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汉开凿南方丝绸之路的小人物之族属

摘 要：随同司马相如、张骞等出使西南夷的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柏始昌等众多小人物，雪泥鸿爪，空有其名，未留一言。捡拾《史记》《汉书》等记载的有限信息，合理串联，可以看出他们是汉人、胡人、越人、僰人（濮人）组成的出使乃至开发群体，既勾勒出西汉西南夷地区与中原地区交往交流交融肇始，亦还原了巴蜀第二蜀道南方丝绸之路早期开通时的曲折艰辛图景。

关键词：西南夷；出使；族属；民族“三交”；南方丝绸之路

公元前2世纪中后期，汉帝国大规模开发西南夷的30年中，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前仆后继，大彰“时代精神之英雄主义与进取追求”[1]，司马迁本人感同身受，[2]在《史记》中留下脍炙人口的《西南夷列传》。唐蒙、司马相如、张骞等名人举止言行活灵活现；可王然于、壶充国、柏始昌、吕越人等一群充当副使、间使、使者之职的小人物，却空有其名。捡拾他们的稀少记录，合理串联，可以把南部蜀道南方丝绸之路[3]开凿时那幅波谲云诡的画面，作又一次活灵活现的呈现。

一、6次出使西南夷的小人物

王、壶、柏、吕等人或以副使之名、或行使者之实，跟随司马相如[4]或者张骞出使西南夷，[5]雪泥鸿迹，断续露头。他们在西南夷地区的活动时间跨度长短不一，有的20多年、有的10多年、有的仅见1次记录。但不得不说，如同没有堂邑父就没有张骞通西域的成功一样，若没有王然于等人的绿叶相佐，就不会有司马相如、张骞、唐蒙等历史名人西南寻道、凿道的辉煌汗青。

《史记》中关于这群少数民族出身的使团成员出使西南夷的活动记录共有6次：

（一）王、壶、吕联袂出使，时间是在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6]。因汉武帝认可司马相如对西夷情况的分析，“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副使王然于、壶充国、吕越人驰四乘之传”[7]，体面威风。

（二）王、柏、吕组合出使。这之后，就再没有壶充国出场的记录，反而增加了柏始昌，时间是3年后的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8]。汉武帝命令他们根据张骞从蜀地经身毒可达大夏的报告，听从张骞指挥，“乃令骞因蜀犍为发间使，四道并出”，从蜀郡、犍为郡各行一二千里。[9]“王柏吕”到达滇和夜郎，得到滇王尝羌帮助，但没有达到目的，“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10]

（三）使者无名，时间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目的是打前站通知且兰（今贵州省安顺市）[11]出兵共同远征南越。结果“且兰君恐远行，旁国虏其老弱，乃与其众反，杀使者及犍为太守”[12]。因为王、壶、吕、柏等人后来还有记录，这次被杀的使者应该不是他们。

（四）王然于一人出使，时间是南越被平2年以后的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目的是让滇王和平归顺，但滇王“未肯听”[13]。

（五）“柏吕”组合出使。汉帝国元封二年降服滇王后，益州、越嶲等“初郡”已建，形势一片大好，柏始昌、吕越人等“十余辈”再次出发通道身毒、大夏。悲摧的是，他们被阻道的昆明人所杀，“终莫能通至大夏焉”[14]。

（六）同样是一门心思求通身毒—大夏道，时间是元封六年（公元前105年），“益州昆明反，赦京师亡命，令从军，遣拔胡将军郭昌将以击之”[15]。《史记》记载此次战役“斩首虏数万人而去”，“其后遣使，昆明复为寇，竟莫能得通”[16]，郭昌因“毋功，夺印”[17]。所遣使者无名姓，应不是王、壶、柏、吕等人。

二、汉廷有多民族族属仕宦

西南夷地区民族构成复杂，包括氐羌系、百濮系、百越系三大集团。朝廷派出使人选定有考量，除了需要汉族人选外，配备适应多类民族特性的相应少数民族使者势在必行。由此张骞第一次出使西域，“与堂邑氏胡奴甘父俱出”[18]，由此可知，配置的副使和普通随从也应有匈奴人，向导堂邑父即其中之一。司马相如出使西夷时，既有唐蒙通夜郎后的情况“还报”[19]，也有他本人前去蜀地“责唐蒙”[20]的调查所得，说明汉廷已经了解西南夷民族的构成情况，配置同一或相近族属使者更便于进行有效沟通。

透过历史的重重迷雾，可以看出王、壶、柏、吕等人中，必定有对应西南夷民族族属者参加。他们是多民族族属组成的开道、开发群体，是今天我们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现象中值得深入研究的代表群体之一。

