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伯驹评判高士奇

摘 要：张伯驹是真正的性情中人。他嫉恶如仇，敢于直言，对高士奇的评判即是一例。高士奇认为，文物的收蓄旨在名利的追逐博取，张伯驹对高士奇这种落后陈腐的收藏观给予批驳。和高士奇不同，张伯驹收藏理念的现代性在于，一方面，他收藏是为了欣赏、学习和研究；另一方面，他收藏的最高理想在于：“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关键词： 张伯驹；高士奇；收藏观

谈及张伯驹，著名国画大师刘海粟说：“从他广袤的心胸，涌出了四条河流，那便是书画鉴藏、诗词、戏曲和书法。四种姊妹艺术互相沟通，又各具性格。堪称京华老名士，艺苑真学人。”[1]

不像有些精于世故之人，喜怒不溢于言表，张伯驹是真正的性情中人，喜怒不仅溢于言表，而且发之于外。世人在谈论中国著名隐逸诗人陶渊明的时候，认为在他身上既有散淡飘逸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这恰好构成陶渊明的双重人格。其实，张伯驹和陶渊明一样，亦有散淡飘逸和金刚怒目的双重文化人格。在一般人眼里，张伯驹不慕名利，恬然自乐，一副世外隐士的模样。殊不知，他同样嫉恶如仇，敢于直言，其对高士奇的评判即是一例。

张伯驹云：“东坡为王驸马晋卿作宝绘堂序，以烟云过眼喻之。然虽烟云过眼，而烟云固长郁于胸中也。”[2]因为过眼的烟云，即见过的书画越多，越是激发了张伯驹的收藏欲望。他要竭尽其财，尽其所能，收藏保护祖国文物，“自宝其宝”，而不使之“辗转多入外邦”。张伯驹这种为护国宝，不惜毁家纾难的爱国主义情怀，真正称得上是“百代高标，千秋丛碧”[3]。

清代著名史学家、收藏家高士奇（1645—1703），字澹人，号江村、竹窗、瓶庐、藏用老人等，浙江杭州人。高士奇是康熙皇帝的近臣，学识渊博，能诗文，善书法，精考证，擅鉴赏，所藏书画甚富。高士奇家有藏书楼，名为“朗润堂”“岩耕草堂”“江村草堂”等，分藏书画、古籍、彝鼎等文物，并著有中国书画著录《江村销夏录》等。有研究者说：“高士奇的收藏在当时官僚士大夫收藏界具有一定代表性。”[4]因而，高士奇在中国近现代的收藏界也是声名显赫。

高士奇有云：世人嗜好法书名画，至竭资力以事收蓄，与决性命以饕富贵，纵嗜欲以戕生者何异。[5]高士奇认为，人们喜爱法书名画，不惜竭尽家资、耗尽才力，极力收蓄，这种行为本身，实际上与以性命博取富贵，放纵自己的欲望却最终使生命受到伤害，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很显然，高士奇的认识过于集中在文物的收蓄，旨在名利的追逐博取，这是一种极端落后的陈旧甚至陈腐的收藏观念。因此，张伯驹对高士奇的这种收藏观极为反感，痛加批驳：“鄙哉斯言，直市侩耳。不同于予之烟云过眼观，矧今与昔异。”[6]张伯驹直言不讳地说，高士奇关于收藏的言论，粗鄙至极，简直与唯利是图的市侩无异，真是丢尽了收藏家的颜面。张伯驹认为：“书画又为文人学士性灵之所托，自晋唐以迄于今，帝王以至士大夫，珍藏流传，备见谱录。”[7]真正意义上的购藏书画，本为文人学士寄托性灵而已，哪有什么所谓的名利追逐博取。因此，“书画之保存研究，似非小道，或谓为玩物丧志，或谓为宜作烟云过眼观，是皆懦夫市侩之语，谬哉！”[8]所以，张伯驹才说：“我最鄙视高士奇”，因为，“他把民族的文化遗产当作钱财来看。”[9]

和高士奇不同，张伯驹收藏理念的现代性在于，一方面，他收藏是为了欣赏、学习和研究，“每于明窗净几，展卷自怡。退藏天地之大于咫尺之间，应接人物之盛于晷刻之内。陶镕气质，洗涤心胸，是烟云已与我相合矣。”[10]在摩挲把玩所藏珍品文物，自得其乐之余，又能陶镕气质，洗涤心胸。另一方面，他收藏珍品文物的最终和最高理想还在于：“故予所收蓄，不必终予身为予有，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是则予为是录之所愿也。”[11]张伯驹正式开始收藏事业之时，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战祸频仍、变乱纷杂、民不聊生，民族矛盾、阶级矛盾都空前尖锐的时代，值此离乱之世，不少国宝文物辗转异邦，流失国外。在这样的时代，就应该有人振臂一呼，云集响应，担负起守护、抢救民族国宝文物的历史重任。张伯驹用自己的实际鉴藏活动，证明了他守护、抢救民族国宝文物的责任与担当，而不是像高士奇那样，仅仅只把收藏当作名利的追逐博取。

注释：

[1]刘海粟：《齐鲁谈艺录》，山东美术出版社1985年版，第181页。

[2][5][6][10][11]张伯驹：《张伯驹集》（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597页，第597页，第597页，第597页，第597页。

[3]齐鲁京：《张伯驹：百代高标，千秋丛碧》，《人民日报》2018年5月30日。

[4]陈小诗：《高士奇及其书画鉴藏研究》，中国美术学院2014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8页。

[7][8][9]荣宏君：《张伯驹年谱长编》，河南文艺出版社2023年版，第220页，第221页，第302—303页。

作者：周口师范学院教授、张伯驹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