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徵舆的易代抉择与诗歌书写

每逢山河板荡的易代之际，士人在艰难处境中会做出不同的抉择，随之诗歌创作也会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甲申年（1644），北方边塞马背上起家的爱新觉罗政权取代了帝国基业积淀达二百七十六年之久的朱明王朝，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对严守华夷之辨的汉族士人造成了巨大冲击。在严峻形势之下，士人群体内发生了严重分化，有的坚守忠君恋阙、舍生取义的高贵精神，如张煌言辗转多地，毅然举兵反清；有的隐藏起锋芒，以遁迹山野江湖的不合作姿态对抗新朝，如万泰放弃举业，隐名不出；有的在清廷威逼利诱的连续攻势下，投向了新朝的怀抱，如吴伟业接受荐举，出任侍讲。历来对那些在易代之际选择成为忠烈、遗民的士人多有赞誉，而贰臣则饱受时人及后人的苛责讥讽。

宋徵舆（1618—1667），字直方，一字辕文，别号佩月主人，华亭（今上海松江）人，明崇祯年间曾多次参加乡试，并于顺治二年（1645）中举，清顺治四年（1647）考中进士，选刑部主事，擢员外郎，历官福建布政使司参议、尚宝卿，官至都察院左副都御史，著有《林屋文稿》《林屋诗稿》《海闾倡和香词》等。宋徵舆早年生活的华亭县在明末是个颇值得书写的特殊地域，在政治上，诞生了可与复社争衡的几社。为了纾解明末面临的重重困局，社员们竭心尽力，虽然实际收效甚微，但这些士人期待在末世力挽狂澜的初心不可轻忽；在文学上，崛起了在诗、词、文等各个文体上均引领一时潮流的云间派，在扭转明前中期文学颓势及开启清初文学繁荣局面上，贡献实多。颇为有趣的是，宋徵舆恰好既是带有政治诉求属性的几社的重要成员，同时也是具有文学流派属性的云间派的中流砥柱。

宋徵舆在几社的活动，《社事始末》《平露堂集序》等文献皆有记载。杜登春《社事始末》载“宋辕文先生徵舆，原名元身，与张子美先生安茂并在青年，出为领袖”，据此可知宋徵舆加入几社之事发生在明崇祯五年（1632），时年十五岁。杜麟徵《壬申文选序》中更称誉宋徵舆文章“敏搆而繁昌”，为一时翘楚。宋徵壁《平露堂集序》载“乙、丙之间，陈子偕李子舒章、家季辕文，倡和勤苦，徐子闇公戏之曰：‘诗何必多作？我辈诗要须令一二首传耳。’一时闻者，以为佳谈”，叙述了崇祯乙亥、丙子（1635—1636）之际，徐孚远戏谑同为几社成员的陈子龙、李雯、宋徵舆，认为诗贵在少作，方可流芳传世。陈子龙有诗《东郊即事同谢褆玄宋辕文》：“春风未踏东郊道，才到东郊见花好。布席偏当桃李蹊，莫放落花沾细草。与君薄暮登高台，平川十里春云开。朱楼倒影荡落日，黄莺紫燕光徘徊。”这首七律写的是崇祯九年（1636）发生在南园的一次诗歌唱和。“南园，在南门外阮家巷，都宪陆树德世居修竹乡金沙滩，后葺别业于此，侍郎彦祯继居之，有梅南草庐、读书楼、濯锦窝诸盛，崇祯间，几社诸子每就此园宴集。”从上引三则材料可知，宋徵舆早在十五岁时便因文才卓异加入了具有鲜明政治色彩的几社，经常参加社内组织的诗歌唱和活动，众位同好常常聚在一起指点江山。

作为“云间三子”之一，时人及后人对宋徵舆的诗文创作成就评骘甚多。陈子龙《答归德侯朝宗》载“此处尚有……诸生宋徵舆，字辕文，工诗歌，足下可识之”，在写给侯方域的书信中，陈子龙向其特别推介了宋徵舆，起到媒介作用的正是宋徵舆的诗才，宋徵舆在《云间李舒章行状》中所云“甲戌，徵舆以诗受知于卧子”也印证了此段以诗结缘的艺林佳话。沈雄《古今词话》载“《倚声集》曰：《幽兰》诸词，不及《湘真》，于新警中，仍留蕴藉。以才情论，则辕文居胜。彭羡门曰：词于云间称盛，然能作景语，不能作情语。尝从素箑见宋宗丞《长相思》十六阕，力仿沈休文《六忆》诸体。言情之作，刻划无余，斯为优矣”，引录了邹祗谟、彭孙遹之语评骘宋徵舆《幽兰草》的词作特色，即善于写情却蕴藉不足。以上两则一针对诗，一就词而论，俱为士林视角。《四库全书总目》持论“徵舆为诸生时，与陈子龙、李雯等倡几社，以古学相砥砺，所作以博赡见长，其才气睥睨一世，而精练不及子龙，故声誉亦稍亚之云”，则认为宋徵舆的诗文贵在博赡才气，但不及陈子龙精练，一定程度上具有盖棺论定的意味。