“王壶柏吕”究竟是哪一类族属身份呢？如果其中有非汉族属使团成员，放眼当时西汉王朝，能寻觅到这样的少数民族人才吗？

不妨先看看其他少数民族族属人员入仕汉廷情况。

（一）汉廷的百越族属。汉军平南越，南越所封苍梧王赵光及及越揭阳县令定等人“自定属汉”，其桂林监居翁还“谕瓯骆属汉”，“皆得为侯”。没遇到秦始皇平岭南时惨烈的抵抗，越人人心所向，南越平定后，“遂为九郡”。[21]

此前，西汉政府已经用事东越、闽越，威逼过南越，越人慕汉者多有归降并得到重用，元鼎五年（公元前112年）秋，汉军五路人马进攻南越的领兵人物中，就有“归义越侯严为戈船将军，出零陵，下离水；甲为下濑将军，下苍梧”以及“越驰义侯遗别将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牂柯江”[22]的安排，独当一面统领三路汉军的“严、甲、遗”，就是“归义”的百越之人。

（二）汉廷的匈奴族属。匈奴人金日磾就被汉武帝赏识，汉武帝临终时特指定他为托孤大臣之一，书写了西汉一段传奇。班固赞其“笃敬寤主，忠信自著”[23]。同类胡犾族属“行走”汉廷者尚多，不赘举。

（三）汉廷的百濮族属。巴蜀商人“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24]时，大肆作奴隶买卖，“僰僮”中的精英分子，也会受到渴求人才的汉廷青睐，其本人或者后代踏入仕途也有可能。

非汉族属人员进入汉帝国官僚体系不在少数，不仅因汉武帝本人心胸宽广，还有少数民族族属人才慕义华夏文明的内在驱使。

不管族属何种，这些进入华夏文化圈生活的少数民族人才，大都有汉姓或者汉名标明，但也没有尽脱本民族痕迹。金日磾的“金”姓就是武帝所赐，“日磾”应是其匈奴本称。比照出使西南夷的使者姓与名，壶、吕、柏也有这样的姓名规律，他们的姓名兼有汉族与本民族融合的特色，其非汉族属出身一眼即明。壶充国的“壶”对应“胡”，应该是氐羌系胡人；柏始昌的“柏”通“僰”，应该是百濮系僰人；吕越人更直截了当，就是百越系越人。

三、以王然于为代表出使西南夷的汉族小人物

（一）交往滇国。王然于显然是一位处理西南夷方向边疆与民族问题的专家，[25]其族属认定为汉人当无疑问。他能直通帝国中枢，与汉武帝“搭上话”，最广为人知的事迹便是“夜郎自大”一词的由来。王然于受张骞派遣寻找通往身毒之路，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他作为汉帝国“间使”，和柏始昌、吕越人等从犍为郡出发到滇国，“滇王尝羌乃留”，派出十几批本地使者往西助其求道，使团锲而不舍求道一年：

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国。滇王与汉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26]

席间觥筹交错，醉意阑珊中直率的尝羌“童言无忌”问出汉帝国与滇国的大小之比；返程途中经过夜郎，百濮族属的夜郎王[27]也不知天高地厚，同样问使团“汉孰与我大”。

王然于与尝羌“耳鬓厮磨”一年左右，滇池的优美风光和濮人热情好客的回忆盈满归程，被他带回汉廷。回到朝廷后，王然于除了报告滇王与夜郎自大的笑话外，还大肆描述滇人乃楚人苗裔，庄蹻听罢血脉偾张，提出建议要“足事亲附”给予关怀。这使得汉武帝印象深刻，为后来汉军围滇之际还遣使劝降埋下了伏笔。

（二）僰道来回。既然“王柏吕”组合能被尝羌所留，那王然于来回滇国、夜郎的路线，应该是张骞“四道并出”路线中的“出僰”[28]一线。他应该是从犍为郡僰道（今四川省宜宾市）出发，[29]沿先秦“蜀人南迁的重要路线之一”的溯金沙江线[30]而上，被昆明所阻后转南入滇求助；回程经过位于沾益的夜郎，[31]顺南夷道回到宜宾。这为今天研究南方丝绸之路西、中、东三条主线[32]之间，还存在诸如“金沙江道”在内的众多网络化支道相互沟通的情况，提供了值得注意的重要信息。

王然于最后出现的历史，在“风喻”滇王投降这历史事件记录中。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将郭昌、卫广率领的巴蜀兵已经包围了滇国，发起总攻前，汉武帝专门派王然于前去说服。可见滇王曾经帮助寻道的友谊被帝国高层牢记于心，与此前“天子注意焉”的历史记载相互呼应。

