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书家（五题）

吕公弼

吕公弼字宝臣，名相吕夷简的次子。“宝臣”应出于汉朝刘向的《说苑·至公篇》，指的是皇帝所信任倚重的大臣。把名与字联起来看，就更有意思了。公弼，以天下为公，辅佐帝王谋图霸业。仅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吕夷简对他这个儿子所寄的厚望。

吕公弼没有去挤科考这架独木桥。因了吕夷简的缘故，皇帝推恩于他，先是荫补个小官，后又赐他等同进士及第。等同毕竟不同，遭到了所谓真进士们的歧视。有一阵子，吕公弼被拔擢得很快，有人就看不下去了，上疏弹劾他，说他全靠了吕夷简的余荫，是个冗浊的人，不应如此提拔，会寒了文臣的心。可在仁宗皇帝眼中，吕公弼却很有才华，他尤其喜爱吕公弼的书法，每逢上有札子，他就让内臣张贴在宫廷的殿柱上，对着欣赏。吕公弼上朝奏对，仁宗总会多看他几眼，很多大臣都发现了这一点。有一次目送着吕公弼离去，仁宗对身边的宰相说：“吕公弼真像他的父亲。”宰相附和道：“虎父无犬子也。”仁宗笑笑。是骡子是马，大臣们说了不算，皇帝说了算。

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吕公弼的书法墨迹传世很少。现在能见到的，也只有珍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那幅《子安帖》了。《子安帖》的用笔，与欧阳修的《集古录》相类似，都是“用尖笔干墨作方阔字”。这本是苏东坡评欧阳修书法的，但同样适用于吕公弼的《子安帖》。只是二人的师承不同，欧阳修多学他本家欧阳询的楷书，笔法上多裹锋前行，“如溯急流，用尽气力，不离故处”，书风峭拔，而结体略嫌耸瘦。吕公弼师法颜真卿，结字上比欧阳修更方阔，且不激不厉，犹如士人闲庭信步，一派冲和雅静的气度。这幅写于九百年前的书法，今天仍能深深地打动我，观之顿有心头澄澈、和风拂面之感，这是艺术的魅力。

仁宗皇帝说吕公弼真像他的父亲，是带有几分感情色彩的。吕公弼有很多不如他父亲的地方，吕夷简把权术玩到了化境，运用起来如行云流水，吕公弼对此却不屑为之，或者说丝毫不感兴趣，他严格恪守着帝国的礼法制度，不肯越雷池一步。宋英宗赵曙还在藩邸时，仁宗皇帝赏赐给他一匹马，赵曙的马倌嫌这匹马头上有一撮白毛，不吉利，想换马厩里的那匹呼雷豹，让赵曙去给群牧使吕公弼说一说。赵曙给吕公弼一说，却被拒绝了。吕公弼说：“皇子要克己，皇帝的赏赐，岂能轻易调换？”赵曙悻悻而去。

后来赵曙登基，做了皇帝，还没忘当年这件事，有一次奏对，赵曙将他留下，旧事重提，很是感慨，说：“爱卿做得对，否则，莫测祸福。”随拜三司使，依为股肱大臣。吕公弼之前，做三司使的是蔡襄，“宋四家”之一，书法被苏东坡推为本朝第一。他是蔡襄的继任者。蔡襄与吕夷简属新旧两个阵营，作谏官时多次弹劾吕夷简，致其罢相，犹穷追不舍。吕公弼都有所耳闻。新皇帝厌恶蔡襄，因坊间传言蔡襄曾反对仁宗传位于他。所以，吕公弼上任谢恩时，宋英宗就对他说了一番蔡襄的不是，然后问他：“卿打算怎么收拾蔡襄留下的这个烂摊子？”不想吕公弼却淡淡地回答：“蔡襄为前朝老臣，勤劳王事，三司未见缺失，恐是有人在陛下面前妄言。”

果如吕夷简期望的那样，吕公弼深受北宋三代帝王所倚重。尤其是宋神宗，认为吕公弼稳重、通达而有主见，性情谦和让人感到亲近，凡有事都想听听他的意见。有一阵子，神宗最宠幸的内侍高居简主政御药院，飞扬跋扈，连宰相都不放在眼里，遭谏官司马光弹劾。神宗想为高居简打掩护，将奏章压下拖延不办。司马光却不肯罢休，连上五道奏章，非要个结果不可，令神宗深感到头疼，宣去了吕公弼。吕公弼说，谏官进谏是职责，司马光没错。神宗叹道：“究竟该如何处置？”吕公弼想了想，将高居简调离御药院，让他离开陛下，司马光也就不会再争执什么了。过几天，神宗见到吕公弼，展颜叹道：“果如卿所言。”

