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道密码： 清代 “ 万善同归 ” 碑的文化之光

巍巍大别山，人文荟萃，物产丰饶，商旅汇聚。自古以来，该地因山脉东西横亘，物产南北分流，形成了独特的跨流域、跨省域的文旅风貌。

大别山西段的桐柏山，一山分二水，西注汉水，东汇淮河。中国古代四渎之一的淮渎，驻足于此。灵渎安澜，淮水扬波，沟通了南来北往的商贸。豫南宛东，水陆通衢，聚八方来财，会五湖游客。往西，陆路可抵达川陕，接通汉唐以来的西北茶马古道；水路经唐河入汉江，沿江上溯，经行更多的古驿道，融汇更多的商贸业，最终仍可通达西北及西南的茶马古道。

历史渐远，古迹仍存。

桐柏县城东南三十里，淮水蜿蜒西来，大别山溪奔湍北上，乃豫、鄂两省交会处。此地南倚大别山，山下有湖北省的出川店，一溪映带，北边就是河南省的老街村。以出川店为始点，向南为四十里冲，地接神农故里厉山镇，更遥望云梦大地；向北，涉水便至老街村，再北渡淮水，即到张堂村的陶家庄，再北行或西上，越山渡水，都可与古代商道遥接。综观其地，山溪奔涌，在几里外的东边形成众水归淮的洲渚之势，绝对的古驿站理想地。

出川店以西诸峰，名九龙山，最东山头称“夜明珠”，传说曾夜放光明，故得此名。据说，山顶有九龙寺，旧日香火鼎盛，不难悬猜其昔日的繁华景象。此地水路通达，自不消说。仅就陆路交通而言，渡河向东北二十里，即为与湖北的淮河镇相邻的月河镇，再往西北二十里，就是吴城镇。吴城镇东有固县镇，这两地都曾有过“城”与“县”级的行政建制，近百年前，已渐非昔日辉煌而“名”不副“实”了，所以当地曾有“吴城不是城，固县不是县”的说法。吴城继续向西北二十里至朱庄，再由朱庄到金银矿，经邻县泌阳，直到出省接通西北川陕之地的茶马古道。遥想汉唐而下，直至明清之际，这当是一条不可忽视的商道。

正是在这条商机无限的道上，在朱庄与吴城两镇交界处有一道河面下，淤积掩埋了一方“万善同归”碑。这方石碑所在地，乃是吴城镇的王宽店。石碑正面上方镌着“万善同归”四个大字，碑文虽经风雨剥蚀，岁月磨洗，但大体可辨。其文曰：

尝闻古人云：“修数百年崎岖之路，造千万人来往之桥。”是凡有绝潢断港，皆当济石以渡也。况兹桥北通泌邑，南至湖省，行李之往来甚众，则修造更有难缓者。余尝于 嘉庆壬戌年，□众建立，亦庶几免行人泥泞之苦。奈比年来，山水涌猛，桥渐倾颓，御者未免濡轨以济。余窃虑焉，爰是又不自揣，鸠聚亲邻，告以重修石桥，以便商贾之车行□者。莫不欢欣鼓舞，愿从损（捐）修。兹当桥事已定，谨叙数言，用志我亲友之同心协力，以成善举云。

字体原刻为繁体字，今隶作通行简体。另外，阙文作“□”，“嘉庆”前空一格，当为尊时君世主而设，今保留。正文首先从古代俗谚谈起。作者曾听古人说：“修数百年崎岖之路，造千万人来往之桥。”而凡有绝潢断港之处，都应当有人铺石而过。况且当地这座桥，往北可通邻县泌阳城，往南可达邻省湖北省，是行人物资往来的交通要道，那么它的修造就更是迟缓不得之事。碑文作者还指出，他曾于嘉庆壬戌年即1802年，会同众人修造此桥，正是希望能免去行人泥泞难走的痛苦。奈何近年来，由于山涧水猛，在经年累月的冲刷之下，老桥就被冲倒了。这给驾车过河的人带来极大的不便，他们的车轮都不免要浸到水里，难免不弄湿车载的货物。对此，他也是非常担心，自己又拿不定主意，就汇聚亲戚邻居，告诉他们要重修石桥，以方便商贾的车顺利通行。值得庆幸的是，大家都欢欣鼓舞地表示愿意捐资修葺。现在，修桥一事已经完成，他就借机郑重其事地叙述几句，以纪念众位亲友同心协力所成就的善举。

这段正文后面附有十几个人名，可辨识其中有“贡生”“某生”等头衔，字号略小；“首人周曰台”，字号与正文大小相同。名字后面，多有“千乙”“千四”并写，大概表示敬称。这十多个人，应该是参与修桥的“亲邻”，从头衔上看应该是当地知名人士。最后为石匠张天畏。落款处仅有立碑时间：皇清嘉庆二十二年，岁次丁丑，冬月谷旦。按现行公历计算，时间在清代中晚期，嘉庆二十二年即1817年，属于农历丁丑年。冬月，乃未确指究系孟冬月（农历十月），还系仲冬月（农历十一月）、季冬月（农历十二月）。然而，冬季为河渠枯水期，正好修路架桥。谷旦，乃是良辰吉日之意，用以喻指竣工落成典礼，选在吉日良辰，正合于吉时吉利成就吉事之意。

据考察，该地还有乡贤碑亭，上书“议叙儒林郎布政使司经历陈公正贤良方正碑”。“万善同归”碑的碑文中，恰巧有“贡生陈□正”，不知是否为同一人；如果为同一人，则修桥之事当发生在陈氏入仕之先。合而观之，这两处清代碑刻，都在无声地述说着当地先贤的流风余韵。

明清是中国地方商帮大兴之际，晋商、徽商尤为其中翘楚。虽然清初以降，著名的商帮渐次败落，然而中国传统商业文化并未断绝，茶马古道的商业辐射力并未消殆。

一炭微光，弥足可珍。

在“万善同归”碑近二百字的碑文中，作者已经指出，重修石桥不仅可以“免行人泥泞之苦”，尤其还可以“便商贾之车行”，使“御者”不再“濡轨以济”。这初步显示了撰文者对筑路架桥在发展商业中作用的高度自觉。面对公共工程，当地人踊跃捐款修桥，不仅出于他们作为当地头面人物积极参与乡域治理的责任意识，还有可能是当地与商道、当地人与商业之间确实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他们才会一倡百和，共襄义举。

所可注意者，碑文中“兹桥北通泌邑，南至湖省”一语，正说明撰碑文者非常清晰地认识到了当地与商贸古道的密切关联。修好一座桥，满足了“行李之往来甚众”下商途通达的急迫需要，也为当地人树立良好的社会形象及商业信誉，畅通与各地的商贸往来，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古人修桥，多属义务，利己利他，客观上也促进了国内商道的畅通。中国古代历史中有很多善举善治智慧，比如通过同善会、义仓等构建道德共同体，盘活商业网络和地域经济，这些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挖掘。

中国传统“四民”社会，是农业立国，在价值序列上盛行“农本商末”，在大部分时期均以“重农抑商”作为核心的治国之策。然而，即使有“皇权不下县”的成规，像修路架桥这类由乡贤倡导来助益农商发展的模式，仍然在不同地域以多种方式存在着，顽强地发挥着其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万善同归”碑不仅隐含着古代商道密码和商业智慧，蕴含着历史文化信息，而且也彰显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基层治理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