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的改变与中国的应变

今天中国要构建的世界观，更应是基于自己文化观、文明观的世界观。和合共生，和合天下，这更适合中国的调性。

在20世纪，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全世界都享有很大的“灯塔效应”。美国也是战后世界秩序的主要制定者。

20 世纪70年代末，中国改革开放，中美建交，迄今已近半个世纪。在此过程中，美国一直是我们推进现代化的教材之一，即使是 事件和次贷危机，也没有从根本上磨掉这本教材的光泽，只是不再那么闪亮。

但如今，美国之于世界、之于中国的形象，正在发生一些根本性变化，即越来越从正面走向反面。

冲击

自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对国际秩序、盟友体系的冲击是罕见的，甚至是颠覆性的。

美国的诸多盟友都对特朗普“朋友变流氓”之举感到震惊和困惑。他对关税时而加征，时而暂停；对乌克兰时而逼迫，时而支持；对联邦开支时而砍掉，时而恢复。变，就是他唯一的不变。

如果说特朗普还有哪些态度可以预判，那就是：在白宫内部，放任对个人的忠诚与崇拜；在美国之外，毫不掩饰对普京的祈求，积极寻求其支持。

对美国国内那些认为自己守卫着宪法，守卫着美国的传统外交政策及其价值观，守卫着经济运行基本法则的知识阶层来说，特朗普的言论和作为让他们焦虑、愤怒，却又无可奈何。

他们在媒体上公开发声，批评美国背离了北约、世界卫生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在国际上发挥的“关键的稳定作用”；他们质疑特朗普想把格陵兰岛、巴拿马、加拿大和加沙地带据为己有的“打砸抢”（指随意打人，砸坏东西，抢夺文件、物品，制造混乱的行为）和“地缘政治上的小偷”的行为；他们抨击特朗普是一台“巨大的敲诈机器”，他为自己的破坏行为欢呼，但对其代价却不以为意。

3月19日，穆迪首席经济学家马克·赞迪对媒体表示，特朗普继承了一个飞速发展的经济，他现在正准备“故意陷入衰退”，经济衰退的风险高得令人不安，而且还在上升。

赞迪说：“目前风险还不到 5 0 % ，但这确实取决于特朗普，取决于他的做法。如果继续推进他的关税计划，包括对其他国家的‘对等关税’，并且这些关税持续3到5个月，就足以‘把经济推向衰退’。”

比经济衰退更深层次的担忧是精神和文化层面。

在《纽约时报》上，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写道：“唯一能够摧毁我们力量的就是我们自己，通过滥用我们最珍视的制度，以及相互伤害。”

他认为，如果这样的状况持续4年，“我们的市场会因不确定性而陷入崩溃，我们的企业家会精神崩溃，我们的制造商也会精神崩溃，我们国内外的投资者都会精神崩溃，我们的盟友会精神崩溃，而且我们还会让世界其他国家也陷入精神崩溃。”

专栏作家大卫·布鲁克斯则写道：“西方 （暂时）结束。我们所说的‘西方’是一场始于公元前的对话—哲学家苏格拉底追寻真理，画家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体现慈悲，思想家约翰·洛克发展启蒙自由主义，哲学家弗朗西斯·培根开创科学方法。这是我们的遗产。在我们整个历史中，美国曾把自己理解为伟大西方事业的顶点。西方的概念在欧洲与北美的所有联盟和交流中被具体化。但特朗普的脑子里似乎没有‘西方’这个概念。特朗普正在切断美国与它的精神和知识根源的联系。”

底层逻辑

特朗普的朝令夕改、数据错乱、夸大其词，非自今日始，也不难识别，除非你认为诚信和言行一致不属于政治家的本质特征。

2018年我曾写过《特朗普“做生意的艺术”，把美国信用输得一干二净》一文，对其言行的风格不感到意外。但这两个多月，看到他精力如此充沛，国内国外推了那么多事，社交媒体上发了那么多内容，始终沉浸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行动状态中，我觉得也要跳出既有的思维框架，仔细思考其底层行为逻辑。

