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生之情，高义薄云

“巴老去世了！”近日，黑龙江省作协副主席、哈尔滨市作协主席、著名作家唐飙在电话中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听到后，我有些惊讶。巴老退休后，离开哈尔滨移居北京，虽然见面机会少了，仍可通过微信联系。每年春节前夕，我都以短信或直接打电话的方式给他拜年。

今年春节前，我也给他发了微信送上祝福。虽然未见他及时回应，我也没有往别的方面想，怎料竟传来他病重和去世的消息。

在电话中，我与唐主席简单述说了我和巴老的过往以及心中的悲情，并表示一定写文章表达我的哀思。

亦师亦友亦兄

正式叙事前，我先改变一下对巴老的称呼。

在正式场合或私下与巴老交流时，我从不称他巴老、巴老师，而称其为何老师。或许多数人并不知道：巴老是蒙古族，其蒙古族名字或发表文章时的署名是巴彦布；他还有个汉族名字，也是在哈尔滨市第七中学等学校当老师时所用的名字——何毓明。

我从1962年春夏说起。

当时我正在哈尔滨市第七中学（历史上的女子中学、现为萧红中学）读初中二年级，何毓明是这所学校的语文老师。有段时间我们班的语文老师请假，由何老师代课。

那时何老师才21岁，十分英俊，口才好，授课方式灵活，极具吸引力，同学们都爱听他讲课。何老师虽然在全校老师中最年轻，但很有威望。同学中传说他经常在报刊上发表诗文。有位姓李的同学还活灵活现地说何老师多么厉害，他投十篇稿，能发表八九篇。

何老师精彩的授课以及学生们对他的种种传说，令我对他格外尊重，甚至心生崇拜。

我对何老师的敬重还有一个特殊原因。何老师为我们班代课期间，上了两次作文课，都给我的作文打了高分。记得有一篇我得了95分，是全班最高分。颇有些虚荣心的我高兴极了，从心底感激何老师，暗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跟何老师好好学下去。

我说到做到。我们班的语文老师上班后，何老师再也没给我们班上课，但我与他保持着联系，建立了友谊。后来时常向他请教问题，他每次都热情接待，耐心为我解惑，使我获得新知识和前进的动力。

1963年8月，我初中毕业，考到三十二中读高中，我在这所学校读了两年书，由于偏好文史，结识了好几位相同爱好的同学，如白志平、丁大力、曹志业、杜德广等，我经常带他们到何老师家请教，有时还拿着自己的习作请他指点。当时他家在学府三道街，距三十二中不远。每次前往，我都获益匪浅。

我们这几位同学多是1947年出生，与何老师相差6岁。在我的心中，他不仅是老师，还是长兄。他拿我们不仅当学生看待，也当作了小兄弟。这种亦师亦友亦兄的关系和友谊，一直未曾中断。

给老师当责编

1965年8月，我有幸被选调到黑龙江省滑翔学校，对外称六十九中学。这是一所带有军事性质的学校，不能与外界随便联系。1966年8月，我正式到部队服役。这几年间，我与何老师失去了联系。

1970年2月，我调到哈尔滨警备区（曾改称哈尔滨军分区）机关政治部宣传科当干事，工作地点就在哈尔滨。于是，我又想起了我的老师何毓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重新取得了联系。这时他已到市文联的文艺刊物编辑部工作，后来还创办了《诗林》杂志，出任主编。他在这个岗位上如鱼得水，成绩斐然，《诗林》成为闻名全国的诗歌百花园，为本地乃至全国的诗歌创作发展建立了功勋。他培养扶植了很多年轻诗人，使他们实现了梦想。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特意让我代表军队写首诗歌，这才有了我在文学刊物上正式发表的第一首诗。遗憾的是，我的诗并不优秀，此后也未在这方面继续努力。

1991年末，我从市政府机关调到哈尔滨出版社从事编辑工作。此时的何老师到了市文联创研室，以创作研究为主要工作。同时他也借这个机会梳理总结自己的创作成果。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出版一套《巴彦布诗文集》。

我调到出版社的事，何老师并不知晓。他先找到了王惠民副社长，希望在哈尔滨出版社出版这套书。王社长很了解巴彦布的情况，同意做这个选题，并决定让我担任责任编辑，还专门向我介绍巴彦布及这个选题的情况。当我告诉他我与巴彦布熟悉时，他高兴地说，此事交给你办就对了！我很快与何老师联系上，并进入了角色。

