骏马嘶风

几年前，巴老自北京来信，希望我能为他写点文字，其人其文都可以说说。诚惶诚恐下，思忖再三。在文学上，巴老是我的前辈，虽已年过八旬，笔下诗文依如红鬃烈马，在青春常在的草原上驰骋，我辈只有望尘莫及，汗颜陡生，哪敢妄加评议。不过，作为学生和同事，与巴老共处40余载，如今巴老仙逝，往事宗宗件件，回想起来，草叶上的露珠一般新鲜，倒颇值得一记。

1976年初，沉寂已久的《哈尔滨文艺》复刊，编刊人手有限。当年8月，我从工厂被借调到编辑部，做见习编辑。推开编辑室的门，巴老师作为正牌大编辑已然在座。正当年的巴老师一头乌黑的亮发，相貌堂堂，英俊威严，不苟言笑，给人感觉很难接近。很难接近还因为巴老师此时事业有成，已经是个蒙古族“老作家”了。巴老小学时参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少儿节目征文，即被一举选中播出；在中央民族学院附中时所写的小小说《娜仁其其格大娘》被《北京青年报》“激流副刊”刊载……他计划从儿童诗起步，继而创作抒情诗，描绘草原与家乡，再创作长篇叙事诗，写出《嘎达梅林》那般的传世史诗。然，1960年自然灾害期间，巴老因母亲和姐姐先后病倒，忍痛退学，离开民院附中，回到哈尔滨照顾家人。这期间，在饥饿的陪伴下，他创作了40余首草原题材的短诗和儿童诗，分别投给《解放军文艺》和《诗刊》等。描写蒙古族骑兵的《黎明曲》被《解放军文艺》于 1961 年 12 月刊发在诗版头题；诗人眼中的国之重刊《诗刊》，竟一举选发了他4首以《草原上的小鼓声》为总题的散文诗于1962年第1期上！继之，《北方文学》于1962年第2期上发表了他的微型叙事诗《乌兰阿力奔》；《黑龙江日报》又以一整版发表了《辽阔·富饶·欢乐——在杜尔伯特草原上》等等……收获这些成果时，巴老师仅是一名21岁的代课教员。这些，让我一个刚褪去学生躯壳的小见习编辑敬而仰之，并自然而然地联想到电影里看到的草原上穿着皮袍的蒙古王爷。所以，“巴王爷”这个称谓不是当下谁突发奇想的，而是40多年前就由笔者首创了，之后经年，可说是和巴老师“如影随形”。

我很快就领教了，“巴王爷”是个出色的演说家，说话极具煽动力。

杂志社恢复工作初期，第一任老主编有一条规定：每一期刊物定稿后下到印刷厂前，各部门要“会稿”。编辑部当时分小说组、诗歌组、散文报告文学组、文艺评论组和曲艺组。负责封面、插图和装潢设计的是美术组。因为每期封三及封底还要有歌曲，所以外加一个音乐组。会稿时，由各组组长把已经编辑好的文稿在全员会上通报“过关”。即首先介绍一下这期的编辑理念，然后通读文稿。那时，一本杂志拢共64页，几个组一分，各占不了多少版。况且内容一会儿是小说，一会儿是散文，一会儿是诗歌，曲艺编辑也许操起竹板打上一段，音乐编辑用鼻音再哼唱一首，很是受用。之后大家七嘴八舌地找毛病，提意见，经常就有作品被当场“毙掉”。那个时候还没有发明出什么“关系稿”“人情稿”这些个词儿，也没听说哪个编辑存有私心，愣拿劣质稿件当众生唬。大家都是为了刊物的整体质量，更为了自己的声誉，力争把最好的稿子拿出来展示，博得大家喝彩。然而，对艺术的评价从来都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一加一等于二的事，大家难免争论不休。往往在这个时候，最能彰显“巴王爷”的风采。我的印象中，争论稿件时，巴老师从未服过输，事实上也从未输过。

巴老师最敬重的领导，时任哈尔滨市委宣传部部长陈凤翚对他有一个善意的评价，说他长着一副“三寸不烂之舌”。每当轮到诗歌组“过关”，时任组长的巴老师就如同举办一场小型诗歌朗诵会。只见他食指和中指夹烟，昂着浓密的偏背头，翘着二郎腿，用大拇指和无名指翻页，嗓音带着一股迷人眼的草原风。偶有烟灰落在纸页上，他便顺势一吹，管它飘落到哪里，只是激情四溢地诵读他编就的诗作。听者先就有几分被他的表情所感染，继而被他的感情所俘获。一曲终了，余音绕梁，听众久久回不过神来，都忘了提意见挑毛病这个茬儿。不过也有认真较劲的人，东北话讲就是非要“拔犟眼子”，非得挑出点毛病来不可。这个时候，回答问题的“巴王爷”一定会站起来，说道：“你听我跟你说！”