北宋一朝，吕氏家族出过很多宰相。吕蒙正、吕端、吕大防等，单是吕公弼一家，就出了两个，父亲吕夷简和三弟吕公著。吕公弼没做过宰相，但也只差半步之遥，触手可及。熙宁元年（1068），吕公弼被擢升为枢密使，跨入宰辅大臣之列。宋朝的官制是中书门下省掌管政权，枢密院掌管军权，合称二府。前者的最高长官为宰相，后者的最高长官则为枢密使。枢密使和参知政事（副宰相）被称作“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也被称作“宰辅大臣”。枢密使低宰相半格，但二者的俸禄是相同的。

吕公弼与他三弟吕公著一样，反对王安石新法。但在言辞上没有吕公著激厉，且当着宋神宗的面甚至还会对新法附和上两句。吕公弼反对的是王安石的冒进，而不是神宗的雄心。他也劝告过王安石，变法不能急于求成，要稳妥推进，方能利国利民。王安石当然不听他的，而且还很反感，对他就显得很冷淡。吕公弼要比王安石资历老得多，受不下这个气，就写了一道奏章，因为在气头上，对变法进行了口诛笔伐，有些观点不够客观。好在他并没急着进呈，而是放在书架上，等过两天情绪冷静了，再斟酌斟酌。可他有个堂孙吕嘉问，在关键时刻出卖了他，将这道奏疏偷出来，交到了王安石的手上。王安石大怒，连夜面见神宗皇帝。拿着吕公弼的奏疏，神宗神色冷峻，自语道：“吕公弼反复无常，不可信赖。”次日，吕公弼即被罢去枢密使一职。

吕公著能官拜枢密使，他军事上很有见地。宰执给神宗建议，想将环庆、鄜延两处合为一路，吕公弼上疏阻止，说环庆的白草到鄜延的定远，相距一千余里，山高水急，若有突发事件，将如何应对？宰执想交由边臣商定此事，吕公弼又力言不可，朝廷之上都定不下来，推诿给边臣，只能让边臣左右为难，平地多了一些风波。宋神宗低头沉思片刻，说：“止。”

《宋史》载，吕公弼知成都时，遇到一件事，有个营卒犯了法，被判处杖刑，打几棍算了。可这个营卒很强横，没把吕公弼放在眼里，叫嚣：“宁被刀俎，不受杖刑。”吕公弼人清癯，文弱，处事谦和宽厚，一些人觉得他没有威严，拿这个霸悍的营卒没有办法，都想看他的笑话。吕公弼面色不变，先对营卒行了杖刑，然后用剑斩杀了他。围观者无不惊恐战栗，对吕公弼瞬间充满敬畏。后来同僚问吕公弼：“何不直接杀之？”答：“杖刑是国法，国法不可违。剑杀是他自己要求的，只是如他心愿而已。”那语气，却是淡极。

章友直

在北宋的时候，章友直的名字就开始常常被人搞错。梅尧臣、黄庭坚有时作诗题跋，会将“立早章”写成“弓长张”。章友直与梅、黄几乎是同时代的人，怎么会把名字都写错呢？这里面大概有两个原因，一是章友直在书法上的名号还不够响亮，在大家的印象中是含糊的、朦胧的；再一点，就是文集翻刻、编纂的过程中，被编者给搞混了。

章友直是福建浦城人，一作建安人。北宋的时候，福建出过很多大书法家，蔡襄、蔡京、蔡卞这“蔡氏三兄弟”就不用提了，其他的如陈道卿、黄伯思、林希、刘子翚、郑昂，佛家书家释惠崇等，都很有名气。像这样的人，还能数出一大溜的名字，可谓群星璀璨了。章友直的书法遗迹传世极少，现有据可考的仅有两件：一是唐朝画家阎立本《步辇图》卷后的篆书题记，墨迹，14行168字，行书落款“章伯益篆”，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二是江西袁州“三绝碑”题额“庆丰堂记”四字，亦为篆书。另二绝是李觏的记和柳淇书的碑文。

章友直是个多面手，文章、音乐、绘画、弈棋，都名重一时。尤其是古文，深得秦汉遗韵。《负暄野录》说他：“文意高绝，盖非止以字画名世也。”一点都不夸张。章友直的画以篆书笔意为之，亦为当时一绝。黄庭坚对章友直的书法评价不高，认为法度有余而意蕴不足，却对他“以篆入画”的画法感兴趣，曾题《伯益飞歧图》，“嘉其游艺之精”。无独有偶，后来读《诚斋集》，见杨万里一则题跋，《跋章友直草虫》，颇感有趣，录于此：“春寒尔许，新蝉飞蝇辈遽出耶？细观盖章伯益墨戏也。”无愧“诚斋体”宗师，短短二十余字，尽现文章曲折。

