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最后一代的小脚女人

母亲是小脚，一辈子都用脚后跟儿走路。

我家是农村的，那些年生活在乡下，生产队每天吹哨集合，分配农活，下地劳动。男人尤其壮劳力，往往干推车运粪之类的重活。而母亲这样的小脚女人，就只能力所能及地干些相对轻上一点的农活儿。村人都理解，谁家没有女人呢？

比如，秋天棒子熟了，男人抡着小镐刨棒子秧，母亲这样的女人则在前头掰棒子。左胳膊挎个大笼子，右手抬着去掰，掰了随手就搁笼子里，直到把笼子装满了，再挎着倒到附近的大堆儿上，大马车过来就拉走了。掰上半天，左胳膊挎笼子都挎得红肿了，右手指头也被棒子秧茬划出了血迹，而头发落满了尘土及干棒子花子。额头的汗水在脸上冲出一道道泥印子，不知啥时早风干了。棒子地是泥泞的，有些地方甚至汪着水，母亲穿着尖鞋，光顾掰上头的棒子，没注意脚下，一脚踩进了泥水，下意识一拔，结果脚是拔出来了，可尖鞋却陷在了泥水里。

父亲这样的壮劳力一天可以挣十个工分，如果推着小车，能挣十二工分。母亲这样的女人，只能挣六七分或七八分，顶多算半个劳力吧。大喇叭天天喊男女平等，可在实际生活中真的能平等吗？

甭管多累，上午收工了，母亲不马上回家，而是背着篓子去庄稼地里四处寻摸着打草。打草晾干草毛，粉碎了喂猪。那时候，家家都有猪圈，养上一两头猪，造的粪是上好的有机肥，交给队上按方打分。我放学了，也跟着母亲一起去打草。那时候，人人都想着法地打草，把庄稼地里的草都打光了。不像现在，野草蹿了小半人高，任凭疯长也没人打。等篓子打满了，四脖子汗流的母亲奓着小脚，沉沉地背着回家了。并非母亲爱挨这累，不这样猪吃啥？总不能喝西北风吧。母亲到家扒拉几口饭，往炕上歪估不了多大会儿，街上下地的哨声就嘟嘟嘟地吹响了。

晚上，母亲带着我们到生产队的场院剥棒子。一家家的大人孩子都去，千百亩地的棒子陆续堆到场院，小山一样。如不及时剥了，棒子会捂出绿生生芽来。若赶上一场秋雨，棒子发芽更快。一年到头，总算收成了，不能眼睁睁瞅着到嘴的粮食糟蹋了。剥棒子，用手指扯下一层一层的棒子皮，一晚上一晚上连续地剥，手指甲都剥秃了，渗进指甲缝里生疼。剥光的棒子扔进身后的篓子里，剥满一篓子抬到计分员那儿，按篓记分。不记得一晚上能剥几篓棒子光儿了，只恍惚记得一晚上也剥不了几个工分。

老百姓有句口头禅：“分分儿是命根儿。”干活挣分，年底结算，挣得工分多自然分钱就多。钱就是工分，工分就是钱，这是硬道理。由于我们几个孩子都小，秋后不但分不到钱，风里雨里辛苦一年，一算账竟差生产队的钱！这日子怎么过呢？父母掂量再三，不再让初中没毕业的大哥念书了，回家过早地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不是父母心狠，有一分路，也不会中断孩子学业，沉重的生活现实压迫得实在无路可走了！我印象里，大哥的学习甚至比我们还好，从后来儿女双全、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且在村中颇具人望的境况就可以看出来。正是大哥的牺牲、奉献与担当，我和弟弟妹妹才得以继续读书，才有各自的今天。不然，起码我恐怕不会以笔为生，瘦弱且无缚鸡之力的两手，在乡下能干什么，不敢设想。因此，我一直是像感恩父母一样感恩长兄！