这里有必要多啰嗦几句。我在之前的几篇回忆文章里都提到过那间让我们梦牵魂绕的老办公室。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的办公室在一座破旧楼房的顶层，冬天阴冷，一冻就透，夏天潮湿漏雨，终日用一块不知道什么颜色的塑料布挂在天棚遮挡着雨滴（这块塑料布也多次出现在巴老师的回忆文章里，可见感人至深）。狭长的办公室里，像摆学生课桌般排列着两排桌凳，前后间隔都比较窄，勉强放进腿去。所以要想站直了身子，就得先扶着桌面起身，然后挤到过道上说话，因为扶着桌面屈在凳子前的姿势坚持不了几秒钟。“巴王爷”本就性情激昂，加之动作幅度大，给人的感觉像是“拍案而起”，横跨一步，然后在细长的过道上慷慨陈词，小到诗作的遣词造句、细节结构，大到文艺政策、法律法规。所以，诗歌组认定的作品很少能被推翻，总是一次过。背地里，我们这些小字辈经常议论，说“巴王爷”是天才演说家。

一个合格的编辑，不仅仅是慧眼识珠的伯乐、鉴赏力极强的文艺评论家，更重要的，他应该是一个同社会有广泛联系的活动家。具备了这些特质，即使你是一个小说编辑不一定是小说家，一个诗歌编辑不一定是诗人，一个音乐编辑不一定是歌唱家作曲家，也一样会把你手中的刊物编辑得活力四射，能团结大批优秀的文学人才。巴老师在当编辑这方面，是一个公认的全才。他不但是一个出类拔萃的诗人，更是一个无往不胜的社会活动家。这个话题，最好是从《诗林》的创办说起。

《哈尔滨文艺》自复刊那一期，从架构和内容上就是当时期刊界最流行的“四大拼盘”，即小说、散文、诗歌、曲艺或报告文学。20世纪80年代初期，是业界公认的文学黄金期的初始阶段，时任杂志社主编的周克英老师、副主编陈昊老师、王和老师及一些中坚骨干，凭借他们老文艺工作者的政治敏锐性和职业素养，察觉到刊物要生存要发展就必须顺应形势，最大程度满足读者日益增长的精神需求。在实际工作中，编辑们也早就发现，喜欢读小说的文学爱好者众多，很多购买文学刊物的青年就是冲着小说去的。于是，他们做出了一个大胆且在当时极为前卫的决定：取消“四大拼盘”，让小说占据绝对版面。就这样，传统的《哈尔滨文艺》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专门的小说杂志《小说林》。负责任地说，当年这一改刊举措是相当成功的，《小说林》的订阅量从几千份一路飙升到几万份、十几万份，且逐月攀升，一段时间稳定在二十万份左右，最高峰达到二十四万份，这在当时的纯文学刊物中也算是奇迹了。讲个趣事：改革开放后，七零八散的哈尔滨市文联恢复了正常秩序，大量的老版藏书是文联的骄傲，图书馆阅览室开放图书，需要补充新刊杂志。负责报刊订阅的是位新来的同志，她在报刊订阅目录上发现一个很新颖的刊名《小说林》，于是毫不犹豫地圈注了“长期订阅”。这事在走财务账的时候被会计发现，她忍俊不禁哑然失笑，说，《小说林》是咱自己家办的，就是《哈尔滨文艺》改刊的，不用花钱订……

《小说林》改刊成功，解决了众多喜欢读小说的文学爱好者的燃眉之急。然而，问题随之而来，用巴老师的话说，哈尔滨热爱音乐与诗歌的人众多，是这座城市一道独特的文化景观。偌大一座文化城市，只有这么一个纯文学刊物，原有的诗歌版面又被取消了，全市、全省乃至全国那么多诗歌爱好者失去了一个读物，诗歌创作者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阵地，他们该怎么办呢？巴老师为此焦虑不已。

巴老师点子多，公关能力强，这有目共睹。为获得更实际的支持，找一个切入点，巴老师后来回忆说：“思来想去，我首选了共青团！大家都知道，青年与诗、与诗情、梦想、追求紧密相连……当我带着试一试的心情来到团市委，想不到出面听取我反映情况和建议的，竟是常务书记兼青联主席陈凤翚！我早就听闻他1957年的‘右派’遭际，想不到重新挑起担子的凤翚书记，才思、真诚与儒雅依旧，在倾听和发问中，他专注、沉稳、兴趣浓浓。我介绍当时国内诗歌界和文学刊物情况，以及中外诗人对本地诗作者的影响等，他不时帮我补充、拓展，这令我心里感佩……将近两个小时的汇报、交流、畅谈，凤翚书记言简意赅又条理分明地帮我浓缩出一份行动‘路线图’： 一、首先要记住，我国青少年永远需要诗与歌、诗教和诗美的滋养，这是对少年儿童文明培养的题中之义——‘不学诗，无以言’，且诗有看不见的能量，‘无翼而飞者，声也；无根而固者，情也’（管仲）；对于‘诗之国’这举世公认的宝贵传统，只能加强建设，促其发展、兴盛，而不能穷得只剩下一个‘钱’字了——这也是思想文化与道德理想建设的实实在在内容……你（巴彦布），不论到哪个部门游说，不管对方爱听与否，都要凭着你的‘三寸不烂之舌’讲清、讲 透，因为咱们不是为个人私利在乞讨……相信哪里都有看重文化道德的人……为此，团市委相关部门随时与你配合行动！ 二、鉴于此时报刊特别是文艺期刊正处于整顿和严格管控时期，短时间内批不下正式刊号的话，就退而求其次，可考虑申请办理《增刊》；一旦《增刊》获准，你就着手编一期符合青年特点、具有中国气派的朗诵诗专辑，团市委愿意协助！ 三、你的申办途径是：市委宣传部（文艺处）—省委宣传部（出版处）—省新闻出版局，你必须有耐心！得有那么一股劲儿……”

