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披露运用负面效应分析

情报披露是情报的一种特殊使用方式，指公开披露特定信息进而达成一定目标。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情报披露效能进一步凸显，已逐渐成为大国博弈的主要手段。与此同时，运用情报披露的过程中也存在些许负面效应，进而制约其作用发挥。本文主要对情报披露运用过程中存在的负面效应进行分析，旨在更全面了解情报披露，有效应对对手情报披露威胁。

情报披露对情报来源造成损害

暴露获取该情报的来源是情报披露最直接的风险，一张航侦照片、一段截获的音频等，都会直接暴露该国侦察手段的能力水平，并对披露方情报来源造成损失。

情报来源能力丧失。以人力情报为例，披露国进行情报披露后，潜伏在对象国的间谍作为情报源，存在较大被排查出来的风险。披露国为保护该间谍，通常会选择将其主动撤离，从而丧失获取对象国高层核心秘密的重要手段，而培养一名新间谍又将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短期内恐将丧失该类情报来源。2017年，美国曾对外宣称，俄罗斯总统普京亲自下令和策划了对2016年美国大选的干预。据媒体报道，在克里姆林宫工作的奥列格·斯莫伦科夫对提供该信息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为中央情报局安插在俄罗斯的间谍，可接触到俄罗斯高级别信息，甚至可看到普京办公桌上的文件。据公开信息显示，斯莫伦科夫已于2017年夏天潜回美国。斯莫伦科夫传递的情报属于高级别信息，能接触到的人固定且少量，俄罗斯将很容易将其排查出来，鉴于此，美国情报机构较大可能是为了保护斯莫伦科夫，而不得不将其撤离，而在俄罗斯严密的监视和审查下，将很难再培养出类似的间谍，这对其情报能力将是巨大打击。

另一方面，即使安全得到保证，间谍也会因为情报信息被公开而变得紧张恐惧，并由此给情报队伍建设带来困难。美国官员曾公开表示，美国情报界已对俄罗斯高层进行渗透，监视其政府机构及军队，这更是直接加剧了间谍的担忧。美国中央情报局官员表示，间谍对大量情报信息被公开表示担忧，并关心他们提供的信息是否会被公开。一些间谍会选择在情报被披露后离开，而对于一些想要成为间谍的人而言，考虑到情报披露的后果，他们也将在一定程度上改变想法，这使得情报机构保留和招募间谍人才变得困难。

对象国进行调整应对，阻止获取情报。对象国在获知己方情报被披露后，会立即采取措施，防止进一步被泄露的风险。一方面，对象国会针对性调整行动。为规避卫星侦察，对象国可根据卫星活动规律合理安排活动窗口，选择在阴雨天气或是在树林、洞穴等有遮蔽场所开展活动。为防止继续被监听，对象国会迅速更换通信方式，或是借此传输假信息误导披露国。另一方面，对象国会采取措施予以反制，破坏其获情手段，针对间谍窃密，开展细致排查工作。对于航空侦察，对象国则发展防空能力予以反制。1962年10月25日，古巴导弹危机期间，美国为有效震慑苏联，在谈判中占据有利地位，美国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将U-2侦察机拍到的关于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的照片公布。苏联据此可分析研判美军航空侦察能力，并迅速完善敏感关键点位的伪装措施，针对性加强高空防御，该反制措施迅速取得效果。10月27日，美军一架U-2侦察机在古巴中程导弹阵地上空侦察，被萨姆-2防空导弹击中后坠毁，飞行员鲁道夫·安德森少校身亡。

授权的披露会带来未授权的披露，导致情报来源暴露。对于授权的情报披露，政府官员在披露过程中存在无意间透漏更多信息的可能，造成未授权的情报信息披露，导致情报来源暴露。在情报披露前，相关部门通常会对披露带来的国家安全利益及其带来的风险进行评估，一般在评估有利后才会进行披露。但披露的官员可能对该评估没有正确的理解与判断，在不经意间披露未授权情报，进而暴露情报来源。比如，披露过程中，面对媒体记者的追问，政府官员在进一步解释的过程中会披露更多未授权的情报。美国前中央情报局技术分析员斯诺登也曾在其自传中称，政府高层几乎每天都会通过提供线索向记者泄露秘密情报。

情报披露中的目标困境

情报披露通常是国家为了实现一定的目的，获取特定利益而开展的活动，但在现实运用中，情报披露往往存在目标困境，使得既定目标无法或较难实现。

情报披露存在失控风险，导致与目标背道而驰。近年来，随着情报披露在国际竞争、局部战场中崭露锋芒，国际社会争先恐后开展情报披露，但在此过程中，如果情报披露力度过大，触及对象国底线红线，激怒对手，将会导致失控风险，与披露目标背道而驰。2022年5月，据媒体报道，美军情报部门协助乌克兰军队在作战中杀死了俄罗斯将领。美国政府官员曾表示，与乌克兰共享的情报信息有严格的限制，禁止提供俄罗斯高级官员的精确位置，避免越过俄罗斯红线。美总统拜登在媒体披露相关情报后，立即要求停止披露此类情报，一定程度上旨在避免继续披露此类情报“激怒”俄罗斯，并引发俄强硬反制举措。

