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莱梅海外博物馆之行

德国之行第二站，我从汉堡去了不莱梅。不莱梅有个海外博物馆，那里收藏着德国特灵克勒探险队1920年代末去和田探险的收集品，特别是在丹丹乌里克的一批发掘品。特灵克勒后来出了车祸，所以他的收集品分散了，美国大都会博物馆、东京大学都买过他的收集品。留在德国的，文物部分在海外博物馆，文书部分在德国国家图书馆。有的壁画上有于阗文榜题，恩默瑞克写过文章进行解读。我不是专门研究文物的，但是我要把有关线索累积到一起，所以要去不莱梅看一下这些文物。

我联系了海外博物馆，5月31日星期五前往，博物馆派了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这次才知道他的中文名叫王海）博士到火车站接我。海贝勒会说中文，娶的中国太太，是不莱梅中德友好学会的副会长，他在不莱梅大学教书，同时也在博物馆里整理中文书，跟博物馆关系很密切。海贝勒接到我后，特意找了一家中餐馆，我们各自点了一个菜。我好长时间没吃地道的中国菜了，就点了一个京酱肉丝，他点了一盘宫保鸡丁。我一看，这宫保鸡丁不是更香吗，一筷子冲着宫保鸡丁下去了。他的眼神一颤，我意识到错了，欧洲人是分餐制，自己吃自己的，我这一筷子下到他的盘子里，怎么办？只见海贝勒马上反应过来，拿起筷子一筷子就冲着京酱肉丝去了。太好的人了，我在海外真是遇到了太多的活雷锋！他带着我去博物馆，为我节省了很多时间，没有他，我得自己找路。他送了我一本他编写的《中国研究文选》，他研究西南少数民族，我不研究这个，回国后送给研究这方面的人了。我不是藏书家，我有很多书，但是只保存与自己研究相关的书，如果我觉得接下来很多年不会用到这本书，就送给别人。比如我把一些蒙元史的书送给了我们北大毕业的张长利，他在社科院民族所工作，后来他出车祸不在了，那些书也不知道下落了。

周五没有来得及细看，所以6月3日周一我再次到不莱梅的海外博物馆，亚洲部的Dr. Andreas Lüderwaldt接待我。这里特灵克勒收集品有一架子，不多，我现在想不起有什么特别的收获，当然有的时候收获不一定是立竿见影的，而是多少年之后才有回报。

我这里给大家讲一下有关特灵克勒探险队和我调查的后续故事。1927年10月，特灵克勒和地质学者德·特拉、摄影师博斯哈德一起进入新疆，从喀什向和田，考察热瓦克、约特干、麻札塔格、阿克斯比尔、丹丹乌里克、达玛沟等遗址，几乎斯坦因去过的地方他们都去了。但他们考古不在行，收获与斯坦因相比简直是天差地别。斯坦因等秋天过了之后，大风把遗址揭开，他到尼雅，木简被风吹出来了。特灵克勒春天去丹丹乌里克，风沙把遗址埋得很深。美国的亨廷顿也不懂这一点，他用了斯坦因用过的那个向导，到了丹丹乌里克，没找到什么像样的文物，都给沙子盖住了。特灵克勒雇民工在丹丹乌里克挖了一些房子，获得了一些文物。他说一间房子很像斯文·赫定挖过的，但是赫定只画了图，没有照片，所以特灵克勒只是推测。一般来说，那些作向导的挖宝者，是不会告诉后来的探险队前人挖过哪处宝藏的。1920年代中国已经成立了古物保管委员会，发现特灵克勒的行为后，就加以抗议。1928年春，新疆政府明令特灵克勒一行停止发掘，把他们赶走了。

特灵克勒回德国后，1930年出了德文版游记《狂飙之地》。当时欧洲很流行旅游探险的书，一出版就译成各种语言文字。我在北大图书馆借到过《狂飙之地》的英文版，书上没有出版年月，但1931年有两个人借过，我从这本书的借阅时间推测，它是1931年出版的。1930年德文版出版，马上就有人翻译成了英文，当时这些书非常畅销。特灵克勒探险队的摄影师博斯哈德后来移民美国，写过《亚洲高原与沙漠历险记》，1930年出版。汉堡大学的格罗普教授是做考古学的，他帮海外博物馆把特灵克勒探险队的和田收集品做了研究整理，于1974年出版了《中国新疆和田的考古出土文物》一书。

