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范执行与认同建构：十八军进藏途经甘孜地区民族政策实践研究

摘 要：和平解放西藏前，甘孜地区社会历史情况较为复杂。十八军途经甘孜地区时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并将全军的思想与行动统一到一致的理想信念中，开创了新型民族关系，并得到了沿途民众的认可与支持。在新时代，必须坚持加强民族地区的干部人才队伍建设，建立常态化培养机制；将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理与民族地区实际相结合，全面、准确地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推动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开展“有形、有效、有感”的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

关键词：和平解放；甘孜地区；民族政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024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始终坚持党的领导，不断巩固各民族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1]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受多重因素影响，甘孜地区的大部分民众对新中国的认识还比较模糊，对解放西藏、修建康藏公路等重大事件的理解也不够全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军（以下简称“十八军”）过甘孜地区时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通过多种方式引导当地各族民众加强对新中国的认同，巩固了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并带领甘孜地区各族民众共同维护了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修建了康藏公路，培育了“两路精神”。

新时代，加强对这一时期党的民族政策和工作实践的相关研究，总结历史经验，有利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不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一、十八军进藏途经甘孜地区时

实施民族政策的社会背景

1949年7月，西藏噶厦发动了“驱汉事件”，赶走了国民党驻藏人员，并断绝了同国民政府的电报联系，却同英国、印度等国保持密切的邮电来往。与此同时，西藏地方当局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积极扩军，陈兵于金沙江西岸，妄图以武力谋求分裂。

为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新中国决心解放西藏。经前期调研与商讨，中共中央决定让人民解放军二野之十八军经甘孜地区入藏，完成进军及经营西藏的任务。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甘孜地区的政治状况

清政府驻藏帮办大臣凤全于1905年在巴塘遇害，此事件促成了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在甘孜地区开展改土归流。当川边改流设官规划初见成效时，恰逢遭遇四川保路运动，刚建立的川边政治新秩序，因丧失军事力量的支撑和政治局势的动荡，迅速土崩瓦解。各地土司纷纷起事夺权，川边陷入更加混乱的状态，甘孜地区内部的争斗愈演愈烈。

（二）新中国成立初期甘孜地区的经济状况

甘孜地区因气候地理环境较为严酷，不仅区域与外界交通艰难，而且域内相互阻隔，联系松弛。[2]至新中国成立，甘孜地区仍实行封建农奴制，土司、头人和寺庙占有绝大多数的生产资料。落后的生产关系严重制约了当地生产力的发展。相比内地，甘孜地区地广人稀，经济水平落后。改土归流后，域内部分地区的农奴（差巴、科巴）制度虽开始分化，但仍然存在，当地上层人士对群众有较强的控制力，域内的货物转运主要依靠乌拉差役。

（三）新中国成立初期甘孜地区的宗教信仰状况

甘孜地区的民众较多信仰藏传佛教，礼佛在众人的日常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因国民政府大力推行大汉族主义政策，新中国成立前，当地民族矛盾突出。在甘孜地区，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相互交织，形成了较为复杂的社会局面。

二、十八军进藏途经甘孜地区时

模范地执行党的民族政策

鉴于进藏途中较为特殊的地理特点和社会历史状况，十八军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1950年3月4日至9日，十八军于乐山召开庆功出师大会，宣布进军誓词。全体参会人员宣誓：“严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认真执行少数民族政策，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与藏族同胞紧密团结起来，共同建设西藏。”[3]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进藏路上仍有许多国民政府遗留的社会治理问题需要处理，故十八军在进藏之初将部队分成两部分完成任务，主力负责在川西指定区域完成剿灭匪患、抢修公路等工作；军、师一级抽调精干人员成立十八军前进指挥所、南北两路先遣队，按照毛泽东主席“一路经理塘、科麦，一路经甘孜、昌都”[4]的指示进藏。

