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四章
作者: 黎晗“沉七洲,浮莆田”
莆田历史悠久,古文化遗址表明,早在距今5500—3500年的新石器时代中晚期,先民们即已在这里从事原始农业和渔猎活动。这还不是最早的莆田,最早的莆田在海里,亿万年前某一次或几次地壳运动,让这块陆地浮现了出来。此所谓天之变,地之理,造化之神通也。小时候听老人讲古,他们老说“沉七洲,浮莆田”。这不是传说,至今壶公山上有蟹井泉穴,九华山巅有蚝壳粘石。古人风雅,没少拿这个抒发思古幽情,如宋代莆田诗人方翥《题九华山》有句:“乃知此山千载前,汹涌尚作海渺弥。蛟龙鱼鳖占窟宅,不省造化能密移。”同代诗人柯应东《壶山》有句:“方壶久伏海中洲,涌出高山不计秋。峰上今犹蚝带石,穴边时有蟹寻湫。”
宋旧志言,莆田原名“蒲田”,因此地临水遍生蒲草而得名。“蒲”从水,易招水患,先人便去水从了“莆”。饱读史书的明代翰林院编修黄仲昭对此有异议,在《八闽通志》里较真说,“莆”最早被史籍记载是《资治通鉴》,记的是陈天嘉五年(564)的事,当时的名字就叫“莆口”,跟蒲草一点关系都没有。古人认真,往往会为一个字眼翻遍旧典争论不休,我们没他们博学,也不知道到底谁说的更有道理。不过从辞格上,我更倾向黄仲昭的观点,“蒲”虽含自然之美,却不如“莆”独特,毕竟字典里的“莆”字,多指莆田,少作他用。
慕古是一种奇怪的情怀,那一日在《八闽通志》里读到黄仲昭这般辨“莆”,忽然想到,古兴化有些老地名真是又独特又好听,如仙游,如仙游县的许多乡镇,枫亭、榜头、游洋、石苍、钟山、书峰、西苑……越是偏僻的地方,名字越是古雅。老莆田县的一些地名也非常有诗意,如灵川、平海、笏石、华亭、南日、北高、东峤、西天尾等。湄洲就更不用说了,地球上只有一个地方名湄洲,“灵妃一女子,瓣香起湄洲”,那是四海之内三亿多妈祖信众朝圣的地方。2002年莆田市区划调整后,涵江区接纳了莆田县大部分山区乡镇,萩芦、白沙、庄边、大洋,每个名字都干干净净的,宛如山间清新的空气、坡上静静长着的树木。涵江是水乡,溪海相接,湖泽密布,平原乡镇的名字大都与水有关:江口、三江口、白塘、梧塘。三江口、白塘、国欢三镇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立的,名字也起得好,关乎当地自然或人文景观。北岸一些乡镇建制时间不长,名字也起得不错,如东埔、月塘、山亭,参照的都是老地名。
莆田每一个地方,哪怕是名不见经传的自然村,名字都有来历和典故。我的老家围庄是古地名,现名为渭阳。渭阳也不错,但还是不如围庄好听。我不知道先前改名的缘故,只是非常清晰地记得,老家屋后一条小溪的桥板,用的是两块老墓碑,绿豆青大条石,长逾两米,宽四五十公分,其中一块碑上刻着“大清道光某年,围庄某某,淑配某氏”。如此看来,至少在道光年间,老家还是名为围庄。多少年过去了,那座小桥下的流水虽已不如先前清澈,溪上的桥板,那两块碑石却仍坚固如昔。父母离世后,我已很少回我的围庄,这一刻信笔写到老家,仿佛又看到黄昏雾霭中,奶奶手持长竹竿,正站在屋后那座小桥上赶鸭子,晚风吹散了她满头的白发……流水潺潺,围庄依稀,一转眼,那个村庄却成了我记忆中的一个地方。十几年前,我的第一本散文集要出版,当时对书名有过好一番纠结,“秋香到”“草腥味”“呼喊芥蓝菜”“满地都是野花”,虽是自己比较满意的单篇标题,做起书名来却总觉太轻。后来兄长陈加伟力主以一个家乡物事作品的标题为书名,那就是被不少朋友赞赏的“流水围庄”。是啊,人会老,心会老,唯有老家不老。老家就是老了,也是越老越有味道。
