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成都草堂时期四时书写探赜

摘 要：四川成都草堂是唐诗人杜甫除长安外寓居最久的地方，他在这里创作了大量的四时诗。这些诗饱含着杜甫自身人生价值和生命节奏。从其对锦城山水之美的观照和对所处国家战乱及社会时弊的关注来看，两者兼蓄心灵短暂的平和气象与痛苦无奈的忧国伤时之感。同时这些四时诗艺术上众体兼备而承前启后，或以诗代笺、庄谐皆具，或吸取民歌、俚俗融合，将杜甫诗歌艺术推向了别具一格的审美境界。

关键词：杜甫；草堂时期；四时诗；创作分析

四时流转，万物瞬变，古代诗歌抒情言志与四季变换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因此衍生出大量的四时诗。刘勰早关注到四时变幻与古代文人创作之间的关联，他在《文心雕龙》中指出：“春秋代序，阴阳惨舒，物色之动，心亦摇焉……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霰雪无垠，矜肃之虑深。”[1]可见，四时跳动节律如同生命的节律，两者相互进行着审美对照感应，而四季物候变幻对诗人诗歌情感调动和抒发具有明显的触动作用，同时也对诗歌内在气质塑造起重要影响。

一、杜甫之南下成都渊源

在成都草堂时期是杜甫漂泊人生中短暂安稳的岁月，杜甫作为“暂止”的“飞乌”栖落于浣花溪草堂将近4年，因此理清其南下成都的背后根源，对进一步深入探究其草堂时期四时诗创作及所蕴含的情感内蕴至关重要。

从杜甫自长安到华州途中创作的“三吏三别”及夏季日夜苦叹诗歌中的“飞鸟苦热死，池鱼涸其泥”和“北城悲笳发，鹳鹤号且翔”这样的书写可见，时值唐王朝深陷安史之乱的长期动荡，四处兵戈相交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而倍加困苦，彼时唐帝国气运逐渐开始衰败。同时，在“公疏救房琯”而被降为华州司功参军事件后，从他在诗中写到“至今残破胆，应有未招魂”和“无才日衰老，驻马望千门”中可知，杜甫曾几经辗转终于得以见君入仕，但满腔忠诚因劝谏被贬谪转化为受挫感和失落感，且仇注曰：“此公再出国门而有感也。上四忆往时奔窜，下四伤今日左迁。”[2]可见仕途艰难险恶与自身“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人生政治理想的破灭，让他有了西去秦州而南下成都的心理。此外，杜甫秦州诗“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二句可知其物质生存的艰难和窘迫，故有了浦起龙《读杜心解》中的如此记载：“上元二年，春夏，自东都回华州官所，是时师溃于邺。秋，弃官西客秦州。此作客之始，为东都旧庐残毁之故，自是长别两京矣。十月，赴同谷。冬晚，自同谷入蜀至成都”[3]。除此之外，从暂居蜀地所咏叹的“此生哪老蜀，不死会归秦”与“今春看又过，何日是归年”又可见，蜀地是杜甫内心中人生的暂时栖身之处，他此生终究要回归北方的故园。另外，后世学者也曾推断“他在仕途失意，身处绝境、战争威胁的情况下，除了逃蜀避难‘借道他适’之外，确系别无选择”。[4]

综上可见，杜甫基于所处时代洪流及其个人仕途不顺命运多舛的双重因素，不得已选择离开长安，从而才有了中年时期艰难跋涉漂泊他乡暂住成都的羁旅生活经历，由此奠定了杜甫草堂时期四时诗的创作基础。

二、草堂时期四时诗内容创作特征

（一）聚焦春秋两季书写传统

一年十二个月，四季皆是风景。浦起龙《读杜心解》记载，杜甫于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在成都卜居城西浣花溪营建草堂，冬晚间至新津。上元二年“居草堂间至新津青城，时成都无可倚杖往来谋食”[5]。杜甫来到成都之时居无定所，在多方援助下开始卜居草堂，同时以草堂为地理中心出游周边或避乱他处。《杜甫草堂诗注》记载，杜甫“在草堂时期的诗作271首（内含他间或出游蜀州、新津、青城、绵州和重返成都途中所作的诗23首），将近占他流传至今的一千四百多首诗的20%”[6]。与此同时，这些诗歌也为杜甫诗歌艺术风貌打开了新的审美视野。近来，有研究者以钱谦益所笺注《钱注杜诗》为底本，对所录杜甫1455首诗进行阅读梳理发现：“表现季节的词句共有2425处，除却一些咏物诗或题画诗等，几乎每一首诗歌都存有季节的影子。”[7]结合李谊《杜甫草堂诗注》、仇兆鳌《杜诗详注》与浦起龙《读杜心解》“少陵编年诗目谱”3本文献对照辨析，可知杜甫身居成都期间共存四时诗204首，其中涉及春天的诗有95首、涉及夏天的诗有34首、涉及秋天的诗有53首、涉及冬天的诗有28首。由此可以推出，杜甫于草堂时期的四时诗主要聚焦春秋两季，即涉及春天的诗数量最多、秋天的诗次之，夏天的诗再次之，冬天的诗则最少。