情报披露信息不足导致可信度低，使目标难以达成。在情报来源涉密程度较深，或者获情渠道不合法，违背国际规定情况下，披露国通常选择只公布结果，将细节信息保留，但这会使对象国因为缺乏证据而否认相关结论，且国际社会也因为缺乏证据而不相信此结论，导致披露效果不佳。2018年10月2日，沙特著名时评记者贾迈勒·卡舒吉在沙特驻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领事馆离奇失踪，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强烈关注。土耳其为使国际社会对沙特阿拉伯做出惩罚，开展了一系列情报披露。在此过程中，出于遵守外交规则和保护情报来源的考虑，土耳其不愿披露大量细节信息，因为一旦披露，沙特阿拉伯可能会据此判断出土耳其对其领事馆的情报渗透能力。土耳其调查人员表示卡舒吉是在领事馆内被杀害，总统埃尔多安称，“已掌握大量具体的信息”，但沙特阿拉伯不予以承认。有媒体也报道称，“因为大部分信息都是来自匿名的土耳其人，其可信度不高”。随后，土耳其媒体披露了参与袭击人员的名单，但沙特阿拉伯仍拒绝承认。在土耳其后续披露更多敏感的情报信息后，沙特阿拉伯才承认卡舒吉是在领事馆内被杀害。

情报披露频繁使用，导致效果降低。情报披露一定程度上具有认知战的功能，通过向国际社会、普通公民披露对象国负面或虚假信息，引导舆论走势，使对象国在国际上处于不利地位，进而更容易建立反对该国的联盟，塑造于己有利态势。在情报分析领域，分析部门为求保险会多发警报，但容易产生“狼来了”效应，使决策者对情报分析的信任下降。同样，如果频繁进行相关情报披露，国际社会也会受到“狼来了”效应影响，对披露内容产生质疑，关注度下降，进而无法有效引导舆论，导致情报披露目标难以实现。俄乌冲突初期，美国与北约大量披露俄军“入侵”乌克兰的消息，以及战场上俄军的负面甚至虚假信息，使俄罗斯在舆论上长期陷入被动局面。但随着战事持续演进，公众注意力逐渐转移，美西方利用情报披露引导舆论，开展认知战的效能已不如冲突初期。

情报披露对情报机构造成声誉受损

情报机构作为情报的生产者，在情报披露过程中，会受到来自内部及外部的多种因素影响，导致其声誉受损。

政府用情报披露支持政策实施，选择性披露或错误披露导致情报界声誉受损。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称，我们现在生活在“充满各种令人眼花缭乱的毒蛇的丛林中”，政府部门通常会披露一些情报信息以支持其政策，披露过程中，政府部门可能会根据需要选择性或者错误披露，一旦情报披露出现失误，将使情报机构声誉受损。为阻止朝鲜向叙利亚提供相关核技术支持，美国布什政府2008年披露，以色列一年前对叙利亚的一座核反应堆发动空袭，称该反应堆的建设“很明显”得到了朝鲜的援助。前中央情报局局长迈克尔·海登在一份公开声明中表示，分析人员对被摧毁的建筑是核反应堆有“高信心”，对朝鲜向叙利亚提供相关援助有“中等信心”，而对该核反应堆是叙利亚核武器计划的一部分有“低信心”。美国政府披露的关于朝鲜向叙利亚提供援助的信息显然与情报机构的分析不符，如果没有海登的澄清，情报机构声誉极有可能受损。

情报分析出现失误，情报披露加剧情报机构声誉受损。在情报分析过程中，受多种因素影响，可能会出现情报分析失误。而在公众印象中，情报机构提供的信息通常比媒体等其他公开来源信息更为可靠，加之公众对秘密有着本能的探求欲，情报一旦披露将会吸引大量公众注意力。因此，当所披露情报事后被证明是情报失误时，这一巨大反差将使情报机构面临更大的信任危机。2021年，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时出现混乱，并有13名美军人员死亡。在塔利班进入阿富汗首都前，美国媒体报道了一项美国军事分析，称“喀布尔在90天内不会沦陷”，但事实证明这项分析是错误的。美国情报机构未能成功预测到塔利班在阿富汗迅速的胜利，导致美国撤军时出现混乱。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小布什政府对外发布有关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情报评估报告，并据此发动了战争，但事后并未在伊拉克找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大部分情报缺乏事实证据，被外界认为是重大情报失误。在上述两次事件中，情报分析皆出现失误，加之被披露给公众，使情报机构声誉严重受损。

对象国推迟行动使披露国“情报失误”，导致情报机构声誉受损。情报分析中存在着“预警悖论”，即己方情报部门发现对手意图后发出预警，但同时敌方情报部门也发现了己方的意图并发出预警，并据此做出相应的调整，而这会使得己方先前做出的预警“失误”，导致情报分析机构声誉受损。对于情报披露而言，对手情报机构更容易掌握己方意图，并对后续行动进行调整，导致情报披露信息与实际情况不符合，同样导致情报机构信誉下降。2022年2月12日，美国《Politico》网站发布新闻称，美国官员告诉《Politico》，情报表明俄罗斯可能在2月16日“入侵”乌克兰。2月13日，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公开发表评估，称俄罗斯预计将于北京冬奥会闭幕前（2月20日）发起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虽无法获悉俄罗斯真正意图，但不可否认，在获悉美国的情报披露后，俄罗斯极大可能因为发起行动的时间被准确预测而推迟行动，从而达到出其不意的突袭效果。最终俄罗斯于2月24日对乌克兰发起了“特别军事行动”，美国的情报披露被证实有误，情报界也因此声誉受损，使其盟友伙伴对其情报能力产生怀疑。

结语

近年来，围绕俄乌冲突，美西方通过情报披露的“武器化”运用，取得了与常规战场相当或是比其更多的“战绩”，充分彰显了情报披露作为战略工具的强大功效，但依旧面临着损害情报来源、目标实现困境、情报机构声誉受损等负面效应。面向未来，美西方仍将大力发掘情报披露潜力，拓展运用新样式，对竞争国发起多维情报披露攻势，我们要抓住其“阿喀琉斯之踵”，深刻理解并剖析其运用中的负面效应，找到有效反制措施，进而占据主动。

责任编辑：马 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