不莱梅海外博物馆之行，虽然当时收获不多，但故事还没结束。特灵克勒探险队之后一直到1996年，再没有人去过丹丹乌里克。丹丹乌里克在和田北面沙漠深处，外国探险家中斯文·赫定第一个发现了它，斯坦因在此收获极大，亨廷顿空手而归。特灵克勒探险队走后，丹丹乌里克似乎被人遗忘。1990年代初，一位美国企业家罗杰伟创办了唐研究基金会，我建议唐研究基金会应该对丹丹乌里克进行考古调查和发掘，这里曾是唐朝的一个军镇。当时他出了一笔经费，雇了沙漠车，新疆考古所在1996年前后进去了一趟，找到了丹丹乌里克，得到了GPS的数值，但由于某些人从中作梗，考古工作没有能够跟进。1998年，有一个叫克里斯托夫·鲍默的瑞士烟草商，雇了几个测绘照相的人，组织了一个所谓“中瑞考察团”，找到了丹丹乌里克并进行了发掘。这是一个完全非法的“考古”。他写了一本书叫《丝路南道：沿着斯坦因和斯文·赫定的足迹前进》。2000年，我在美国亚洲学会年会的书摊上看到过这本书，我翻了翻，见是通俗的，没有仔细看。后来有一年我在香港集中翻阅西文的美术史杂志，在《东方艺术》杂志看到了鲍默写的他在丹丹乌里克发掘的文章。我吓了一跳，他竟然把斯坦因挖过的坑全挖了一遍，挖出了很多东西。鲍默再次到乌鲁木齐时，新疆考古所询问他东西的下落。其中有个于阗文的卷子，他说那是同去的朋友拿走的，他自己用高价买回来放在香港。新疆考古所的于志勇所长到香港把于阗文书拿回来，交给段晴解读。鲍默之前已经交给施杰我做了一篇文章，几乎是跟段晴的文章一起出来的。文书是一个放在臂上的护身符，于阗文的。另外一些小雕像等，鲍默说放在丹丹乌里克一个树洞里。新疆考古所随即进入遗址区，找到了鲍默说的地方，拿到藏在树洞里的文物。树洞旁边有一个佛寺，秋季的大风吹开沉积已久的沙子，露出了寺庙绘有壁画的墙垣。但是第一次去没有足够装备，于是2002年10月新疆考古所做好装备，再次来到那里，把佛寺清理了一遍，揭取了寺院墙壁上的不少壁画。

新疆考古所传给我一些照片，我对比出土文物，觉得新发掘的佛寺壁画是特灵克勒探险队拍摄过的佛寺壁画。我自己有一个和田文物的资料库，斯坦因把考察过的每个遗址标记得很清楚，我根据斯坦因的标记，每个遗址做一个档案，有十几个文档，每个遗址出的于阗语文书、汉文文书、雕像之类的资料，都放到相应的档案里。第一号就是丹丹乌里克，各个探险队的东西，都放到其中，比如特灵克勒，我一旦判定出东西是哪个遗址的，就放到相应的文档里。学术就是这样慢慢积累起来的。我写过一篇《丹丹乌里克的考古调查与唐代于阗杰谢镇》，把唐代一个镇各个建筑的功能全部解决了，哪儿是伙房，哪是睡觉的地方，哪是办公的地方，哪是拜佛的地方，全出来了。

我判断这座佛寺是特灵克勒挖过的，我去新疆的时候，拿着格罗普的《中国新疆和田的考古出土文物》去做比对，大体可以落实。现在还有一张做对比时的照片，我在翻书比对，右二是当时新疆考古所的副所长于志勇，右一是另一位副所长张玉忠，他是带队去丹丹乌里克主持考古发掘的，在我左边是考古所修复壁画的佟文康先生。桌上放着刚拿回来的壁画，还没有加固，现在在新疆博物馆或新疆考古所可以看到修好的壁画。对证之后，张玉忠先生拿出一叠报纸，说是在壁画底部的沙子里挖出来的。我一看，是《新苏黎世报》和《瑞士画报》，报纸里面包了一个固体火柴盒，火柴盒上一边写着“Please see inside”（请看里面），一边写着“important matters”（其中有重要的东西）。火柴盒里面是一张薄薄的名片，是博斯喀的，博斯喀应当是博斯哈德护照上的名字。名片背面用粗笔写着一段话：“To the poor fellow who believed to find something here we leave this papers with our kindest regards. E. Trinkler， W. Bosshard. 25-3-28.”翻译过来大意是：“向那些相信在我们留下这些报纸的这里会发现一些东西的可怜的后来者致以最良好的祝愿。特灵克勒，博斯哈德，1928年3月25日。”特灵克勒没挖着太多东西，他知道后边还会有探险队来挖，就给他们留点东西。由此可见，这个佛寺斯文·赫定挖了，特灵克勒挖了，鲍默又挖了，最后新疆考古所彻底做了考古清理。新疆的考古就是充满了故事，非常有意思！我回北京后，把《狂飙之地》英文本借出来，书里果然写了他们把报纸和名片埋入寺庙，上面一段文字是：“To the poor fellow who trusts that he will find something here， for his lonely hours， with kindest regards.”（向在孤独的时光里相信在此会找到东西的那些可怜人，致以最良好的祝愿。）文字有点不一样，可能是特灵克勒写书的时候或者从德文翻译成英文的时候稍微有点改变。这是和不莱梅海外博物馆藏品相关的后续故事，是以后的收获。