我的看法是，言行不堪的特朗普，很可能是一个清醒的美国领导人，是美国在这个时点上所需的变革者。如果你用世界秩序的维护者、民主的推动者等标准给他期望，那毫不现实。他是带着对美国自身问题的危机感进行变革的，对内对外都要变。外界习以为常的关于全球治理、秩序、价值观、美国和世界的关系等基本范式，在他那里发生了重大变化。

先看国内。在国会联席会议向参众两院发表演讲时，特朗普说道：“近100年来，联邦官僚机构不断膨胀，直至压垮了我们的自由，使我们的赤字激增，从各个方面抑制了美国的发展潜力。这个由开拓者和冒险家建立的国家，如今却淹没在数百万页的规章制度和债务之中。本应在10天内获批的事项，现在要花10 年、15年，甚至20年，最后还可能被驳回。”

所以，他上任伊始就“立即冻结了所有联邦政府的招聘，冻结了所有新的联邦法规，还冻结了所有对外援助”，希望“我的政府将从这个不负责任的官僚机构手中夺回权力”，而任何抵制这一变革的联邦官僚都将立即被免职。

再看国外。特朗普一直把美国的问题归咎于在外部吃了亏，在现有国际秩序下吃了亏，他要努力让美国不再吃亏。用他的话说就是：“几十年来，地球上几乎每个国家都在占我们的便宜，我们不会再让这种事情发生了。”所以他要打击非法移民，强化边境安全，对所有贸易伙伴升级关税贸易战，搞“对等关税”；

他退出了《巴黎协定》，因为“这个协定让我们花费数万亿美元，而其他国家却不用掏钱”；他也退出了“腐败的世界卫生组织”以及“反美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显然，特朗普对当“世界领导人”并无多少兴趣。凡是需要美国真金白银去维护的价值，不管叫“集体防御”“国际正义”还是“世界霸主”，他都要算算账，不划算就甩掉。美国的利益比什么都重要。如果某件事看起来对美国有好处，比如“买下”格陵兰岛，他才会考虑。他最在乎的定位是“美国最伟大的总统”。

上任仅仅43天，他就在国会殿堂上宣布：“我们在43天内取得的成就，比大多数政府在4年、8年里取得的还要多，而我们才刚刚开始很多人都说，我们总统任期的第一个月，是我们国家历史上最成功的一个月，很多人都这么认为。更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你们知道排在第二位的是谁吗？是乔治·华盛顿。”

特朗普看中国

作为一个以解决美国自身问题为主要导向、以“让美国再次伟大”为愿景的领导人，特朗普时不时就把中国作为参照物。

2024年8月12日（当地时间，下同），他在社交媒体上接受马斯克采访时表示：“中国的子弹头列车（高铁动车）速度快得令人难以置信，舒适得令人难以置信，而我们国家却没有类似的东西，甚至连接近的都没有。”

2024年10月15日，他在芝加哥经济俱乐部接受彭博社采访时说：“他们说中国是第三世界国家，但我们也是第三世界国家啊，你去看看底特律，再看看我们的其他城市，我们其实才是发展中国家。”“我们需要建设的地方比中国多得多了。我们远远落后于中国，你看看我们的城市都成什么了。”

2025年2月7日，他在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在40个国家的教育排名中，美国教育倒数第一，而人均教育成本却排名第一，“中国在教育方面就做得很好，再看看我们，我们每个学生的人均教育成本比他们多得多”。

看特朗普谈中国的一些视频，你会发现，记者问的是美国的问题，他回答时会主动拿中国做比照。与拜登政府的对华态度相比，特朗普更务实、更清醒，也更聚焦于经济。例如，在100分钟的国会演讲中，他7次提到中国，一处都没有涉及政治和意识形态，都是关税、投资等经济议题。

