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逝世，郭沫若何以无唁电？

作为现代文学史上并立的两位巨人，郭沫若和鲁迅的关系堪称别致：两人生前缘悭一面，也无书信往来；20世纪20年代还有过文学上的论争和笔仗。特别是1936年10月19日，鲁迅在上海逝世，各界人士的唁电吊文如雪片纷至时，其中竟没有郭沫若的！

为此，郭沫若曾受到当时上海一部分人士的责备，为人所不解，自然也引起一部分人的猜测。难道他对鲁迅果真心存芥蒂吗？事实并非如此。郭沫若在《自传》卷三《达夫的来访》一章中，对自己无唁电的原因，作了真实的披露。

1936年，郭沫若正亡命日本，住在东京附近的市川小镇。11月中旬的一天，即鲁迅逝世不久，创造社老友郁达夫从国内来访，邀其参加日本文化界改造社举办的一次招待会。到了改造社，有社长山本实彦、作家左藤春夫、增田涉等10余人在场。当时改造社正在着手编辑鲁迅全集，借此征求郭的意见，要求他不客气地予以指教。郭看了一下全集的目录，发表了一个意见：希望趁出全集的机会，把鲁迅遗著全部地搜罗起来，并说如能向北平的周作人请教，一定会有好结果……话还没说完，社长山本实彦就表示反对，理由是周氏兄弟不睦，鲁迅逝世周作人不仅未亲临，而且连个吊唁电报也没有。郭内心不同意这个分析，认为周作人无唁电，叫作“至亲无文“，可话到嘴边，又吞了回去——同时想到了自己也是无唁电的。

而自己何以无唁电呢？郭沫若在其《自传》卷三中写道：“我这‘无文’当然说不上‘至亲’，事实上是住在乡间，过海电报不知怎么打，更想到拍电致吊本在表示自己的哀感，只要自己真实地感着悲哀，又何必一定要表示？因此也就节省了几个钱。”当郭沫若看到山本实彦是如此严重地看待周作人的无唁电，进而想到自己因无唁电所受到的责备，对那种过分注重形式的世俗偏见，深为激愤，于是又写道：“然而吊电的有无，事实上才有那么的严重！”

由此可见，这件事在郭沫若，原因有二：客观上当时住在乡间，他不知道过海电报怎么打；主观上他认为，只要自己“真实地感着悲哀”，形式上有无唁电并不重要。其实，对死者表示崇敬和悼念，的确是不能仅从是否亲临葬仪和有无唁电来判定的，如茅盾也因病未亲临鲁迅葬礼现场。而在给鲁迅吊文的人当中，亦有孔祥熙，还有与杜月笙、虞洽卿权势并立的王晓籁（儿女30多人，雅号“多子大王”的洋场大亨）。要说他们是知鲁敬鲁之辈，恐怕是很难让人信服的。

深知郭、鲁两人的郁达夫曾说：“……郭氏对鲁迅的尊敬，我知道他也并不逊于他人，这只从他称颂鲁迅‘大哉鲁迅’一语中就可看出。”我们当可看作由衷之言。

作者：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