母亲就这样干了二十多年，一直干到生产队解体。真不知一个小脚女人，这些年是如何过来的！

在乡村，每天就是下地干活，回家吃饭，一日一日循环往复，周而复始，这就叫过日子 。

平日里，母亲操劳着一大家子的三顿饭。随着冬日渐短，队里改为上午九点来钟下地，一直干到下午四点多钟收工，这叫“一开乡”，自然只能吃两顿饭了。

虽说平谷三面环山，中为谷地，且山地占三分之二，可我老家恰在三面环山的谷口上，是一望无际的大片平原，播种的麦子，春天拔节起来真的麦浪滚滚。以致没见过麦子的京城学生下来，惊呼：“这么多韭菜，啥时吃完啊！”一时成为乡亲的笑谈。而麦子割了，紧接着种棒子、高粱、谷子、豆子，一茬接一茬。也是节气不等人，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晚了庄稼就熟不了了。麦子虽多，主要是大车小辆地送往附近的粮库，就像电影《青松岭》唱的：“长鞭一甩啪啪地响哎，赶起了大车出了庄哎”，排着长龙给国家交公粮。剩下的留足秋后的麦种，真正分给每家的并不多。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随着品种改良及播种方式的改进，家里分的麦子才逐渐多了一些。就那样，也做不到三天两头吃白面，天天吃的主要就是棒子、白薯。几乎每年到了八月，赶上粮食青黄不接，就开始刨自留地的白薯。那时家家有一小块自留地，几乎全栽种白薯。而这时白薯正是生长的季节，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也管不了那么多了，甚至连白薯秧的嫩叶都吃了。

母亲每天老早就起来，为一家人做早饭。无非就是馇粥，如冬天泡凉白薯，或直接将生薯片与棒子 一起熬，叫馇白薯粥。有时粥里也会切上一些菜叶子，再撒点盐，顾名思义叫烫咸粥。只有腊八的时候，母亲挑拣一些红豆、绿豆、花生、大枣，熬一锅腊八粥。孩子贪睡，大土炕上横躺竖卧，睡着梦儿就闻到了浓浓的粥味儿。这时母亲挑起门帘，喊着：“该起了，该起了，老爷儿晒屁股了！”睡眼迷瞪地爬起来，胡乱地撩着水摩挲把脸，喝上一大碗粥，背着书包上学校了。当然，六月下旬割麦子那几天例外。头天晚上，母亲烙好一张张的大发面饼，做一盆小米水饭。第二天凌晨两三点钟，队长清脆的哨声划破夜空，人们赶紧从睡梦里骨碌起来，啃一块发面饼，就几口老咸菜，扒拉一碗小米水饭，拿着磨好的镰刀就下地了。搁了一宿的小米水饭，有些发馊变味儿也没事儿，凉水过澄一下，吃不坏肚子。至于晚饭，与早饭相差无几，就不复述了。

只说午饭，干半天活儿回来，母亲撂下手里的工具，挽起袖子手指头都不用多想做什么，一定是刨除棒子还是棒子，常常是大铁锅贴的棒子饽饽，锅底搁把米，或者熬豆角、熬萝卜条等，总之是一锅就下来了，这叫“一锅鲜”。在熬豆角开锅后，汤往上涨，棒子饽饽的下半截浸在汤里，入味儿了就着脆硬的嘎吱更好吃。有时干活回来晚了，母亲㧟半瓦盆饽饽面，多兑些水，趁着锅底火旺，直接倒锅里，拿铲子摊均匀，上面再摊层萝卜丝或韭菜或白菜。假如手头没有菜，或来不及弄菜，就直接摊了，这叫摊饽饽片。盖上锅盖，等热气撞圆，再焖一会儿就可以揭锅了。那时，是十天半月吃不上一顿白面，所以管吃白面叫改善生活，根本甭提有没有菜。大米更少，村西低洼的地方，开了几畦稻田，栽了点稻子，过年才吃上一两顿，叫粳米干饭，特别是粳米干饭粉炖肉，提了秃噜就一大碗，到现在遇见了还想吃。谷子也种一些，只是谷子低产。但碾出的小米金黄金黄的，熬出的小米粥喷儿香，不是粮店的陈年小米可比的。一次，母亲做了一锅捞出的小米干饭，父亲弄些当年的黄豆泡了，用小石磨磨出豆浆，倒锅里煮沸。父亲一边烧一边拿个碗泡点卤水，拿铲子随着搅动随着往锅里滴，眼瞅着就滴出了一锅嫩得发颤的豆腐，父亲管这叫“懒豆腐”。碗橱上有一大盘蒜苗，是我们拿席篾把包好的大蒜瓣一瓣瓣穿起来，一圈圈摆在大瓷盘里，天天浇水，好容易长满了绿莹莹一盘。母亲这时笑着把蒜苗从根部全切下来，剁碎，放些酱油、香油，就成了一碗不可多得的佐料，撒在懒豆腐上，拌着小米干饭，吃了一碗，还想再吃，怎奈肚子鼓鼓的实在由不得嘴了。这样的“懒豆腐”以后再也没吃过，至今还舌尖回味，念念不忘。

现在想想，农家院的那些所谓小锅饽饽、豆角粘卷子、烀饼之类，其实就是乡下人当年等着下地干活急着忙慌做的。如今大鱼大肉之下，却把这些当“鲜”品尝了。真是河东河西，世事难料，过去是绝对想不到今天的。

