的阵营对抗持续升级，并构成地区动荡的主要根源。伊朗与沙特、阿联酋、巴林从断交到复交，卡塔尔与沙特、阿联酋和巴林三国从交恶到和解，土耳其与埃及、阿联酋、沙特三国由对抗走向务实合作，以色列与阿联酋、摩洛哥、苏丹和巴林四个阿拉伯国家历史性建交，引发敌友身份急剧变化，地区联盟频繁变动。

第五，地区形势发展与全球格局变化互动增强。动荡变革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主要特征，中东剧变则是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大国战略竞争、乌克兰危机、能源转型与气候变化、科技创新、全球供应链和产业链重塑均快速传导到中东。美国在对外关系上推行“美国优先”，鼓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国际局势紧张，在巴以冲突和乌克兰危机中采取“双重标准”，颠覆“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这些行径助推地区国家战略自主，奉行自主多元外交。中东国家“向东看”，积极寻求加入上合组织与金砖合作机制，体现了中东国家的战略觉醒，既推动全球南方的群体性崛起，也提升自身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

中东格局重构的主要影响因素

中东格局的形成与演化是内外多重因素共同影响的结果，其中域内外主要国家之间的力量对比变化与政策调整发挥着关键作用。当前中东格局的调整主要受三大因素驱动。

一是过去十余年中东剧变“长波”的影响。此轮中东动荡滥觞于“阿拉伯之春”，其引发的政治和社会动荡持续发酵，陷入内战的叙利亚、也门、利比亚三国至今未能实现和平，一些国家产生的权力真空一直未能得到填补，为内部极端势力崛起和外部势力干涉提供了土壤。与此同时，“阿拉伯之春”引发的阿拉伯国家内部治理危机推动埃及、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沙特、阿联酋和阿曼等国转向改革，推动“发展的中东板块”的形成。

二是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及其外溢影响扩散。近年来，以色列右翼政治势力日益壮大，巴勒斯坦问题被边缘化，巴勒斯坦建国前景黯淡。在此背景下，2023年10月，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代号为“阿克萨洪水”的军事行动。随后以色列对加沙地带发动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不仅造成严重人道主义灾难，还引发以色列与伊朗、黎巴嫩真主党、也门胡塞武装、伊拉克和叙利亚的亲伊朗什叶派民兵之间的多条战线冲突。新一轮巴以冲突不仅给巴勒斯坦问题解决增添更大难度，还严重冲击地区稳定，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如加剧阵营对抗、迟滞“亚伯拉罕进程”、削弱“抵抗轴心”、改变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政治版图、破坏美俄在中东的战略部署等。

三是域内外大国政策变动推进地区格局调整与地缘政治关系改变。“大国在全球的战略竞争加剧，推动了中东地区安全、政治、能源和发展格局的演进。”[1]美国的政策调整是牵引中东格局调整的关键性因素。从奥巴马到特朗普再到拜登，三任美国总统均醉心于大国战略竞争，执行从中东战略收缩政策，以实现向亚太战略转移。然而，美国“撤而不退”，表面撤军，实则通过支持以色列、武装库尔德人以及空袭也门等加强对中东局势的干预，使地区局势出现动荡、失衡和失序。2025年5月特朗普对沙特、卡塔尔和阿联酋等海湾三国的访问既凸显其中东政策的交易性，也显示出海湾地区已成为美国在中东推行大国战略竞争的核心区域。俄罗斯的中东政策经历了由积极重返到战略防御的转变。2015年俄罗斯借助出兵叙利亚重返中东，但2022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俄对中东投入明显减少。中国促成沙特与伊朗实现历史性和解，极大缓和了中东地区安全形势，重塑了中东安全格局，为推动建立中东安全新架构奠定坚实基础。

美欧和俄罗斯聚焦于俄乌战场和亚太，无暇过多顾及中东，这为地区国家提供了战略机遇，它们开始自行制定政治和经济发展议程，在中东格局重塑中的作用更加凸显。以色列政治右倾化，在图谋“吞并”巴勒斯坦的同时，意图“从根本上改变中东力量平衡，削弱伊朗轴心，使以色列、美国及其盟友能够建立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新地区秩序”。[2]土耳其视全球格局变化与地缘冲突频发为黄金战略机遇期，以打造“新土耳其”为目标，以新奥斯曼主义、泛突厥主义和伊斯兰主义为理念指引，以军事干涉、国防合作、人道主义救援、危机调解为主要手段，试图在西亚北非、中亚高加索、巴尔干东欧区域树立领导地位。阿联酋打破传统商业立国的局限，谋求政治大国地位，频繁介入西亚非洲地区的政治和安全事务。沙特推行从内政到外交的全面战略转型，激进经济变革与大胆外交路线巩固了其在中东的领导地位。伊朗在内外压力下调整战略，对内注重维稳和发展“抵抗经济”，同步推进在地区打造“抵抗轴心”和与沙特等阿拉伯国家实现和解，国际上通过加入上合组织、金砖合作机制以及加强与中俄战略合作加强东方外交。

除了上述三大直接因素外，当前中东格局的演化还有着更深层次原因。中东地区存在的诸多矛盾催生了中东格局持续演化。

第一， 大国干预与地区自主。这一对矛盾在中东长期存在。域外大国主导地区事务是中东地区常态，长期以来地区国家大多追随域外大国，接受外部安全保护。追求战略自主的国家往往遭遇暴力打压、外交孤立和经济制裁，如伊朗、伊拉克、利比亚和叙利亚。即使作为北约成员的土耳其也会因追求、维护自身利益而遭西方制裁。这形成了一个基本规律：外部干预弱，地区自主强；外部干预强，地区自主弱。当前，域外大国对中东的干预显著减弱，由此为地区国家加强战略自主提供了机遇。

第二，安全主导与发展优先。中东国家面临安全与发展两难困境。长期以来，由于陷于冲突动荡环境并面临外部干预巨大威胁，大多数中东国家都将国家安全和政治稳定作为优先目标，而将发展经济置于次要地位。长期冲突也消耗了巨额发展资源。21世纪以来经济全球化迅猛发展，亚洲持续崛起，尤其是“阿拉伯之春”冲击，迫使地区国家日益认识到没有发展就没有政治稳定，没有地区发展就没有中东安全。近年来，从北非到海湾地区，越来越多国家将发展作为最优先任务，积极推动经济改革与转型升级，以谋取长期稳定与持久安全。“沙特和伊朗恢复外交关系以及中东地区出现的其他和解进展，根本原因是追求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本地区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各国对发展的渴求使营造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成为本地区当务之急，各国外交战略自主性正不断增强。”[3]去意识形态化、国家利益优先的务实战略成为越来越多地区国家的主动选择。但是对巴勒斯坦、以色列、黎巴嫩、叙利亚、也门和伊朗等国而言，安全的重要性依然超越发展，“霍布斯主义的恐惧”使这些国家陷入一时难以摆脱的安全两难。以色列与伊朗是这方面的典型。此外，致力于发展的国家依然具有安全脆弱性。诸如巴勒斯坦问题、伊朗核问题、传统民族宗教矛盾和地缘政治冲突等地区重大安全威胁依然存在，制约着经济发展与改革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