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堆与“哲学三问”

摘 要：考察三星堆古国的原始宗教信仰、祭祀形态和祭祀坑的主要内涵，三星堆古国很可能是一个神权性质的国家。“三苗”的几次被迫迁入成都平原，不仅给三星堆带来了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还与当地原有的崇尚神权的民众密切融合，共同创造出了一个繁荣的三星堆文明。三星堆古国曾经爆发了一场极端严重的瘟疫，使三星堆人认为他们信奉的神灵失灵了，只好采用燎祭的方式，把国家神庙中的全部青铜神像和祭品，分批送回天上神界，然后迁都到金沙，三星堆神权古国从而走向消亡。

关键词：三星堆；神权；青铜器；消亡

所谓“人类三大终极哲学问题”，即“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是人类的共同问题，也是每个人需要思考的问题，还是研究各个社会现象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准备从这三个方面再去探讨一下三星堆文明的社会性质、来源、去向问题。

唐代诗人李白在著名的《蜀道难》一诗中说：“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在这几句话里，就包涵着古蜀国的三大哲学问题。李白在诗中是这样说的：它是谁——“蚕丛及鱼凫”；从哪里来——“开国何茫然”；到哪里去——“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为什么呢？因为“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

这里面有诗人的夸张，但也确实是研究古蜀历史的三大难题。近百年来三星堆等地的考古新发现，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不少新的资料，但里面也还充满着大量未解之谜，考验着人们的思维能力。在这里笔者准备根据三星堆等地的考古发现，以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法，从宏观的视角再探析一下三星堆之谜。

近四十多年来人们对三星堆考古进行的宏观研究，可以说主要是围绕着“它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这三个根本的哲学问题展开的，具体地说就是：一是三星堆文化和三星堆文明的社会与国家性质问题；二是三星堆文明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会发展成这样的问题；三是三星堆古国为什么突然消亡了、它到哪里去了的问题。

这可能就是三星堆之谜中的三个主要的问题，在这里我们准备用比较概括的文字，简明扼要地回答一下这三个问题。

一、三星堆的国家性质之谜

——神权古国

1990年我在准备参加1991年的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时，认真撰写了《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一文。在这篇文章里我首先将20世纪80年代三星堆考古的基本收获归纳为五点：弄清了遗址分布情况，确定这是一处重要的中心遗址，包括核心区和周边地区；发现了宏大的三星堆古城，包括三面城墙，筑城方法，遗迹分布，使用年代，都邑性质等；发掘了居住区、窑址、墓葬、灰坑等众多重要遗迹；认识了祭祀坑是三星堆文化中最重要、最有代表性的文化遗存；通过科学发掘和地层关系，初步形成了巴蜀文化的考古学年代序列。

其次，我总结了三星堆考古所反映出的巴蜀历史发展进程，把巴蜀考古进一步细化为五期：第一个历史时期，即三星堆第一期文化，距今约4800—4000年前；第二个历史时期，三星堆第二期与第三期文化，距今约4000—3600—3200年间；第三个历史时期，三星堆第四期文化，包括以成都为中心的十二桥遗址、羊子山土台等，距今约3200—2600年左右；第四个历史时期，春秋战国巴蜀并存时期，公元前600年左右至公元前316年；第五个历史时期，从秦并巴蜀到汉武帝前后，公元前316年至公元前100年左右，古蜀文化成功地融入了汉文化，从而提出：“这五个文化历史阶段，共同构成了密切联系又相互区别的3000多年历史进程，这就是近年四川新发现的考古材料为我们展现出来的巴蜀古史的年代体系。”近年我又把新发现的最早进入成都平原距今约5000—4800年左右的桂圆桥文化，和距今约4500—3700年左右的宝墩文化纳入其中，构成了七个阶段的古蜀文化发展序列。

再次，我明确提出“考古新发现印证了典籍传说中蜀史发展的几个过程大体可信”。在3000年的古蜀历史中，可能存在史籍所述的蚕丛、鱼凫、杜宇、开明等几个文化共同体，“并先后取得统治地位。在距今4000年左右、3000年左右、2600年左右、2400年左右，发生过几次大的变化，可能分别代表了蚕丛、鱼凫、杜宇、开明几个主要部族地位交替的起止年代。三星堆文化发生期的主人或许是蚕丛氏、柏灌氏；三星堆文化繁荣期的主人或许是鱼凫氏；成都十二桥、羊子山遗址的主人则可能是杜宇氏；船棺葬新都大墓等晚期巴蜀文化的主人为开明氏”。我还明确指出：“这一序列过程的确立，为将考古材料与史籍文献结合起来研究四川早期历史，开拓了广阔的天地。”