新中国对甘孜地区、西藏等地的了解不够充分，邓小平在中共中央西南局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强调：“政治准备正在研究之中，因为材料太少，知识不够，许多问题须在精细研究之后，才能得到结论。”[5]为解决这一困境，在中共中央西南局的支持下，十八军吸收各方英才成立了政策研究室，通过调查研究与文献整理等多种方式及时制定了相应的民族政策，为十八军途经甘孜地区开展民族工作提供了依据。

（一）民族工作的基本主张

1.从实际出发，争取团结甘孜地区上层人士。中共中央西南局根据各方面调查的情况分析，认为“争取西藏和平解决的可能较大”。而要达成这一目标，其中一项关键工作在于争取地方上层。时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邓小平对此有着深刻的认识。他认为在民族地区开展工作，“如果上层这一关过不好，一切都要落空”[6]。究其原因，邓小平认为：“因为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特点，上层分子作用特别大。”[7]在甘孜地区，可以通过当地上层人士来联系群众，逐步达到“依靠群众，推动上层进步”[8]。

2.执行中央政策，造福当地民众。毛泽东主席早在1949年2月4日会见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时就指出，西藏问题也并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因为：“（一）交通困难，大军不便行动，给养供应麻烦也较多；（二）民族问题，尤其是受宗教控制的地区，解决它需要时间，需要稳步前进，不能操之过急。”[9]为解放西藏、建设西藏，不给沿途群众增加过重的经济负担，毛泽东主席先后提出“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等政策。此外，为帮助康藏人民从压迫与落后的困苦环境中解放出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第二野战军于1950年2月15日联合发出的《解放西藏进军政治动员令》要求全体进藏部队做到：“了解当地人民生活情况，关怀当地人民的疾苦，并积极地帮助他们解除疾苦和困难。”[10]进藏部队对当地民众的情况不甚了解。为更好地帮助这一群体，十八军在途经甘孜地区时始终高度重视对这方面情况的调查研究。

3.尊重少数民族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在十八军进驻甘孜地区之前，英美及国民党到处散播谣言：“共产党要毁灭宗教和寺庙，人不分高低贵贱，没收富户的财产，平均土地和财物……以及共产先甜后苦等。”[11]实际上，早在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以下简称《共同纲领》）中第五十三条就明确规定：“各少数民族均有发展其语言文字，保持或改革风俗习惯及宗教信仰的自由。”[12]为落实《共同纲领》中的规定，中共中央西南局要求全体进藏部队必须做到：“尊重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13]在十八军途经甘孜地区时，中共中央西南局也多次以指示的形式要求部队在行动中落实政策。

（二）执行民族政策的主要方法

1.以形式多样的方式宣传党的政策。十八军战士既是战斗队，也是工作队，还是宣传队。为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十八军全体官兵做出了诸多尝试。

一是努力学习藏语。为能与当地民众更好地沟通，在军部的号召下，全军上下都开始学习藏语。军长张国华带头学习藏语文。他大声读练藏语文单词，刻苦学习三十个字母的藏文拼音。[14]全军战士学习藏语的热情很高，这项工作哪怕是在甘孜县“度粮荒”的岁月里也不曾中断。战士们将上级发来学习用的毛边纸裁成小页，用针线订成小本，用汉语写上各自需要的用语，再找藏语教员将汉语译成藏文句子，后用藏文誊抄在本子上的空行里，每天对照练习。[15]十八军官兵们会有意识地在政策宣传中使用新学会的藏语对话，这一做法很好地缩短了军民心理上的距离，增强彼此的亲切感。

二是通过多种途径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首先是十八军党员领导干部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十八军的相关负责人在到达地方后，都会第一时间亲自拜访当地的土司、头人等，向他们献哈达，赠送礼品，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十八军南路先遣队的苗丕一副政委在到达塔子坝后便立刻会见了当地的崇西土司，并“受其热情接待。”[16]再者是借助节日召开军民联欢会等方式宣传党的民族政策，塑造集体情感与记忆。十八军抵达德格后的第四天就是“七一”，经和当地上层人士商议后，部队举行了一场军民同乐的联欢活动。联欢会除邀请当地上层人士外，也邀请当地群众一同参加。联欢会上展示了党旗、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像，详细讲解了党的民族政策。表演的节目不仅有河南梆子、陕北民歌、四川莲花落等节目，也包括德格民歌、巴塘弦子等。联欢会上的节目表演完后，军民一起跳起了锅庄，潜移默化地增进了解放军与地方群众的情感。