和莆田山川浮沉变幻一样,这个地方的行政区划,也经历了数十次更迭,古人会归纳,八个字便讲尽了往事千年:“属地分合,多有变迁”(《兴化府志》)。莆田县历史最为悠久,陈光大二年(568)及隋开皇九年(589),二度置县曰莆田,不久即废。唐武德五年(622),再置莆田县,属丰州(州治今泉州)。圣历二年(699),析莆田县西部置清源县,天宝元年(742)改名仙游县。莆仙自古一家,如今的仙游县,一千多年前,就是从最早的莆田县分出去的。宋太平兴国四年(979),析莆、仙部分属地置兴化县,并建太平军(不久更名兴化军)领之,军治在游洋,县为附郭。次年,从泉州划出莆田、仙游两县入兴化军。至此,古兴化今莆田,“始正体统,齐于诸郡”(《兴化府志》)。太平兴国八年(983),兴化军治迁到莆田县城。景炎二年(1277),兴化军改为兴安州。元至元十五年(1278),兴安州改为兴化路。明洪武二年(1369)改为兴化府。莆田别称“兴化”“兴安”,典故便是这么来的。皇庆二年(1313),兴化县治徙广业里湘溪(今新县镇,新县一名由此而来)。正统十三年(1448)裁兴化县,属地并入莆仙二县。莆田历史上有个存在了四百六十九年的兴化县,这个除了文史界,今人多不了解。如果要举出当年兴化县的代表人物,宋代状元郑侨、史学家郑樵是其杰出典范。
斗转星移,世事沧桑,这一系列变迁,让人眼花缭乱,总而言之,现今莆田一市的境域,略小于唐县莆田、宋军兴化。而无论是宋之兴化军、元之兴化路、明清之兴化府,莆田的行政区域,一直都是八闽最小的。先贤老说自己的家乡是“蕞尔小垒”,先贤博雅,“蕞尔”一词出自《左传》,形容的正是“小的样子”。
读旧志让人上瘾,怀古之情激荡的同时,较真的毛病也与日俱增。某日见报端有年轻作者说福建别称“八闽”,是因为当年曾有“衣冠南渡”“八姓入闽”。当下气得不行,直呼其瞎编乱造、乌焉成马,恨不得把他拉到跟前来好好训导一番—
“闽”的最早记载见于《山海经·海内南经》:“闽在海中,其西北有山,一曰闽中山在海中。”也有人认为“闽”的出处见于《周礼》:“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辨其邦国、都鄙、四夷、八蛮、七闽、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七闽”就是指周朝时散居在今福建和浙江南部的七支以蛇为图腾的闽族部落。“七闽”的叫法,据说一直叫到北宋,苏东坡在《送张职方吉甫赴闽漕,六和寺中作》一诗中曾写道:“空使吴儿怨不留,青山漫漫七闽路。”
八闽之称始于南宋,源于行政区划的变迁。北宋雍熙二年(985),宋太宗置福建路,辖福州、建州、泉州、漳州、汀州、南剑州和邵武军、兴化军,共六州两军。由于州、军同级,到南宋时便有人开始称福建为“八闽”。据说,最早称福建为“八闽”的是南宋状元王十朋和大学者朱熹。王十朋任泉州太守时,曾在衙门题联“八闽形胜无双地,四海人文第一邦”。朱熹也曾在闽清白岩山题刻“八闽岳祖”四个大字。不过据说一直到南宋末,一些史书仍沿用旧称“七闽”,此时“八闽”尚未取代“七闽”,而是交叉使用。“八闽”完全取代“七闽”,跟一位莆田名儒有关,他就是编修《八闽通志》的明代进士黄仲昭。自《八闽通志》始,后人便纷纷把福建称为“八闽”了。如此说来,如果当年不设兴化县,则无兴化军,那福建后来就不叫“八闽”而叫“七闽”了。
新中国成立,“兴化”“兴安”从福建地图上消失了,最早的“莆田”留了下来。1983年莆田建市,尽管当时已有县名为“莆田”,莆人却不怕啰嗦,坚持县市同名。2002年,“莆田县”从行政区划图上消失了,老莆田县的爱乡者心疼不已。围庄当时隶属莆田县,我也跟着唏嘘了一把。近日读旧志,观旧府新市浮沉分合,不由拊掌一乐:此境最早属古县“莆田”,如今归于一市亦曰“莆田”,这不是兜了一圈又回到“莆田”的怀里吗?