我在海外博物馆，还翻了一些古书，抄了一个目录，其中有《三礼通释》《程尚书禹贡后论》《皇朝一统舆地总图》《御赐剿平粤匪方略》《古今名人画稿》《增补事类赋》《木郎祈雨咒》等。我觉得海外古籍调查做的工作比我们做敦煌吐鲁番的人差远了。做敦煌吐鲁番的人，把能找到的敦煌、吐鲁番、和田、库车的，即使巴掌大的一个片都找到了，全部登记在案。但是海外古籍调查任重道远，比如与丝绸之路研究有关的海外针经，缺少人调查它们的学术价值。调查古书的人往往冲着图书馆，忘记了博物馆。博物馆的图书馆是一个非常重要又常常被忽略的地方。

海外博物馆的馆员还拿出很多画给我看，有一件题赵孟頫作。看了一大堆画，我也不懂，不知道这些画的价值，不知是真是假。另外，还有《唐贞观二十年残造像碑记》《宋大观元年造像碑记》。馆里还收藏了一个“孝圣慈宣康惠敦和诚徽仁穆敬天光圣宪皇后神位”，我回去后写信问研究近代史的人，得知这是雍正的孝圣宪皇后钮祜禄氏的牌位，应当是八国联军从太庙（今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抢走的。

在不莱梅，博物馆的馆员对我非常好，馆长接见了我。馆长说，这些来自中国的文物，我们帮你们暂存在这儿，一旦时机成熟，我们全部归还。但是其他的人未必是这样的态度。1990年代，德国国家博物馆馆长和英国博物馆馆长联合十七家博物馆馆长发表声明，说斯坦因、伯希和这些人是殖民主义强盗，他们抢了殖民地国家的宝藏。但是我们不为殖民主义强盗买单，我们的博物馆是世界性的博物馆，谁愿意来看，我们都好好招待，但是东西不能拿走，一件都不能拿走。

我在海外考察过程中，在很多地方跟相关人士探讨过文物回归问题。我在伦敦认识一个律师事务所的大律师，他娶了中国太太，我们周末经常一块儿玩。我把斯坦因旅行记里记录斯坦因跟王道士对话的两章给他看，我说你只看这两章，斯坦因拿敦煌的东西合不合法，如果打官司，按照英国的法律，中国怎样才能拿回斯坦因拿走的东西。他给了我很好的建议，他说中国可以成立一个专案小组，准备哪些东西，怎么跟英国的博物馆打官司等等。真的有一些非常好的人，他们说我们暂存中国文物，但是很多高层的人物不愿意归还。比如当初法国总统密特朗访问韩国时，韩国希望密特朗能够把一本国宝级的书归还给韩国。法国总统府向法国国家图书馆调这本书，图书馆馆长跟东方部部长说，我们的责任是必须看住这本书，有我们在，谁都拿不走这本书。某一天图书馆馆长和东方部部长都放假了，这本书就不翼而飞，由密特朗带给了韩国。我们是不是什么时候有机会跟英国说，英国图书馆的那本敦煌刻本《金刚经》能不能还给我们。还有如果查尔斯国王要来中国，中国能不能说，如果你要表示对中国人民友好，先把斯坦因的爵士称号取消。那个英国律师告诉我，如果不取消斯坦因的爵士称号，打起官司来，英国人的面子是过不去的。英国皇室因为斯坦因在中国探险取得的成果，授予他爵士称号。你要说斯坦因是盗贼，就是给英国皇室抹黑，第一步必须把他的爵士称号取消了；第二步等查尔斯国王来到中国的时候，请他把那本咸通九年《金刚经》带来。

（摘自《满世界寻找敦煌》，中华书局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