（三）后王然于时代。王然于没有完成说服滇王归降的使命，本来是“王柏吕”组合的身毒、大夏出使团队，只剩下后二者组合。然而，不管有没有王然于参与出使，“指求身毒”的探索都是一样的结果。西南夷郡县建立起来以后，汉廷又派出队伍出使两次，还是没能成功通过昆明人盘踞的地域继续西进，“昆明之属无君长，善寇盗，辄杀略汉使，终莫得通”[33]。

关于王然于出使西南夷的记载总共3次。从跟随司马相如出使的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开始，到第三次即元封二年，在劝降滇王失败后，他的过往事迹仿若一缕青烟，不待挥一挥衣袖就消失得无影无形。王然于活动在西南夷地区长达20年之久，堪称副使类小人物中的“灵魂”。

四、少数民族属参与出使西南夷情况

（一）氐羌系的壶充国。“壶”姓在汉人族属中较为少见，从“壶”“胡”音同揣度，壶充国应该是归顺大汉的匈奴胡人。他是出使西南夷小人物中官至大鸿胪[34]的“辉煌”代表，位列九卿之一，但不知何故后被免职。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他作为校尉王申生的副手，本想以“故鸿胪”身份立功西域东山再起，不料身首异处。壶充国在围攻西域小国郁成时战死，郁成王最终难逃虎狼之师的报复，汉军另派一支偏师让他王头落地。[35]

任用壶充国随司马相如出使的目的，就是希望他能在有众多氐羌系活动的西夷地域作妥善沟通。西南夷中，巂、昆明、白马等“皆氐类”[36]，巂人还有可能是中亚斯基泰民族，与匈奴一样来自草原；[37]昆明则“相传云与匈奴本是兄弟国也”。直到唐代，还有记录表明与北方草原民族突厥关系密切，“其俗与突厥略同”[38]。可以推论，匈奴帝国与大汉帝国“竞争”期间，昆明人毫无疑问地同仇敌忾，义无反顾地承担起了帮助匈奴阻截汉使的“任务”。

按照司马迁《史记·西南夷列传》描述，其时昆明人的活动范围横亘在今中缅印之间，包括今腾冲县、龙陵县以及德宏州、大理、保山诸地，[39]与司马相如出使“置一都尉，十余县”[40]地域邻近，故同其打交道，正是习俗与之类似的胡人壶充国大显身手的机会。他应该做过“血脉相融”的沟通，辅助司马相如出色地完成出使任务，取得“天子大悦”的效果。

但从史书记录来看，二三十年间出使西南夷的过程中壶充国只出场了这一次。终西汉一朝，昆明人也一直阻止汉使打通前往身毒的道路。

（二）百濮系的柏始昌。古音“柏”与“白”音同，“白”与“僰”同音，至今流行在川南乐山、宜宾、泸州一带口语里，“柏”“僰”都是取其音作字。僰是百濮之一，“僰”“濮”两字通用。[41]柏始昌应该是濮人甚或就是僰人。

僰人分布的区域相当宽广，横跨川滇黔结合部，包括今四川省宜宾市大部，泸州市西部、南部，云南省昭通市和贵州省毕节市部分地区。如汉武帝开南夷，从僰道开始，置南广、存䣕、朱提、堂琅等县，实乃僰人奴隶主所建的国邑。[42]同样，秦汉时之夜郎、滇、邛都，都是濮人（僰人）所建。[43]

西汉朝廷经略西南夷，选派濮族属使者前往交涉，从中翻译、接洽、游说，让西南夷望风而服可以事半功倍。滇王尝羌之所以帮助汉使通道，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与同属濮系之人的柏始昌亲近，加上吕越人有上国南越的身份（后详），自然对王然于等人待如上宾。

随着汉廷对西南夷民风民情的进一步了解，此前司马相如出使西夷时没能加盟的柏始昌，此时应运而出，从元朔三年（公元前126年）跟随张骞开始到被昆明人所害，断续在西南地区活动了10余年。

（三）百越系的吕越人。作为百越族属的吕越人能在西南夷地域行走自如，正因此地都是南越的势力范围，“南越以财物役属夜郎，西至同师”，即从今两广到滇西以东，势力范围“东西万余里”[44]内，南越具有话语权，南越颁有“越归义蜻蛉长”[45]一印，可知远在今云南大姚的蜻蛉，也受南越控制。这些地区本就混居着越人族属，让百越族属的使者一马当先——吕越人出场自合天时地利人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