巴老师最不缺的就是“那么一股劲儿”。

1984年10月，《诗林》创刊号顶凌破土，宣告黑龙江“从此结束了没有诗刊的历史”！

然，创办难，守业更难。

陈凤翚部长曾说，创办《诗林》的过程，遇到的困难无法想象。要办一个为所有诗人和诗的读者都满意的诗刊，实在不易。更为难堪的是，经费捉襟见肘，为了这个刚出土的幼苗不至于夭折，巴彦布真是殚精竭虑，费尽心血。

陈凤翚部长对巴老师的“社会活动家”的名衔做了最好的诠释。

20世纪80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期，也是诗歌的黄金期。《诗林》的诞生和发展，顺应了文学潮流，推动了时代文学的繁荣发展，巴老师功不可没。

借用巴老师的比喻，一个好的文学刊物，就是“明日文艺之星的发射场”。

《诗林》创刊至今，向全市、全省、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射了多少“文艺之星”，培育了多少年轻诗人，发表了多少至今耳熟能详的佳篇名作，谁又能统计得清呢？

20世纪80年代，巴老师作为中国诗报刊九名编辑之一（被港澳台诗人称作“九头鸟”），应邀出席在泰国曼谷举行的“第十届世界诗人大会”。当大会开幕式的大屏幕上用英文显示出“中国—哈尔滨—哈尔滨文艺杂志社《诗林》”时，欧美、非洲等国家的诗人纷纷过来握手，那一刻，巴老师热泪盈眶。多年后他回忆说：从他们的真挚表情中，我读到“中国—哈尔滨”受到了国际同行的尊重和赞赏，也初尝了一支歌可以唱红一座城市，一首诗能使一个地名跨越时空记忆千年……一个文化品牌也同经典的经济产品一样，高调宣示其出生地，因为它们的核心是创造与创新。

用诗歌为这座城市增光的人，哈尔滨不会忘记。

巴老师退休后，女儿接他到北京定居养老。但这匹正在诗歌壮年的“草原烈马”怎会就此停止奔腾。在抗震救灾、迎奥运、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等重大历史时刻，巴老师秉持“诗人不能缺席”的姿态积极参与。他退休后受聘为北京市通州区政协文史委员、九三学社北京市通州区老龄委主任、哈尔滨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驻京联络代表等，自觉以《诗林》退休老主编的身份当起“接待员”，把北京的家当成办公室。“各地新办、复刊的诗报刊青年同行们，以及被20世纪80年代‘诗的黄金岁月’所点燃激情的缪斯信徒们，纷纷来函、来电、来访……前来探讨诗歌刊物如何开展活动、如何与兄弟刊物横向协作、怎样创办诗歌沙龙等……”巴老师如是说。

除此之外，一些优秀诗作也由北京“巴办”源源不断地输往《诗林》。

巴老师称自己为“老林工”。

这是巴老师和《诗林》的另一种“春种秋收”吧！

与此同时，离开工作岗位的巴老师迎来了属于自己 “开镰收割” 的丰收季。

他前些年已出版多部诗集、文学作品集，退休后继续发表、创作了《当代著名诗人巴彦布诗歌十二首》《给母亲》《石榴籽之歌序曲》《我心中的莫力达瓦》等诸多脍炙人口的诗歌佳作。

著名诗人、评论家绿岛在《充血的太阳 —— 浅谈巴彦布诗歌审美观照下的悲悯情怀》一文中评价道：著名蒙古族诗人巴彦布始终秉承着诗歌固有的神性与道义，将倔强的年轮拉直成为一条跑道，穿梭于茫茫草原的上空。他把蒙古民族世代传承的血脉乃至这个民族母语的高贵与世袭的对于草场顶礼膜拜的尊严，统统揽于疯涨的诗行之中。巴彦布曾用诗歌的足迹，走出一片蔓延辉煌的“诗林”地带，而置身于后“诗林”时代的诗人，并没有顾盼与留恋的空茫，他径直将诗歌的触须延伸至沉郁的土地与辽阔的天空。在那里，诗人汲取了最大化的生命给养和精神力量的储备，这种美学意义上的人性与神性的交织、共融，同样构成了诗人（人与神）两个世界的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