杜甫的草堂四时诗创作符合中国古典诗歌“春秋”大于“夏冬”的差异，即春秋两季诗多于夏冬两季诗。此外，在“春秋”两季诗歌中，也有很多诗歌遵循着中国古代文人“伤春悲秋”的主题创作传统。比如，上元元年暮秋时节，杜甫在浣花溪草堂作《村夜》诗：“萧萧风色暮，江头人不行。村舂雨外急，邻火夜深明。胡羯何多难，樵渔寄此生。中原有兄弟，万里正含情。”[8]此诗首联落笔江畔，渲染出枯寂凛冽的秋冬画面，颔联以视听融合描写江上凄秋屋中的舂米声和草堂深远幽暗的灯火；继而引出后二句的秋思感怀，表达了对远在战乱中原故园的兄弟的强烈思念。因此，杜甫草堂时期的四时诗呈现出“草木有情，春秋含泪”的基调，强调时间的流动和生命的有限，说明杜甫秉持着“伤春悲秋”的创作自觉；同时“由于中国文学素有以男女比君臣的传统，这类作品也可能有某种政治寄托”[9]。这种传统文人士大夫理想抱负的隐喻和寄托观念，也让杜甫在成都的四时诗中情感内蕴，于平和自然之外呈现出感伤衰老与念亲盼归的咏叹。

（二）关注国家战乱社会时弊

寓居成都看似属于杜甫为数不多的平静沉稳的岁月。杜甫在这个草堂时期的四时诗整体风格存在万物更迭、岁月闲适平和之象。另一方面，杜甫在颠沛流离饱经忧难中仍始终保持着忧国忧民的赤诚之心；即使他深处气候宜人、生态优美的锦官城，但是他的部分四时诗依然有着对国家社会及人民的诚挚关注。最为明显的一类诗歌为四时咏物诗，诸如《病柏》《病橘》《枯棕》《枯楠》《四松》等，皆是杜甫借四季更迭万物荣枯而展开对当时唐王朝社会弊病的讽谕。其中《枯棕》写道：“伤时苦军乏，一物官尽取。嗟尔江汉人，生成复何有！”[10]意在借形影干枯的棕树，揭露朝廷军兴而赋税繁杂，民间百姓苦不堪言，连棕树皮都被剥削干净而枯死的现象。

《枯楠》一诗中，开篇写：“楩楠枯峥嵘，乡党皆莫记。不知几百岁，惨惨无生意。”结尾又写：“种榆水中央，成长何容易？载承金露盘，袅袅不自畏。”[11]通过述说自然中两种木材的快慢生长不同而遭到人们不同的重视和应用，讽刺国家在人才选拔任用方面存在“材大不见用而受虫害”的不争事实；同时也进一步揶揄当时现实中诸如“水榆木不材之木”之类的人才进入朝廷后也不怕自己薄弱难以担起大任。此外，杜甫还在四时诗创作中密切关注当时国家战乱时局的发展，比如《建都十二韵》中写道：“建都分魏阙，下诏辟荆门。恐失冬人望，其如西极存。”[12]结合浦起龙《读杜心解》可知，其诗反映的是史思明占领东都后朝廷无意进取，反而采纳大臣吕堙置荆州为新都的建议。因此杜甫在冬季特写此诗时，中间部分特意交代自己“牵裾恨不死，漏网辱殊恩”的犯颜直谏之事，结尾处则以“穷冬客江剑，随事有田园。风断青蒲节，霜埋翠竹根”借物抒怀，表达自己深冬暂居于草堂虽安稳但始终如同青蒲和霜冻竹根一般前途无望而感伤不已的愁绪。