穷日子里，父母也时不时地拌嘴。一次吃午饭，无非就是棒子饽饽、白薯、萝卜丝汤。老吃这些，嗓子都漾酸水了。母亲一天到晚一定是为一家子的吃喝发愁，可愁又有什么用？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吃着吃着，不知由于什么，气头上的父母话赶话争吵起来。母亲说：你有本事吃香的喝辣的去，有东西我也会做！父亲把碗里一点汤根儿往地上使劲儿一泼，筷子一扔：你做去！母亲拿什么做，说说也就得了，穷日子还得按穷日子过！

一天，母亲与我聊起三年自然灾害时挨饿，我说，那时我三岁多了，可对挨饿的事情没一点印象。母亲说，你哥大你两岁，拿着一个盆，上大食堂打饭，从大人胳肢窝底下钻过去。就打回来俩窝头，一家子哪儿够啊，就弄碎了撒锅里，锅里泡着野菜、树叶子，熬熬一家子吃了。母亲轻轻叹口气，甭管咋着，一家子人好歹过来了！

父母生了我们兄妹四个，从小到大、从头到脚的穿戴，都是母亲亲手做的。

过去，队里都要种些棉花，且置办了弹棉花机，弹好的棉花按人头分给每家，而弹出的棉花籽用来榨油。榨出的是生油，拎回来母亲先倒锅里熬开。这时，父亲就会擀些白矾，和在面里，炸一顿油饼。棉花籽油炸出的油饼微微发红，又有白矾，使油饼暄腾且口味厚重好吃，不是现在菜籽油浮漂的味道。这是后话。

只说棉花分到家，母亲掂量着哪个被子或哪个棉裤、哪个棉袄需要添加棉花，先留够了，剩下的就准备纺线了。常常是我们一晚上一晚上地在炕上帮助搓棉条，母亲在一旁支起纺车，嗡嗡嗡地纺起线来。多年前，我曾写过一篇小文《母亲的纺车》，其中写道：

记得总要冬闲时，母亲才支上纺车，如豆的油灯下，盘腿炕上一坐，右手食指伸进纺轮摇孔，一圈圈摇动，年深日久，摇孔越磨越大，且磨得油光发亮。而手指毕竟肉长的，磨不过木头，常常磨出血泡，寒冬腊月冻出口子，翻裂着嫩肉。母亲随便扯绺布裹上，继续摇动。初纺时，母亲左手捏着一根棉条，一头放口里蘸点唾沫润湿，随即沾在锭杆上，缓慢地摇，待线从棉条中抽出，锭杆便插一节苇秆，倒一下纺轮，线就缠绕苇秆上了。右手不停地摇，左手不断地接续棉条，枣核形的线穗不知不觉里越纺越大。

那时的冬天似乎比现在冷，生不起煤球炉子，只有一个父亲用泥做的火盆，放上几节棒子骨，熏熏屋子，一会儿也就燃尽了，整个冬天，屋顶结一层白花花的冰霜。母亲把几个孩子偎在被窝里，自己依然不停地纺线。恍恍惚惚的灯光，把母亲的身影影影绰绰地摇映在墙壁上。母亲一纺就纺到深夜，我们一觉醒了，纺车还嗡嗡着。过度的劳累，母亲渐渐落下了病根，乃至几十年过去，一着凉就咳喘，尤其摇纺轮的胳膊，沉沉地抬不起来，头发都难以梳理。

不知纺了多少线穗，母亲终于收起纺车，高高挂在小厢房的墙壁上。而后从村东请来织布师傅，屋地架上织布机，把小半炕的线穗，捯成一个一个的大线团，师傅织布机上一坐，就开始呱唧唧、呱唧唧有节奏、有韵律地穿梭引线织布了。织出一匹一匹的粗布，村人称为家织布或平谷小布，在冀东是很有名的。母亲把布染成黑色，且以稀稀的淀粉水浆洗，然后拿着两根棒槌，在滑润的捶布石上一番捶打，母亲便盘算着：要做几件褂子、几条裤子、几双鞋子，直至哪床被子需要换新或需要缝补等等。吃不穷喝不穷，算计不到就受穷。母亲深知这个道理，在日常生活中，各方面母亲都是掰着手指头算计再算计。这些粗布做出的衣裳，穿身上多少有些拉巴，可结实禁磨。真要哪儿磨出个洞或拉道口子，找块布补上就结了。