不能指望美国会改变将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的定位。2月21日特朗普签发的《美国优先投资政策》总统备忘录提出，发起针对中国强迫技术转让、不公平许可及知识产权政策的301条款调查，严格审查中国（包括香港和澳门）等外国对手触碰美国的关键技术和资产。该备忘录还歪曲说“中国企业还通过在美股上市、游说基金公司、吸引投资等方式，从美国市场拿到大量资金，间接支持中国的军事发展”。这种对中国的认识与态度是有延续性的，很难改变。

但在签发备忘录后，特朗普又在内阁会议上表示，希望中国赴美投资。他说：“我看到有很多说法，声称我们不希望中国进入这个国家，那是不对的，我们希望他们到美国投资，那是好的，有很多资金进来。我们也会投资中国，我们会和中国合作，我们和中国的关系将非常好但他们无法占我们的便宜。”

这又表明，美国并不打算割断和中国的经济联系，只是增加了很多限定性。

回顾15世纪地理大发现和新航路开辟后人类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该崛起的国家终会崛起，再打压也抑制不住。这个过程不可能风平浪静，对传统霸主和新生力量都是挑战和考验，都要过几道坎。有实力方面的坎、认知方面的坎、心理方面的坎、战略层面的坎、具体博弈层面的坎、国际关系和秩序调整的坎，最终达到新的均衡与合作。处理得好，形成均衡的代价少一点，于双方、于世界的阵痛少一点；处理得不好，也可能是极大的冲突、动荡甚至战争。

既然竞争和冲突不可避免，将其更多限制在经济范畴，而不是全面对抗，愈演愈烈，总是好事。

如何评价特朗普？

如何评价特朗普之变？其实4年后评价才是合适的时间，我对答案持开放性态度。

正如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曾说的，“美中任何一方的成功都攸关对方的利益。美国欢迎一个稳定、和平、繁荣的中国崛起，并在世界事务中发挥负责任的作用”，现在，我也希望特朗普的变革能让美国再次伟大。一个仍有超强实力和军力的美国，如果真的走向衰退、混乱和极化，对世界绝不是福音。

在我看来，美国可能是世界上最后一个霸主，之后天下无霸。在力量多极化尤其是中国崛起的背景下，再没有谁有条件独霸世界。谁想过多、过深地介入各国事务，都要特别小心地计算成本和后果。至于世界会不会因此变得更稳定繁荣，那是另一个命题，不过，我们希望如此！

对特朗普之变，我大致有如下判断：

1.旧秩序、旧体系（现

有国际体系）正在动摇，新秩序、新体系尚不明朗。世界会不会重回丛林法则，还是在人类共同的挑战面前，仍能保持基本共识，携手并进，还有待观察。

2.由于国家力量、国家自我认知的变化，任何一种世界秩序都会变化。今天美国主动“退群、背盟”的事实说明，做好自己的事，比管别人的事重要。自强者才能恒强。

3.特朗普看到了美国的问题，他并不遮掩而选择变革，是一个有勇气的人。是变革成功重振美国，还是在一场“大革命”后变得更糟，这是美国人民才能决定的事。美国有极强的自我调整能力，但日益的分化也让任何变革都不容易。

4.特朗普也看到了世界的很多问题，他的基本态度是“美国优先”这一“光荣的孤立主义”，为此希望世界太平一点，让美国的付出少一点，而生意机会多一点。他基于美国的利益和成本考虑看世界，而不是基于世界的需要看美国。借用托马斯·弗里德曼的评论，“他从未有条理地论述过当今世界的重大趋势，以及如何让美国顺应这一趋势，从而在21世纪蓬勃发展”。

我相信特朗普能解决一些问题，但如果沿用那种简单化的孤立主义，很多问题也还是解决不了。

就经济而言，特朗普“不再吃亏”的思维贏得了广泛民意，但不少做法可能事与愿违。在拜登时代曾任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的布赖恩·迪斯最近在一篇文章中说，长期增长和提升美国人生活质量的能力，取决于它能否大规模建设，而特朗普政府所追求的经济政策可能阻碍建设热潮：关税推高了建筑和制造材料的成本，政治及经济不确定性限制了投资，大规模减税进一步扩大赤字并推高借贷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