最后，我根据苏秉琦等先生的研究意见，认为古代的巴蜀可能曾存在过一个“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对探索中华文明起源具有重要意义。“它有自身形象具体的特殊色彩，丰富了古史研究资料。这里有三点值得注意：（一）以祭祀活动作为象征国家权威、维系国家思想和组织统一的重要形式。（二）多种文化成分的有机汇合，表现出由部落联盟发展而成的三星堆古国的社会结构特点。（三）重视人像及动植物造型的文化习俗，创造了巴蜀文化鲜明的艺术特征。”我从中概括出了“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三个主要特征：“原始宗教立国”“多元文化融合”“造型艺术发达”。

《三星堆考古发现与巴蜀古史研究》一文在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上宣读，受到广泛重视，1992年正式发表在《四川文物·三星堆古蜀文明研究专辑》上，次年获得了四川省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李学勤先生的蜀史研究文章也发表在同一期专辑上。他看到我的这篇文章后，很是赞同，主动吸收我参加了1993年由他主持的“九五”国家重点出版图书《早期中国文明丛书》的编写工作，让我撰写了其中一卷。他要求我们“以新旧考古材料为主，与历史文献密切结合，分地区展开早期中国区域文明的探索，努力写成每个人的学术代表作”。我在丛书的《三星堆文化与巴蜀文明》一卷中，不但按统一要求详细介绍了原四川地区从旧石器时代到汉代的考古和历史资料，而且用六章的篇幅，仔细论述了三星堆文化各方面的社会面貌，真正成为了我的学术代表作。近年我进一步提出了三星堆神权古国等看法，认为这可能就是解开三星堆社会性质之谜的关键所在。

“神权古国”说的理论依据，一是苏秉琦先生提出来的中华文明进程经历了“古国、方国、帝国”三个阶段的理论，正式命名了“三星堆古文化古城古国遗址”；二是李伯谦先生关于中国古国阶段的国家可分为“崇尚神权”与“崇尚王权”两大类的论述，和“我完全同意三星堆王国是‘神权国家’的观点”。

三星堆神权古国的原始宗教信仰，包括了万物有灵的自然崇拜、部落来源的图腾崇拜、民族创始的祖先崇拜三个构成部分。三星堆古国的祭祀形态，是以神坛为理想方式、以神庙为中心场所、以祭祀坑为最终结果的三个基本形态。三星堆祭祀坑的主要内涵，是以神像祭器为主要祭祀用品、以燎祭升天为主要祭祀仪式、以有序瘗埋为祭祀的最终结果。以上这三个方面，共同构成了三星堆神权古国宗教祭祀活动的主要内容，形成了一个独具特色的祭祀活动中心，和内容丰富的原始宗教信仰体系。神圣的信仰是其核心内容，神奇的艺术是其表现形式，神秘的历史是其客观结果，共同形成三星堆文化的主要特色。三星堆文化以其悠久的历史、宏大的古城、成千上万件高大精美的雕塑艺术作品著称于世。三星堆文明“沉睡数千年，一醒惊天下”，在中国和世界古代文明发展史上，都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二、三星堆神权古国的来源之谜

——没有实行过“绝地天通”的社会大变革

“绝地天通”是中国古代“五帝”时期的第二个帝王颛顼对中国早期国家政治体制进行的一次重大变革，是把“权力集中到一人为标志的政权转折，也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的一个转折点”[1]，王权国家的主导地位从此正式确立。此后国家不再允许普通民众与神进行直接的沟通，只有国王一个人才能代表上天，传达神的意志，因而被称为是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进程中“绝对王权国家”正式开始的一个重要标志。

在“五帝”时代推行“绝地天通”措施的过程中，受到了边远地区，特别是长江中游一些信奉神权的古国族群的强烈反抗，其中以尧舜禹时期发生的与南方地区“三苗”集团之间的多次争战最为激烈，最终以“迁三苗于三危”的方式，逐渐把“三苗”集团赶到了遥远的“三危”地区。