造诣最高的，当然还是他的篆书。野史中有这么一则轶闻，章友直的篆名传到了宫廷里，有几个书画待诏不服气，想见识一下章友直的真功夫。章友直让人拿来两张麻纸，挥毫在上面作了两幅图。一幅画的是一张棋局，纵横各十九条线。令待诏们瞠目的是，这十九条线纤毫不差外，棋局上每个格子的大小也毫厘不爽。另一幅图就更复杂了，章友直在纸上画了十个圆圈，大圈套小圈，圈圈相套，组成了一幅复杂的射帖。这大小不等的十个圆圈都是一笔画就，笔画线条的粗细、间隔的疏密，亦皆分毫不差。篆书最难的是曲笔，待诏们面面相觑，这么高难度的用笔，他们达不到。后来，米芾把这件事写进了他的《画史》：“能以篆笔画棋盘，笔笔相似。”

经过待诏们的渲染，章友直的篆名更大了，连宋仁宗都知道了他。定居京师期间，来向他求书者络绎不绝。有一个叫元居中的人，祖籍钱塘，有诗名，曾作《临安石》诗：“人久众所憎，物久众所惜。为负磊落姿，不随寒暑易。”颇不俗。喜收藏，在京师做太常少卿时，特别喜欢章友直的篆书，收藏了许多。后来到安徽宿州做知州，把他收藏的章友直的篆书全拿了出来，找一批能工巧匠，摹刻勒石，以广其传播，增其教化。因了这个缘故，又加上不断的捶拓翻刻，吴地遗存许多章友直的书迹。惜其后世战火频仍，灾害不断，这些篆书遗迹逐渐地湮没在历史的长河中了。

米芾对北宋书家认可的不多，却很是推崇章友直的书法：“友直书如宫女插花、嫔嫱对镜，自有一般态度，继其人者谁欤？襄阳米芾也。”仅读米芾此番言语，就感觉到章友直的书法真的是极妍极美的了，而且美得高雅，美得脱俗。只是感觉太阴柔了点。这应该指的章友直的篆书，排列开来，宛如宫女插的花朵一般。行草书不会有这种效果。米芾一定动过想跟章友直学写篆书的念头，可惜没有了下文。因为从现有的史料看，米芾尚没有篆书传世。

在汴京期间，章友直交往的名流很多，见诸典籍的就不下十数人，譬如王安石、梅尧臣、郑獬、曾巩、李觏等等，他们之间都有诗文唱和可查。章友直与王安石的交情非同一般，《建安章君墓志铭》就是王安石作的，是全面了解章友直最权威的资料，也是最早的资料。墓志铭中，将章友直比作列御寇、庄周一般的人物，称其为“天之君子”。这在耿介的王安石笔下，要算个异数了。章友直得遇一王安石，足矣。

欧阳修与章友直也有交往，好像还不止一次。在《集古录跋尾》的《古器铭》篇中，欧阳修这样说：“自余集录古文，所得三代器铭，必问于杨南仲、章友直。”也就是说，弹琵琶、弈棋、篆书等诸艺之外，章友直还精于小学，即便是一代文宗的欧阳修也得向他讨教。令欧阳修感到遗憾的是，《集古录》成书时，杨南仲、章友直却相继辞世，不由喟叹道：“古文奇字世罕识者，而三代器铭亦不复得矣。”这里欧阳修提到的这个杨南仲，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章友直与他做过一段同僚，但短暂。在这一段时间里，他们携手做了一件大事，共篆《石经》并刊立于国子监。

章友直不愿意做官。早年间，他的族兄章得象在朝中做宰相，按照朝中惯例，可以恩推一人得官，章得象上了一道折子，推荐了章友直。章得象虽是闽人，却具魏晋遗风。他曾与杨亿到李宗谔府上戏博，输掉了三十万钱，回去照样酣睡如旧。他日戏博赢了李宗谔，得到黄金一匣，数日之后，又输了，即将那匣黄金退还李宗谔。李宗谔接到木匣，见封识纹丝未动。做宰相后，更是很少能有让章得象动容的事了。而那一次却令章得象感到了错愕：章友直拒绝了他。

到皇祐年间，章友直又接连推掉了仁宗皇帝的两次御封。开始，有近臣向朝廷举荐章友直，说他篆书写得好，文章也写得好。宋仁宗很感兴趣，下旨召章友直来面试。这其实是北宋授予官职的一种方式，不想章友直却以病推脱了。不久，宋仁宗下诏，命国子监篆写五经刻石，近臣又举荐了章友直，说他的篆书与李斯、李阳冰不分上下，要篆石经，他是不二人选。仁宗再次下旨，令其进京。这一次章友直没有推辞。而石经篆写完成，仁宗皇帝很满意，要授予章友直将作监主簿一职，这是个京官，从七品，掌管宫内的珠宝、器皿、刺绣等物，非皇帝亲信，很难得到这个职位，章友直却坚辞不就。看来，这是真的不愿出仕了。

章友直终身未出仕，“翰林院篆字待诏”只能是他在京与杨南仲同篆石经时的官职了。其实，在章友直看来，那也只是一个临时的名分，他并没有把这个“翰林院篆字待诏”当回事。

王安石

王安石祖籍江西抚州，后移居金陵，晚年归隐钟山之麓，死后就葬在了那里。因封荆国公，世人多称其王荆公，或直接喊他荆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