（三）观照蜀地锦城山水之美

相比以往，草堂时期的四时诗更加深层次体现出杜甫对闲适生活与自然的热爱和敬畏之情。由于杜甫天性自然且至情至性，其在成都留下了许多歌咏四季中自然景物的诗篇，饱含对蜀地锦城山水之美的热爱。他如《卜居》《题桃树》《四松》之类的作品，亦可见诗人在自然山水观照方面的情感和审美倾向。比如《堂成》写：“背郭堂成荫白茅，缘江路熟俯青郊。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暂止飞乌将数子，频来语燕定新巢。旁人错比扬雄宅，懒慢无心作解嘲。”[13]此诗与《卜居》创作时间相邻，前者写草堂溪前外景，后者写草堂屋前内景。诗中草堂景观设置体现出杜甫人与自然“天人合一”的理念。

杜甫关于成都草堂周边交游出行的描写也同样说明，此时其四时诗对山水之美的勾勒和渲染时也兼收平和闲适之象。《江涨》《泛溪》《春水》《江亭》《落日》《田舍》等诗便是杜甫对蜀地四季山水自然风物之美的挖掘和塑造。比如《春水》一诗：“三月桃花浪，江流复旧痕。朝来没沙尾，碧色动柴门。接缕垂芳饵，连筒灌小园。已添无数鸟，争浴故相喧。”[14]此诗前四句写雨后江水漫涨，暮春三月江水潮涨，涌来淹没了浣花溪边的沙滩，东风垂拂着草堂的柴门；后四句则将人划入暮春生机盎然的意境中。诗人自己和当地的人们在江畔边垂钓，近处用水车引水浇灌自己的小园，而远处的溪面上落满了无数争相嬉戏的飞鸟。诗中除了体现人与山水的和谐之美外，还流露出诗人彼时身处蜀地而淡然物外、与世无争的闲适心境。“白”“青”“黄”“翠”“红”“碧”“金”“绿”“雪”这类颜色进行修饰和搭配，组成诸如“雪峰”“碧水”“苍苔”“白苹”“麦黄”等具有冷暖色调交映的色彩词，以此着重还原蜀地山水万物的自然原色，让四时变幻中的自然景物具有独特的色彩韵味。

三、草堂时期四时诗艺术表现特色

（一）众体兼备，承前启后

杜甫一直以来众体皆长，在每个不同的发展阶段都作有自己特别中意或者经常创作的主打诗体。但是成都草堂时期，杜甫在四时诗创作中既善于运用各种诗体，也在继承以往优良传统的同时尝试创新。

杜甫草堂时期四时诗体例中主要有绝句、五律、七律、五古、七古，书写最频繁的体例依次是律诗、绝句、古体诗。其中绝句占他全部绝句诗的近一半，且其绝句组诗是杜甫进入四川后的新文学创作。此时期的绝句组诗有《春水生二绝》《江畔独步寻花七绝》《三绝句》《绝句二首》《绝句三首》，律诗有《云山》《春远》《梅雨》《狂夫》《江村》《南邻》《北邻》《出郭》《江头五咏》《春日江村五首》等等。其诗题目短小精炼，多从记录草堂周边的风云变幻及邻里劳作角度出发，主题内容则主要紧扣成都蜀地山水和个人羁旅乡思愁绪，少部分为忧国伤时。比如《野老》一诗：“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渔人网集澄潭下，贾客船随返照来。长路关心悲剑阁，片云何意傍琴台。王师未报收东郡，城阙秋生画角哀。”[15]首联和颔联勾勒出草堂江边渔船晚景，夕阳西下日落而归的景象；颈联和尾联则娓娓叙出心中羁旅乡愁，同时以加以时事入诗而感发收尾。彼时安史之乱尚未平息，京城长安以东地方并未收回，杜甫于秋日听闻成都哀丽高亢的画角声而倍感凄凉。由这首《野老》可见，杜甫的律诗已然接近出神入化而浑融流转。