2.注重民族团结，关心当地群众。新中国成立前，甘孜地区上层人士之间的争斗不断。以德格土司降央伯姆和玉隆大头人夏克刀登为例，两人之间的积怨颇深。夏克刀登原为德格土司的涅巴，后入赘玉隆大头人拉日伯格家为婿，实力不断提升。随着夏克刀登势力的发展，夏与德格土司降央伯姆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最终演变成双方决意以“决战”方式进行解决。与此同时，十八军于1950年3月24日进驻康定。降央伯姆回忆说：“当时听闻解放军是支持夏克家的，我将是被斗争和消灭的对象，等等，使我感到十分恐惧和不安”[17]。

1950年6月8日，十八军北路先遣队翻越雀儿山，通过做双方工作，制止了降央伯姆和夏克刀登之间的武装冲突。[18]在德格县第一任军代表李森、十八军先遣队侦察科科长李奋等同志的帮助下，降央伯姆了解到了党的民族政策和加强民族团结的重要意义，又因耳闻目睹十八军途经甘孜地区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言行，故选择放下与夏克刀登之间的积怨，全力支援十八军解放西藏。

“言大于行”，十八军用实际行动诠释“人民军队为人民”的宗旨。部队在进军过程中尊重当地民众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保护沿途的经幡、玛尼堆，在风雪中也常坚持搭帐篷宿营，绝不住寺庙；严格执行党中央“进军西藏，不吃地方”“一面进军，一面修路”的政策，在甘孜县遭遇断粮危机时，部队宁可选择挖野菜、减定量的方式来度过“粮荒”，也不愿打扰当地民众生活。身处困境中的十八军官兵对当地民众的困苦更能感同身受。一位名叫余得水的战士含着眼泪反映：“当我看见藏胞得了病没法治，很难过，心里一直忘不掉。”[19]

十八军五十二师师长吴忠提出响亮口号，要求部队开展“满缸运动”。具体为：借住在当地民众家里的机关、连队，都要主动为房东挑水，保证房东家里的水缸常满。另外，十八军战士在次日清晨出发前，都要认真检查，看是否有损坏民众器物的现象，如有，则必定道歉，且照价赔偿。战士们还会竭尽全力为主人家打扫院子、砍柴、背草等。[20]随军记者林家栋在日记中记载的内容，较好地反映出十八军为人民服务所产生的效果：“一连同志就住进牛栏里，白天到地里帮助群众劳动，晚上回来还给群众修路、补房子。过了几天，外逃的村民赶着牲畜回来了，主动邀请战士住到楼上。”[21]

免费治病也是十八军给当地民众带来的福利。受经济、交通、宗教文化等多重因素影响，缺医少药的当地民众一旦生病，一般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请喇嘛念经，要么听天由命。求医买药往往是当地上层人士的事情。十八军途经甘孜后，部队里的卫生员就按照上级指示，热心地为患病群众免费治疗。据十八军先遣侦察科战士王贵事后回忆：“我科有一名卫生员很忙，经常有藏族群众来找他治病。被治好的患者自然十分感激。”[22]

三、十八军进藏途经甘孜地区时民族政策的实践成效

（一）增强了甘孜地区各族人民对新中国的认同

“认同的建构不是单向的灌输、自说自话或者暴力胁迫， 认同是一种双向的互动和在心理层面上的认可。”[23]十八军进入甘孜地区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模范地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团结当地上层人士，为当地普通民众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甘孜地区的各族人民从怕解放军逐步转变为相信解放军、拥护解放军。在新旧政权的对比中，甘孜地区的民众认同了新中国，并愿意与进藏部队一起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建设新甘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