何老师著作颇丰，选定每篇诗文都很严谨，我也将其视为重要选题，力求做成精品。为此，我们多次见面，就一些具体问题交换意见。为慎重起见，何老师把选出的诗文编为两册，先印装上册，征求意见，总结经验，隔了一段时间，再印装下册。

这套《巴彦布诗文集》（上下册），在他退休前得以问世。这是何老师60岁前在文学战线拼搏的一个总结，是中国诗坛文坛的又一硕果。

文学创作的导师

能遇到一位好老师，是一生的幸运。何老师是我人生旅途中的贵人和文学创作的导师。

我一生中幸遇的老师不少，但像我与何老师这般交往的极少。

其实，在七中，他只给我上过几堂课，批改过两次作文；十几年后，他又约我写过一首诗。他还专门召集过一次“门生”聚会，我忝列其中。

我们互相认可，坦诚，贴心，不是“一时一事”之交，而是62年如一日的深厚情谊。

什么是老师？老师的作用是什么？我通过切身体会认为，可以把老师分为传授基础知识和指引方向两种。

我与何老师交往时间很长，对我而言，这两种师者角色他都做过。在七中批改我的作文，是第一种师者角色。下边我侧重说说后一种师者角色。

我1970年初调入哈尔滨警备区机关，1985年末转业到哈尔滨市政府机关，1991年末离开机关到哈尔滨出版社工作。我当了21年机关干部，费了很大的劲儿才离开我熟悉又厌倦的“官场”。

20多年的“幕僚”生涯，练就了一点“笔功”。除了用机关应用文为领导和机关服务，我还利用业余时间写过一些文章和书籍。因为没有文凭，也非专业，写的内容涉及新闻、政治、军事、哲学、文学、诗词等，我自以为是个“杂家”。

在机关工作时，我严格遵守自定原则，“上班不干私事，下班不干公事”。在单位有时也接到约稿电话，但我从未在单位写与工作无关的稿子。

到了出版社，这个“为他人做嫁衣”和“为自己缝件衬衣”的“界限”有时就难划分了。领导对此也不大关注，因为编辑有选题和经济指标，年底用指标说话就行，其他方面不必操心。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为何老师当责任编辑期间的多次交流中，除了探讨他的书稿，他也关注我的情况。我如实汇报，请老师指点。

当得知我是“杂家”“混子”时，他建议我“中年应当集中精力”。听说我对纪实文学、传记文学感兴趣，并出版了两本这类的书，他提议我在这方面深入发展。他了解到我敬佩司马迁和《史记》，从小喜欢中共党史，非常崇敬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品格和事迹，而且有幸结识毛主席的卫士李家骥，通过采访他，已出版了《跟随红太阳》一书。何老师沉思片刻，认为这是个难得的机缘，也是很好的创作方向，应当朝着这个方向发展。

老师的话，句句说到我的心坎上了！我最终下定决心“收拢大摊子”，“集中力量于一个点”。

1993年，在纪念毛泽东诞辰百年之际，我出版的《跟随红太阳》一炮打响。从此，我开始专门创作以毛泽东为主题的文学作品。同年12月25日，在毛泽东曾居住过的颐园街一号，由省、市作协等15家单位联袂召开了出版座谈会。座谈会由纪念馆馆长王秀文主持，市政协主席隋景山、市文联主席梁梦阳、省文联领导刘邦厚、市作协副主席巴彦布（即何老师）等均作发言，对我的作品给予了高度评价和热情鼓励。

座谈会后，我与何老师又多次交流我的写作方向和定位。记得有一次在哈特附近的一家小饭店，我俩聊了好几个小时。何老师很有经验，他根据我的实际情况，明确地说，你在纪实文学、传记文学这条路上已有一些成果和体会，应当总结一下，使自己的创作经验提升到理论高度，这样方向更明确、信心更足、前程更远，成就也会更大。

何老师又说到我心里了。每次都是在我苦苦思索，要下决心时，他帮我破题、定向。经过深入思考，我们一致认为我的写作方向和作品体裁应确定一个有价值的名字。“领袖文学”，这个概念就这样诞生了。

2001年9月，省市作协、省市党史研究会联袂召开我的创作研讨会，会标上就采用了“领袖文学”这个称谓。2001年12月25日，我在《黑龙江日报》社接受记者访谈，专门阐述了“领袖文学”概念的基本内涵。如今，这个概念已为社会和文学界所接受。

而今，我尊敬的导师、挚友和兄长驾鹤西去，我怎能不感慨万分？！

尊敬的何老师，走好。

2025年2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