据朱丽霞所撰《宋徵舆年谱》，在考中顺治丁亥科进士之前，宋徵舆在明代一共参加过三次乡试，分别是：崇祯六年（1633）“秋，与舒章同道赴金陵乡试，由于阉党专权而落第”；崇祯九年（1636）“六月，舒章、辕文赴金陵应试”；崇祯十五年（1642）“去京师应举”。但可惜的是三次乡试皆名落孙山。直到顺治二年（1645），宋徵舆才乡试中举，可见其科场之路颇为不顺，绝非王士禛所言：“云间宋孝廉，幼清，副都御史直方父也，精数学。直方生时，预书一纸，缄付夫人曰：‘是子中进士后，乃启视之。’至顺治四年丁亥，捷南宫，开前缄，有字一行云‘此儿三十年后，当事新朝，官至三品，寿止五十’，后果于康熙丙午以宗人府丞迁副宪，至三品，明年丁未卒官，年正五十也。”上引文献居然将宋徵舆的官衔、寿命及清朝将取代明朝的历史都提前预测出来了，仅可视为后人之附会。但从此则文献又颇可得见贰臣消解身仕两朝的两截人尴尬身份的努力，其策略则是将一切归因于冥冥之中的宿命，却仍然逃脱不了抗清志士的讥讽。当年闻名遐迩的明末“云间三子”的命运迥然有别：陈子龙以抗清为业，杀身殉国；李雯则困顿于北京，在短暂接受新朝官职后郁郁病卒；宋徵舆则因科举上崭露头角，成为当朝新贵。易代时势成了检验士人品性的试金石，不同的抉择也自然会导向不同的人生遭际与后世评价。

在科场得偿所愿后，宋徵舆于七月南还归乡，途中遇到了因抗清遭俘而被押解的夏完淳，被他冷嘲热讽了一番。夏完淳《毗陵遇辕文》诗曰“宋生裘马客，慷慨故人心。有憾留天地，为君问古今。风尘非昔友，湖海变知音。洒尽穷途泪，关河雨雪深”，与身为贰臣的宋徵舆割席断交之意已彰显无遗。

在故明、清廷两端政治身份的选择，还会影响到士人的诗歌创作，宋徵舆在入清前后的诗作风格便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举其《参军行赠杨机部先生》和《龙舟篇》为例，前者作于明崇祯十一年（1638），后者作于清顺治十三年（1656）。

参军行赠杨机部先生

檀州军败济南陷，胡骑西山逼云栈。九门辛苦坐公卿，按兵不动有高监。玉堂美人何不平，上书北阙苦论兵。参军新命一朝下，单骑夜出长安城。是时主将卢司马，独将西兵兵力寡。不教国士死黄沙，别遣参军向城下。参军不行司马嗔，参军既行司马陈。北向再拜谢至尊，曰臣象昇死国恩。鼓声阗阗军出垒，司马一呼创者起。三万胡人夜合围，孤军虽胜终斗死。朝廷颇轻死事功，翻疑讼疏多雷同。司马精爽久寂寞，参军一官成转蓬。呜呼！国家赏罚未可测，归耕匡庐隐亦得。

龙舟篇

龙舟宛转百余尺，容与沧波动云日。

群臣列坐咏薰风，天子中流思在德。

十里烟光天镜开，西山倒影入瀛台。

台下谢恩扶醉出，长丝五色日边来。

两首诗的创作时间相隔十八年。《参军行赠杨机部先生》系悼怀卢象昇之作，这一年的年底，宣大总督卢象昇在巨鹿被南下侵袭的清军包围，彼时宦官高起潜拥兵不救，以致卢象昇寡不敌众，战死沙场。在长诗之中，宋徵舆融汇糅合了多种情绪，有赞誉、钦佩卢象昇捐躯赴国难的英勇气概，有对清军南下侵扰、烧杀抢掠暴行的控诉，也有对大明朝廷忠佞不分的愤慨。宋徵舆二十岁所作的这首诗满腔正气，也契合于他于晚明参加几社时的初心。但在入清之后所作《龙舟篇》中，刚荣升四品官衔太仆寺少卿的宋徵舆，对被顺治帝在西苑龙舟赐宴感恩戴德，诗歌极尽谄媚之辞，彻底沦为词臣的应制之作，丧失了早年参加几社时坚守的铮铮傲骨。以此足可见出宋徵舆入清后的诗歌主题和创作风格均发生了较大变化，可视为是彼时新朝施加于故明士子处世心境与诗歌书写重要影响的一个缩影，亦是更大视域下士人政治身份与诗歌书写相互作用的生动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