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个女性开始讲述

伍倩中篇小说《舌锁》的女主角陆怡苓最喜欢读的一本书是《洛丽塔》。她第一次阅读这部作品是在高中时代，等到成年之后，她反复阅读这部作品：“曾被邵芳的眼睛照亮过的文字落入她眼底，地球接收到早已陨落的行星在十年之前对它发出的星光。”这句话暗示了陆怡苓对《洛丽塔》的阅读并非是文学青年式的——实际上无论是从气质还是人生设定来看，陆怡苓都远离文学青年——而是带有强烈的实际关切。《洛丽塔》这本书以及这本书指向的隐喻构成了《舌锁》的关键性构件。通过这一构件，伍倩冷静地展开她的故事叙述，将读者引入一场故事和人性的残酷宴席。

聪明的读者或许在小说的三分之一处就能明了情节的核心：以“神”的形象出现的青年体育教师赵思宇实际上是一个性侵犯，他热衷的对象，是那些还未成年的初中生甚至是小学生。但一篇好小说的魅力就在于，即使你知道了全部的情节和秘密，你依然会被小说的叙述牢牢地拽住，读一遍还不够，甚至愿意反复阅读。情节属于野蛮人——这是福斯特提醒过我们的，对小说来说更重要的是，随情节而展开的人物，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矛盾，他们的性格和命运，当然，还有基于叙事者视角的世界观和价值立场。《舌锁》虽然只是一个中篇，但却塑造了一个人物系列：女主角陆怡苓和邵芳，中年女性赵宁宇，反面人物赵思宇。在这四个典型人物里，陆怡苓和邵芳属于圆形人物，她们的性格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生变化，尤其是邵芳，她的变化天翻地覆。后两者属于扁形人物，赵宁宇一直是一副小市民女性的嘴脸，赵思宇则以其表面和内在的巨大不一致而获得了一种扁形人物难以具有的深度——伍倩或许并没有想到这一点，就文学人物的气质而言，赵思宇可能更有一种魅惑感。伍倩成功地调动了诸多原则，比如互补性，陆怡苓和邵芳就是一组典型的互补关系。比如美丑对照原则，赵思宇也许是卡西莫多的另一种存在——实不相瞒，从最早阅读《巴黎圣母院》开始，我就不相信卡西莫多对艾丝美拉达的纯洁的爱，正如我读《舌锁》一开始就觉得赵思宇有点不太正常。不但在一个不长的篇幅里塑造了人物的鲜明性格，而且更有匠心的是，这些性格之间构成了内在的逻辑，正是因为有了母亲赵宁宇的虚荣和喋喋不休，才有了陆怡苓的自大和自卑；正是因为赵思宇的侵犯和控制，邵芳才从一个美丽内秀的女孩变成了一个用放荡和堕落来掩饰恐惧的可怜少女；正是因为邵芳母亲和弟弟的怯弱，才使得赵思宇肆无忌惮。在这个性格链条里，最动人的当然是陆怡苓和邵芳的相互映照。伍倩非常擅长描写女性成长过程中的微妙情感：欣赏、嫉妒、热爱、渴望、害怕等等，在复杂纤细的情感变化中，小说中的女主角一步步走向成熟——当然，在《舌锁》中，最高潮的一幕不在于最后陆怡苓对赵思宇的处刑，而在于她发现了一个真正的秘密，这个秘密不是一开始就呼之欲出的一个成年男性对一个未成年女性的侵犯，而是一个未成年女性为了保护另外一个未成年女性而甘于妥协！这是对姐妹情谊的一个极其痛苦而生动的注脚，我不太能确定现实中是否有这样勇敢且有牺牲精神的女性，但小说需要服从的不是现实的逻辑，而是小说本身的情感逻辑，这一情感逻辑在《舌锁》里是成立的，其成立的理由，在于伍倩对人物的同情和理解，以及对叙述节奏的良好把控。

《洛丽塔》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发明了一种新的性语言还是一种道德的幻灭？门罗又意味着什么？——当她的书写和她的现实生活出现巨大的悖反？伍倩将这些先在文本巧妙地嵌入到《舌锁》中，这不仅丰富了小说的文本指向，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涨破了单一故事对主题的限制。邵芳不仅仅是中国的邵芳，她也是世界的，邵芳的遭遇不仅仅是她一个人的遭遇，也是许多女性的遭遇。在这个意义上，小说甚至拥有了论辩的功能，论辩的对象不仅仅是赵思宇，也是门罗，也是纳博科夫，当然，就小说本身的完成而言，论辩的对象更是叙事者陆怡苓——《舌锁》从一开始，就是陆怡苓的自我论辩和自我拯救，或者说，她唯有通过这种论辩才能获得宽慰和拯救。在小说的最后部分，这种论辩的力量是如此强大，以至于伍倩作为一个法国文学研究者的形象就要呼之欲出了，她在介入文本！是的，从现代小说的规则来说，她可能犯规了，但这种犯规也正是《舌锁》的可取之处，她没有停留在一种流行的关于此类题材自艾自怜的叙述中，而是提供了一种处刑和审判的快感和力量，在这个过程中，一个女性的罪与罚指向的是无处不在的父权制的批判——这种力量不禁让人倒吸一口凉气——当女性意识到自己的力量并开始陈述，请问谁能（敢）锁着她们的舌头？

也许伍倩敏感地意识到了并非这么简单，是的，我也觉得并非这么简单，虽然外在的阻碍在女性主义的摧毁中已经几乎土崩瓦解，但结构性的装置并没有得到有效的调整。事实是，语言虽然可以成为解放的工具，但语言同样也会成为压迫性结构中最保守的势力。《舌锁》由此伸向更幽暗的囚笼，在这个囚笼里：女人们和男人们一起遭到规训和阉割，而每一次舌头的解放，必然要求女人们和男人们互为文本，反复讲述。

责任编辑 丁莉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