（二）以诗代笺，庄谐皆具

杜甫的草堂四时诗除了“以诗代史”外，还延续着秦州时“以诗代笺”的创作习惯。从“以诗代笺”的类型来看，主要有：因草堂建设需要四处寻觅木苗器具而书写的“寻觅信”，如《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诣徐卿觅果栽》《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凭何十一少府邕觅桤木栽》《凭韦少府班觅松树子栽》等。其所寻乃用于修建草堂外部庭院。《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一类作品则记录了杜甫对草堂日常生活器具的准备。关于《萧八明府实处觅桃栽》一诗，王嗣奭在《杜臆》卷四点评道：“此等皆戏笔手札，不足为诗，然亦有致。此公无日不思故乡，而种桤种松，若为久住之计，其襟情可想。然浣花一草堂，遂为千古宅，岂偶然哉？”杜甫卜居草堂初期，正值四时春种时节。诗人在这些诗歌中高频率用到“觅”字，少量用到“求”和“乞”字，不卑不亢，态度亲切而自然。用杜甫“以诗代笺”的方式，与格调清新的书写都传递出对生活的热爱，不经意间流露出生命对自然四时的遵循。同时，杜甫还写有对援助自己修建草堂的“答谢信”，主要有《王十五司马弟出郭相访兼遗营茅屋赀》《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敬简王明府》《重简王明府》《得广州张判官叔卿书使还以诗代意》几首。其中《重简王明府》：“甲子西南异，冬来只薄寒。江云何夜尽，蜀雨几时干？行李须相问，穷愁岂有宽。君听鸿雁响，恐致稻粱难”[16]，从岁序气候着手开篇，再以锦城江畔寒风苦雨烘托，进而叙述自己当前独在异乡举步维艰的困境，表达自己获得赈济的急切与无奈之情。

（三）吸取民歌，俚俗融合

杜甫草堂时期的部分四时诗之所以具有朴实的生活气息、充满质朴率真的情感，还缘于诗人对蜀地的地域文化的融合与吸收。其中最为明显的是他将巴蜀民歌中的所谓“巴渝曲”（“竹枝歌”）融入自己的诗歌肌体，继而又增添另一种生命的张力与活力。像《寒食》《绝句漫兴九首》《草堂》《遭田父泥饮美严中丞》等诸多作品中皆具有鲜明的巴蜀民歌民谣的影子。比如《春水生二绝（其二）》：“一夜水高二尺强，数日不可更禁当。南市津头有船卖，无钱即买系篱旁。”[17]此诗写杜甫见江村春天溪水一夜之间猛涨，发现自己却无钱买船来系于篱笆旁，更害怕江水漫涨淹没草堂。全诗紧扣“春水”真景进行实写，选用“无钱”“不可”之类的俚俗口语点化入诗，与“竹枝”相似，恰似以俗为雅，无意间传递情致亲切又朴实。因此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中记载杨诚斋评价说：“诗固有以俗为雅，然亦须经前辈熔化，乃可因承。如李之‘耐可’、杜之‘遮莫’、唐人‘里许’、‘若个’之类是也……杨诚斋多效此体，亦自痛快可喜。”[18]由此可见，杜甫这类四时诗中对蜀中民歌情调和民间语言的尝试与运用，一改以往六朝时期的浮靡之风，同时还对后世诸如杨万里这类的诗人创作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此外，还有诸如“打着人”“熟知”“丁宁”“有底急”“不如”“焉得”“何得”等之类的蜀地方言俗语在草堂时期的四时诗中亦可见。这种将地方方音纳入诗歌创作的方法，在展现自己真挚浓郁的情感的同时，也进一步革新了诗歌创作的语言系统。

结 语

草堂时期，杜甫的诗歌因为所处的蜀地环境和时代变化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风格色彩。杜甫南下成都短暂栖息，在成都草堂居住期间创作的大量的四时诗，能敏锐地捕捉到蜀地四时变幻的万象而生发开来。杜甫善于发现生活中的自然人文美景而加以书写，并赋予真挚丰富的情感内蕴。他即使在成都暂时的闲适中，也依旧悲悯人世，心系苍生，不时遥望故园而忧国忧民。此时期的杜甫继续以独特的诗歌艺术手法推进艺术创作，形成清新自然、朴实真挚的独特风格。其诗歌的深意值得后来者继续追寻和深入研究。

注释：

[1]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693页。

[2][8][10][11][12][13][14][15][16][17]（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2015年版，第403页，第646页，第709页，第710页，第644页，第611页，第665页，第622页，第698页，第673页。

[3][5]（清）浦起龙：《读杜心解》，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23页，第28页。

[4]杨欣、李良品：《杜甫入蜀原因析》，《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

[6]李谊：《杜甫草堂诗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页。

[7]张晓青：《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季节表现——以中古诗歌为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2012年版，第111页。

[9]梁德林：《伤春悲秋差异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18]（宋）罗大经撰，孙雪霄校点《鹤林玉露》，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439页。

作者单位：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