就说做鞋吧，母亲找些快穿烂了的裤袄，趁着响晴天在墙上打出一张一张的“袼褙”，再按着鞋样剪出鞋底，用大麻线一针针密密麻麻地钉多层的鞋底，俗称“千层底”。再剪出鞋帮，用细线一针接一针细密地纳。最后，再用麻线将鞋帮牢牢地上在鞋底上。做完了，手往鞋里摸摸，拿鞋楦子楦上几天。穿去吧，保准不大不小，且不会拘脚。孩子的脚是迎风长的，而母亲做的每双鞋，也就没有固定尺码，完全针对每个孩子量脚定做。穿着这鞋上学、干活、跑跳玩耍，绝不会轻易呲帮绽线。即使穿得底子前后磨薄了，父亲找块小推车的旧轮胎钉上，这叫“钉掌儿”，钉好掌儿继续穿。直到鞋底磨透了，鞋掌儿没法钉了，这才脱下来。这正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不能穿了也不扔，母亲会拆下鞋帮，绑在背篓上做背袢儿，巧妙地废物利用。鞋底则和其他破烂一起，等走街串巷的小贩来了，换些针头线脑。母亲这样的乡下人，无需学什么经济学，自己就是一部鲜活、生动、具体的“实用经济学”。

我就是穿着母亲做的衣物长大的，直至上了师范，全校几百名学生，冬天只有我穿着那件没有外套的家织布的小黑棉袄，且穿着它走上的社会。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生产队取消了，联产承包到户，父母也就不用天天跟着哨声下地干活了。父亲骑辆钢管架子的旧自行车，后边驮两只大筐，趸些瓜果去卖。风里雨里，每天挣个仨瓜俩枣，就挺知足。不想没几年，当孩子们都大了，父亲该享清福的时候，却因病走了，真是子欲孝而亲不待啊！

为让母亲尽快从悲伤中走出来，便接母亲来县城我的小家，就事儿看看孙子。过了几年，家里的老宅早残破了，我与弟弟在外忙于工作也顾不上修整。邻居老两口不便与儿女一起生活，大哥做主卖给了他们。自此，老家也就没什么挂念的了。过去我曾想，老家有母亲在，家就在。现在倒过来了，儿女在，母亲的家就在。或者说儿女的家在哪儿，母亲的家就在哪儿，特别是母亲老了。所以，无论我的房子紧与不紧，一定给母亲一间，摆一张大床、一个立柜，还有小凳等物件。而母亲也一定把这间房子作为自己的家了，衣物、被褥等主要东西都放这里。即使住弟弟妹妹家，需要什么也会来这儿找。

慢慢地母亲与楼上楼下左邻右舍的人熟了，尤其那些老人，一块儿坐着乐呵呵地拉家常。后来，几个老太太楼下支张桌子，打起了小纸牌，母亲也过去跟着一起玩。老太太们虽是娱乐，可多少也挂上三分五分的小彩儿。打小牌儿回来，母亲若赢一毛两毛就眉开眼笑，好像取得了天大的胜利；若输一毛两毛就耷拉个脸，如同天塌了一般。见此，我便常常把手头三块五块的零钱掏给母亲，说您随便玩吧，甭在意那一两毛钱，开心就好。以致母亲走后，我在母亲的床头褥子下，看到一个掌心大的钱包，紫地黑白相间图案，钉着两颗子母扣。打开，里边还有一层布，隔成两个小兜，正好放进对折的纸币。里边整齐地放着几张一块、五块及一毛五毛的票子，还有些一毛五毛的硬币。母亲一定是带着这个布钱包，去打小牌儿的。还有一张应该是从啥本上撕下的一张格纸，包着一小沓红的绿的粮票，面值一两、二两、半斤、一斤。大多是一九八几年的，竟有三张是一九七四年的。粮票是居民才有的，母亲是农民没有粮票。我一九八○年工作了，粮票吃不了会给家里一些。母亲大概是舍不得用，就随手留起来了。一九七四年的粮票不知母亲从哪儿得到的，一直攥手里近五十年。里边还有一小张泛黄的折叠的纸，或许当初包的就是那几两最早的粮票了。母亲一定是穷日子过怕了，有点东西首先想到的就是留着，万一以后用得着呢？当然不会再用了，粮票作为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产物，一九九三年五月，北京地区在全国最后一个停止了使用，粮票就此退出历史舞台。退不退出母亲也许从不关心，只管将这些粮票依然宝贝似的保存到了今天。对于这钱包，从子母扣都已发锈来看，母亲一定是用了四五十年或更长的时间，贴身跟随了母亲大半生。我小心地收起，深知上面不仅布满了母亲粗糙的手泽，更浸透着母亲温润的体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