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孙了红与《绿色之烛》

在民国侦探小说史上，程小青和孙了红并称为“一青一红”，其笔下的“侦探霍桑”与“侠盗鲁平”可以说是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两个本土侦探小说系列。但从后世的读者认知、作品重版与学者研究等各方面情况来看，都呈现出“绿肥红瘦”的倾向，这实在是让人感到遗憾。

孙了红喜欢不断修改自己过去的作品，比如从《傀儡剧》（1923）到《木偶的戏剧》（1943）、从《白熊》（1924）到《博物院的秘密》（1945）、从《古木寒鸦》（1924）到《鸦鸣声》（1948）、从《冷热手》（1925）到《鬼手》（1941）、从《燕尾须》（1925）到《囤鱼肝油者》（1944）等。其实，他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更为成熟的创作很多都是根据自己二十年代的“少作”修改而成。但并非简单的小修小补，而是大刀阔斧，甚至重新写作。其中不仅涉及从文言到白话的小说语言转型，还增加了更为丰富细腻的心理描写、更加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与更具时代特色的社会性议题关怀。如果借用其小说系列命名上的变化，就是从“东方亚森·罗苹案”演变成后来的“侠盗鲁平奇案”。身为读者的我们经常会忍不住猜想：如果孙了红之后继续写下去，他还会创作出怎样更加成熟且精彩的作品？

关于孙了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经历和创作，目前所见材料极少。我最早是在卢润祥的《神秘的侦探世界：程小青、孙了红小说艺术谈》（学林出版社1996年版）中看到相关信息。卢润祥在《关于孙了红》一文中提到自己“寻访到孙了红先生生前的住处，小屋大小不过八平方米左右，一张写字桌、一张转椅、一张单人床，墙上的佛龛中供奉着一尊佛像”，这和孙了红在《这不过是幻想：蜂屋随笔之一》（刊于《幸福世界》第一卷第五期，1946）一文中对于自己所居“陋室”的记载相一致。同时卢润祥文中还提到自己见到了孙了红的几个侄女，进一步了解了关于孙了红的一些生平细节，特别是“根据孙了红侄女的回忆，孙了红六十一岁那年，写完反特小说《青岛迷雾》，因结核病复发而与世长辞。而那年，正好是1958年”。可惜的是，我后来一直没有找到《青岛迷雾》的相关发表或出版信息。

直到2020年9月9日，我在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翻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新闻日报》时，意外在1951年5月15日这一天的《新闻日报》最后的广告栏中看到了孙了红长篇小说《绿色之烛》在《大报》上连载的消息。大约两年之后，我又在布莉莉的《中国当代报纸文学副刊研究：1949—1966》（山东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一书中看到“1951年1月3日，孙了红的侦探小说《绿色之烛》开始在《大报》连载，该小说讲述的故事神秘而又诡异”的相关内容。此外，布莉莉在书中也对《绿色之烛》的故事情节做了一定的介绍和分析，可见她一定是读到过这篇小说的。

这就进一步激发了我寻找《绿色之烛》的愿望。2024年4月，我先是通过上海图书馆祝淳翔老师找到了大部分《绿色之烛》当初在《大报》上连载的内容。但上海图书馆馆藏的报纸并不完整，缺少1951年3月10日、7月4日、10月11日三天的内容。这就意味着我可以阅读和了解小说的主体故事情节，但如果想要整理并出版这部小说，则还缺少最后几块拼图。正所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就在一个月之后，我非常幸运地在复旦大学文科图书馆的过刊库中找到了这三天的报纸，不仅使整个小说故事得以完整地呈现，还顺带将这三天的报纸拍照发给上海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帮他们补齐了关于《大报》的馆藏。

当然，目前整理的小说《绿色之烛》其实仍不完整。该小说在《大报》上发表，先是从1951年1月3日连载至7月19日，后因作者发寒热而中辍。陈蝶衣在《了红之病》（刊于《大报》，1951年7月21日）一文中说道：“作者孙了红先生病肺多年，体质孱弱，他近年来所写的作品，多半成于病中；《绿色之烛》一开始，就写的是一个病人，而了红先生本人也经常偃卧病榻，因此《绿色之烛》亦时续时辍。最近，了红先生寒热甚剧，已数日不进粒米，《绿色之烛》或将自此中断。”幸运的是，《绿色之烛》“断更”了近一个月之后，在1951年8月13日续载，一直连载到10月25日，加上此前半年多的发表内容，一共连载二百六十三次，但最终依然没有写完。

