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读贾谊

最近，和学生一起学习《过秦论》，又重读了一遍贾谊。

贾谊（公元前200年­­­­­­­­­­-公元前168年）少年成才。据《史记》记载：“年十八，以能诵诗书闻于郡中。”十八岁就凭博学能文闻名于河南郡。后被由河南郡守升迁到中央政府当廷尉的吴公推荐给汉文帝。汉文帝遂征召他为博士，从此，贾谊步入国家权力核心。彼时，贾谊年仅二十出头，在当时七十余位博士中，是最年轻的。

博士是一种备皇帝咨询的官员。每当汉文帝提出问题让博士们议论时，许多老先生一时讲不出什么来，但是贾谊与众不同，因为他学识渊博，又敢想敢说，因此对文帝提出咨询的问题对答如流，有理有据。这使汉文帝非常高兴，一年之内就把他破格提拔为太中大夫（这是比博士级别更高的议论政事的官员）。

学识渊博来自他从小的刻苦学习，博览群书，先秦诸子百家的书籍无所不读。他又酷爱文学，尤其喜爱战国末期的伟大诗人屈原的著作，这也使他后来被贬到长沙过湘江，遥想被贬的大诗人屈原“忠而被谤，信而见疑”“握瑾怀瑜”“自沉汨罗”时，就特别地有感触，写下开汉赋之先河的《吊屈原赋》。赋中说“谗谀得志”，指的是内有小人邓通进谗，外有周勃等权臣的嫉妒攻击，内外夹攻，使贾谊不但不能施展他的才能和抱负，连在朝廷中的立足之地也没有了。结果是贾谊被贬出京师，到千里之遥、气候卑湿的长沙国去当长沙王吴著的太傅。 同样是极富文学和政治才华，同样是忠心耿耿的国之重臣，同样是少年得志欲为国为民大展生平所学，当然也同样是因敢想敢说而被贬黜，屈原和贾谊这两颗巨星在公元前177年的湘江河畔擦出了耀眼的光芒。

年少成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使得个人发展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起点高，走得远。开阔的视野，宽广的舞台，往来无白丁，谈笑有英才，均成为助己进一步发展的动力燃剂。另一方面，它又很容易成为蔽日之浮云，使还没来得及品尝人生之百味，感受世事之凉热的少年英才，或志得意满，滞步不前；或迷失方向，误入歧途；或自以为是，汲汲于虚名空利。前者如王安石笔下的仲永，年少即出口成章，锦心绣口，没成想竟沦落为其父炫耀的工具，每天周旋于酒宴宾客之中，以致长大后平庸不及中人；后者如喧嚣一时的某乐队，本来少年人犯错是大有可宥之处，但是这人生的污点是决不能成为引导青少年的方向标的。

幸而，由人生巅峰跌入谷底的贾谊没有迷失方向。公元前177年，长沙有幸迎来了这位年仅二十四岁的太傅。

许多年前，我在长沙读大学，一直寻觅贾谊祠而未得，许多年后，我领着儿子由岳麓山脚下出发，过湘江大桥，穿越繁华的五一大道，徜徉于紧邻湘江的一条小巷，叫太平老街，叩响了贾谊故居。青砖黑门把城市的嘈杂声隔绝，呈现于眼前的是一座雅致安静的院落。故居由太傅祠、太傅殿、杂秋草堂三部分组成。走进太傅祠，只见贾谊雕像肃然端坐，峨冠博带，左手抚卷，右手执笔，目视前方，凛然有神。目光中，仿佛在回忆三年前的自己：纵论天下大事的少年英姿；建议汉文帝兴礼乐、改正朔、易服色、变官名的耿耿忠心；写下《论积贮疏》，主张实行重农抑商政策，发展农业生产，加强粮食贮备，以达到安百姓治天下，巩固汉王朝统治的居安思危；直谏遣送列侯离开京城到自己封地，不惜得罪权臣周勃等人的浩然之气。这目光中，又或许在思索着三年长沙的从政经历吧。

史书均记载贾谊在长沙的三年不甚如意：“谊既以適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汉书》）；“贾生既以适居长沙，长沙卑湿，自以为寿不得长，伤悼之，乃为赋以自广”（《史记》）。赋叫《鵩鸟赋》，鵩鸟就是猫头鹰，当时人们认为这是一种不吉利的鸟，某个黄昏误入他的房间。他谪居长沙，本来心情就忧郁，加上长沙低湿，自以为寿命不长，如今猫头鹰进宅，更使他伤感不已，于是写此赋，对世界万物的变化和人间世事的沧桑作了一番感叹，同时也借此来宽慰自己：得失相依，祸福相倚，起伏相连，何不超然物外，做到“同死生，轻去就”（司马迁语）。但贾谊毕竟是贾谊，他并未就此低沉下去。他在赋中写道：“且夫天地为炉，造化为工；阴阳为炭，万物为铜。”如此大胸襟和伟气魄，岂是久困池中之凡物？

果然，一年后贾谊再度受到汉文帝召见。长谈之后，文帝叹曰：“吾久不见贾生，自以为过之，今不及也。”不及的原因，自是贾谊没有停止过读书和思考，即便是处于人生谷底，也有屡次上疏，力阻分封诸侯的卓见之举。此主张集中体现在他从长沙回长安后所上的《治安策》（也叫《陈政事疏》）。贾谊在文章里尖锐地指出国家治安的表象下隐藏着两个巨大的矛盾：一个是中央政权同地方诸侯王之间的矛盾；一个是汉王朝同北方匈奴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矛盾。如不解决这两个问题，国家危矣。实际上，困扰整个大汉王朝的正是这两个大问题。《治安策》的可贵之处在于居安思危。如毛泽东所说：“《治安策》一文是西汉一代最好的政论，贾谊于南放归来著此，除论太子一节近于迂腐以外，全文切中当时事理，有一种颇好的气氛，值得一看。”（《毛泽东书信选集》第539页）这个评价，十分之准确。

人生在世，总是有起有伏。起时春风得意，事事顺心，易趾高气扬，不知检敛；易感情用事，失去判断；易骄奢淫逸，错乱选择。伏时秋风萧瑟，不如所愿，易甘于平庸，沉沦下僚；易一蹶不振，东山不起；易心理错位，疯狂报复。能做到起时淡定，伏时镇定；起而收扬有度，进退有节，伏而苦修内功，蓄势待发，能做到此，则几近圣人了。贾谊在起时，很快就进入国家权力核心，并受到帝国最高统治者欣赏，之所以被一帮开国老臣子排挤出长安，应是少年心气高，急于用一身所学来报效国家，不懂得“见素抱朴”的人生训导，但话又说回来，如贾谊真是一个圆滑老成之人，也就不会有《过秦论》《论积贮疏》《治安策》等直陈事实的千古名篇传世了。值得后人学习的是贾谊在人生处于低潮时的做法：调整心态，勤奋读书，积极思考，关心国事，勇于担当。这表现在他后来被拜为梁怀王太傅，“怀王骑，堕马而死，无后。贾生自伤为傅无状，哭泣岁余，亦死。贾生之死时年三十三矣”（《史记》）。说明贾谊在其位，谋其政，敢于承担责任，这比后世官场衮衮诸公要强千百倍。

千年以降读贾谊，读爱国忠贞的节操，读进取担当的品格，读笑对起伏的心胸，读这些为中华民族发展注入厚重内涵的永恒精神。

（责任编辑：孙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