莆田成县既久,成市亦有年头,不知为何,多数莆田人老是读不准“莆田”(pútián)二音,总要读成怪怪的“普田(pǔtián)”。以前,莆田县有一位老文化人叫宋元模,研究地方文史别有心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莆田一中读书时,学校请宋老来开讲座,他也提到说,莆田人奇怪,就是读不准莆田二字的普通话发音。怎么办呢?宋老现场教了一个土办法:“来,我们用本地话读:沉(tián)七洲,浮(pú)莆田,浮(pú)了沉(tián),浮(pú)了沉(tián),因此叫莆田(pútián)。”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一直记得宋老讲座上的这个段子,一直都把“莆田”二字念准了。不知道现在的学校,还会不会请地方文史专家去开讲座。更不知道现在的文史专家,还能不能像宋老先生那样,讲出这么精彩的段子。
“我镌我铭,监兹典型”
莆田旧称“兴化”,“兴化”二字出自“兴德化民”一词,说的是宋太平兴国四年(979),“太宗阅《泉福图志》,念游洋洞地险,思欲以德化之,乃即其地立兴化县,建太平军,改兴化军以领之。五年,以泉州之莆田、仙游二县来属,始正体统,齐于列郡”。引号内的这段话出自《兴化府志·吏纪一·叙郡县》,是对“兴化”二字来源的最清晰解答。《兴化府志》是地方政府邀约撰写的郡志,作者周瑛和黄仲昭是地方名儒,修志严谨,讲究规制,整本书按照“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架构,规划“六纪”,分合有致,蔚为大观。当代读者翻旧志者本来就少,若有,兴致也多在《礼纪》本土人物列传部分。其他部分,如《吏纪》所叙的地方良吏之行迹种种,关注的人极少,至少从我并不褊窄的视野而观,未见有谁专文论过。
我本亦无此兴致,只是某日要查“兴化”二字的最初出处,随手翻开了《兴化府志》“吏纪”部分。这其实是这部城砖厚的志书的头几页,过往总是匆匆掀过不作停留,这次没翻三四页,忽然被一句话吸引住了:“宋制有府、州、军、监,……分上中下,……兴化军,下,故官屡有增损。凡官不专设,皆以他职而带本衔,谓之奉差遣。”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说兴化知军是下等官职,甚至没有固定编制,人家都不爱来,来也是要先“高套”一个级别。“奉差遣”一说,显然就是无奈、应付和被动的意思,甚至还带有牢骚和抱怨。《兴化府志》的两位撰者,周瑛当过抚州和镇远知府,黄仲昭任过主管民事的大理寺右评事,此二人自然深知在兴化担任府官的种种艰辛,所以《兴化府志》在“吏纪”的开头,写了几句概述,中有“莆蕞尔小垒,辱贤人君子相继来游”之语。周黄二君这么说,算是对家乡地方官们的一种体谅。其中“游”字,一般作“宦游”解,古人低调优雅,出仕为官不会洋洋得意,一般自我解嘲说,这只是人生一种游荡奔波的历程。起初我也是这样理解的,但是随后翻阅几十页长的“府官年表”,这才发现这个“游”字着实用得俏皮。《兴化府志》详细列出了诸位地方官的任职记录,起于兴化军设立的宋太平兴国四年(979),迄于该书成稿的明弘治十六年(1503),此间各位知军、知府的任职时间都一一梳理了出来。表格素来枯燥,但是翻着翻着,我却发现了一个让人吃惊的现象:原来,自太平兴国四年(979)到宋灭亡(1279)三百年间,从第一任段鹏到最后一任陈文龙,先后任过兴化知军的行政长官,居然有一百五十三人之多!三百年,一百五十三人,平均两年就换一个知军,未免也太频繁了。至此,我似乎体会到了先人写志时暗藏的幽默:果真是“到此一游”啊!
再看每位知军具体的任职情况,惊讶之余,不禁让人感慨连连:在平均两年换一人的“轮岗”节奏里,干不满一年的近半,有的甚至上个月才来,下个月就走了。一年内换两三个知军的有好几次,最极端的例子是宝庆三年(1227)有个叫陈的,到任才几天就改知剑州了。首任知军段鹏,做得稍久一些,五年。庆元元年(1195)到任的陈衡在位时间最长,头尾十二年。有意思的是,陈衡是少见的没有“以他职而带本衔”的“纯知军”,而段鹏是兴化县首任知县就地提拔为兴化知军的。由此是不是可以说,“高套”而兼任的,一般都不会干太久,只有单单纯纯任一职的,才能心平气和地在冷板凳上安坐下去?
这当然是戏言,其实这么多外籍士子远道而来知兴化,并非都毫无作为,《兴化府志·吏纪四》分“官监上·治行”“官监下·治材”两部分,集中记载了地方官们的德行和才能。以宋为例,让人印象深刻的有:
—段鹏“下车教民以礼乐,导民以忠信,民化之。虽邻境亦感慕兴起”,府志赞曰,“太宗建军曰兴化军,而以鹏领之,得其人矣”。
—曹修古以御史言事得罪圣上,被贬到兴化任知军。“既抵任,心澹如也”,平日节俭度日,“有余推以及人”。曹死在兴化任上,死的时候,家贫,妻儿无力办丧事,当地百姓为报恩捐款助丧。钱送到曹家时,被拒绝了,他的女儿哭着说:“我先君居朝为闻人,以清节自立。今临财苟得,尚何面目?”据蔡襄《曹女传》记载,曹女时年十六岁。府志赞曰,“道行于妻子,其教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