过去史书中对“三危”的地点并没有明确的记载。近年来一些学者根据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提出了“迁三苗于三危”中的“三危”，可能就是岷山脚下成都平原的三星堆等地。[2]

2024年我在中信出版集团的学术集刊《文化文本》“三星堆研究专辑”上，发表了一篇名为《三星堆文化与“绝地天通”》[3]的文章，根据俞伟超等先生的观点，详细论述了“绝地天通”的含义与重点打击对象；“苗蛮集团”与成都平原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之间的多次文化交流；三星堆神权古国能长期存在下来的自然条件和人文条件；“绝地天通”的历史意义与三星堆文化的研究价值等问题，探讨了“迁三苗于三危”事件对三星堆神权古国形成与发展的重要影响。我认为：三星堆一直没有进行过“绝地天通”的社会大变革，可能就是三星堆神权古国能够长期保存下来，并快速兴起、高度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三苗”人不仅给三星堆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和特色器物，而且带来了崇尚神权的思想信仰和社会形态，在四川盆地优越的自然条件和封闭的地理环境下，他们与当地原有的崇尚神权的民众密切融合，共同创造出了一个繁荣昌盛的三星堆神权古国。

关于三星堆文化后期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的来源问题，俞伟超先生也曾敏锐地指出：“到了商后期，洞庭湖周围及其附近的三苗余部，在商文化的影响下，青铜工艺极为发达，铸造出许多体形高大和厚重的铜饶和铜鼓，以及动物造型的礼器如乳虎卣、象尊、猪尊和人面方鼎等，一般形态的青铜礼器，则有尊、罍、卣等，而尤以尊和罍为多，成为这一带的文化特色。”

“非常有意义的现象是，在三星堆和彭县竹瓦街等早期蜀文化的遗存中，其青铜礼器都是尊和罍，这显然又表示出与同时期的湖南等地的三苗文化，依然存在着一种特殊密切的关系。另外，在近十多年中，在湖北宜昌地段的清江之中和四川巫山大宁河畔又分别出了类似于三星堆遗物的商时期的铜罍和铜尊各一件，又多少暗示出那时的巴人也和三苗余部存在着相当的文化联系”。[4]

俞伟超先生的这些论断，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一是苗蛮集团在商文化的影响下，曾创造出了长江流域具有自身特色的青铜文明；二是三星堆璀璨的青铜技术，很可能主要是从中原经由江汉地区传入的。

在商代早中期，中原商王朝曾在长江中游的湖北盘龙城修建了一座大型据点，主要是用来掌控长江流域富有的铜矿资源。近年来盘龙城考古取得重大进展，证明它曾是商代前期在长江流域建立的一个带有都邑性质的政治中心和军事基地，大约从距今3500年左右开始，存在了200余年。这里不但有完整的城池，高大的宫殿，高等级墓葬，而且还有成熟的青铜铸造产业。是它把商王朝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带到了长江流域，还通过这里控制了当地富有的铜矿资源。后来因为某种原因，这些商人突然从这里撤走了，但其青铜铸造技术却被当地的“三苗”等人学习和继承下来，并结合各自的生活习惯和民俗信仰，相继创造出了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的青铜文化，如大洋洲铜器群、炭河里铜器群等。而他们所共同选择的青铜礼器，则主要是铜尊和铜罍，而与中原地区以鼎、豆、簋为主要组合的成套青铜礼器传统有所不同，从而创造出了具有自身特色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并与黄河流域的青铜文明一起，共同构建了中华民族所特有的青铜文化体系。

由于“三苗”曾几次被迫迁入成都平原，又在那里遇到了良好的自然和人文条件，发展成繁荣昌盛的宝墩文化和三星堆文化，“三苗”的余部也与三星堆文化一直存在着相当密切的联系。当他们掌握了商王朝先进的青铜铸造技术，又可以自由行动之后，自然会把青铜工艺传播到成都平原的三星堆遗址。这时的三星堆文化已经快速发展成为了一个充满着宗教狂热的神权国家，正好利用这种新鲜的先进材料和技术，铸造出大批青铜神像和祭祀用具，从而创造出了灿烂夺目的三星堆青铜文明。它与长江中游的青铜文明，在青铜礼器的选择和神像祭器的制造方面，都有很多相似之处，故而共同创造出具有地域特色的长江流域青铜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