孙了红因犯咯血症而被迫中断写作导致小说连载“断更”，在二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就曾经多次发生。1942年，陈蝶衣还曾借助《万象》杂志，为身患重病而无钱入院治疗的孙了红发起了一场读者筹款募捐活动，而此次《绿色之烛》的“未完成”，也留下了永久的遗憾。

此次发现并整理的小说《绿色之烛》，与孙了红此前的“侠盗鲁平奇案”系列和卢润祥所说的可能写于1958年的反特小说《青岛迷雾》，都有很大不同。一方面，这部小说中的主角侦探并非鲁平，而是狄弥。傅骏在《苏青：越剧界的张爱玲》一文中回忆：“写《侠盗鲁平》的孙了红，也曾是我们越剧编剧同行，他为当时丁赛君的天鹅越剧团编写过一些越剧剧本，用的笔名是‘狄弥’，是‘籴米’的谐音，意思是‘为了生计’。”而据华斯比兄此前搜集到的相关越剧剧本可知，孙了红当时的确参与过不少越剧剧本的创作和改编工作，比如《描金凤》就署名“孙了红改编，马斐导演”，《谪仙怨》和《洛阳春》署名“狄弥编剧，章策导演”，《鸳鸯谱》署名“安农、狄弥编剧，集体导演”，《蝴蝶杯》则署名“马赛、狄弥编剧”，其中笔名“狄弥”的使用频次要远高于“孙了红”。进一步和小说《绿色之烛》相互参照，我们就能够知道，“狄弥”既是孙了红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担任越剧编剧时所经常使用的笔名，同时也是他晚期侦探小说中侦探的名字。而这个名字背后，显然有一种对自己贫病无力生活的自嘲与反讽。

另一方面，《绿色之烛》的故事情节也并非“侠盗”式的浪漫传奇，而更接近于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发生在乡间大宅等封闭空间中的悬疑罪案故事。小说从一开始就呈现出一股浓厚的恐怖氛围，甚至整个《绿色之烛》前三分之一的部分都完全可以视作恐怖小说。

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孙了红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就已经开始有意识地在小说中加入恐怖色彩，特别是通过心理描写来营造恐怖气氛。无论是《鬼手》中半夜伸向睡熟人的脖颈的那只冰冷的“鬼手”，还是《血纸人》中剖腹挖心的惨案、怨气冲天的哀嚎以及随着一阵焦枯味而出现的浸满了鲜血的“血纸人”，抑或是《三十三号屋》在房间里只留下一声惨叫便神秘失踪的男子及女子……其中的悬疑感和恐怖感都令人印象深刻。特别是在四十年代后半期，孙了红的《吊神》（刊于《蓝皮书》第一期，1946年7月25日）等短篇故事，几乎可以看作纯粹的恐怖小说。而在诸如《划碎的画像》（刊于《红皮书》第二期，1949）、《死神阴影》（刊于《红皮书》第四期，1949）等“侦探互动类谜题”中，孙了红也都将想象中的读者称为“绿色的姑娘”。在相当程度上，《绿色之烛》可以视为上述这些作品的延续、发展与集大成之作。进一步考察该小说中的一处文本细节——“那件事情发生在三十四年的上半年”，此处的时间表述不仅用的是民国纪年，而且指向的是1945年上半年。综合上述各种迹象，我们或许可以大胆揣测，《绿色之烛》很有可能是创作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新中国成立前，而直到1951年才正式发表。

除了小说文本之外，本书还收录了七则当时在《大报》和《亦报》上发表的短文章，以求更全面地呈现孙了红《绿色之烛》小说创作前后的历史与文学信息。而在本书资料寻找与整理审校的过程中，还要特别感谢祝淳翔老师的大力支持。

（孙了红：《绿色之烛》，战玉冰整理，祝淳翔审校，上海人民出版社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