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因为这个学科的局限性就躺平不干了”

李婷（以下简称李）：黄老师，您1935年出生于福州的书香世家，1950年参军，1955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您既从军又从文的经历，在现代文学研究界还是不多见的。您为什么参军？从军的经历对您以后从文有帮助吗？

黄修己（以下简称黄）：中国革命的特点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所以从军又从文的人在文化界、学术界还是很多的。沈从文名“从文”，不是也从过军吗？我同届的同学中参过军的也有好几个。我参军时福州刚解放，许多知识青年在革命胜利热潮的激荡下加入革命队伍。我曾写过一篇小散文讲这一段经历，题目就叫《革命就是唱歌跳舞》，看这题目就知道那时我对革命充满罗曼蒂克的幻想。不过这一段经历对我还是非常重要的。刚入伍时还不满15岁，完全是个小孩，啥事不懂。而身边的人都是从枪林弹雨中冲杀过来的。他们原先多是北方农民，绝大多数也不识字。这使我深深体会到毛泽东论述的“中国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的道理。在五年多的一起摸爬滚打中，也在互相的思想矛盾冲突中，我熟悉了他们的思想性格、情感愿望，这对后来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肯定大有助益。后来我离开部队回到学校读书，是因为我从小就耳背，不适于在部队发展。

李：您1955年至1960年在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有人发现文学研究界的“1955级现象”，即不少大学中文系的1955级人才辈出。就拿您所在的北京大学中文系1955级来说，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就涌现了谢冕、孙玉石、张炯、孙绍振、张毓茂等知名学者，当然还有您。您觉得您这一级学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出了那么多人才？

黄：1955 年入学的大学生中的确出了不少人才。北大中文系1955 级很有名，据说是“文革”前中文系最优秀的一个年级。我到中山大学后发现系里的一些骨干教师，也多是中大1955 级的。其他学校是不是也这样，我就不了解了。我只能就北大中文系1955 级的情况说点自己的认识。

我听说从那一年开始招生是依照高考分数的高低来录取，派出招生的人员回到北京后，都很得意，都说今年招来的学生专业水平高。这一年的优秀生比较集中可能有点偶然性，偶然中也许包含些必然性。1955 级学生的入学年龄以1935、1936 年出生的为多。就是说他们大多在民国时期读完了初中，多数人在新中国完成高中。可以说他们是民国最后的中学生，那时中学的教学质量还是很好的。我读书的学校是省立福建师专附中，师专是今日福建师大的前身之一。附中教师多由大学那边的教师来兼任。我的语文老师后来是福建师大古代文学教研室主任，我的美术老师也是师大的教授。而且在时代更迭中，中学教师队伍的变动很小，福州解放，我们学校的老师全留下了。新中国成立初期一片新气象，大家都相信国家会强盛起来，教师教学的积极性较高。所以那一段时间培养的中学生文化基础还是比较好的。这样，高考的生源就比较好。

那时刚刚经过院系调整，北大中文系是北大和清华、燕京三校中文系合并而成的。后来又并入了王力先生主持的中山大学语言学系，师资力量可谓空前雄厚。在教学上则全面学习苏联，北大中文系的学制从这一届开始改为五年，最重要的是课程做了调整，严格按计划开课，实行“三基训练”。所谓“三基”指基础理论、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基础理论包括马列主义基础、政治经济学、哲学、美学、文艺学、语言学等；基础知识包括中国通史、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东方文学史、俄苏文学史、汉语史、中国古代文艺思想史等，其中中国文学史要学四年；基本技能包括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外语、逻辑学、语音学、要籍解题等。这些都是必修课，都由教授讲授。高名凯讲授普通语言学，魏建功讲授古代汉语，周祖谟讲授现代汉语语音、词汇，朱德熙讲授现代汉语语法，王力讲授汉语史、诗词格律，游国恩讲授先秦两汉文学，林庚讲授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文学，吴组缃、吴小如讲授宋元明清文学，季镇淮讲授近代文学，王瑶讲授现代文学，杨晦讲授古代文艺思想史……考试方法分为考试和考查两种，记分法也改为五分制。在教学方法上除了教授授课，还增加了由助教主持的练习课。练习课的内容除了质疑、答疑，主要是检查学生学习情况，作为考查的成绩。而考试则完全用口试，由老师出考题，范围包括所有的讲授内容，用抽签的方式由学生随手抽出一签。如果愿意回答，就可以到另一间教室准备半小时后回答教师，回答过程中教师还可以提问。然后当场给分，记在学生自己保存的“记分册”上。抽到的题如果不能或不愿回答，可以重抽，不过重抽的题，答得最好也只能得到四分。这种严格的制度和方法，使考试很紧张，每学期最后两周考试，这期间都由学校补贴学生的伙食费，天天有鱼有肉，保证大家的健康。

1956 年1 月，1955 级学生入学不久，中共中央召开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青年学子也大受鼓舞，勤奋学习成风。紧接着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提出了“双百方针”，学生思想也非常活跃，这都有利于人才的成长。1955级学生赶上了这难得的机遇，这个年级后来成才的较多，离不开当时的环境。

李：1958 年暑假，你们年级同学曾集体编写“红色文学史”，您负责魏晋南北朝文学小组。这部书在当时影响很大，有人认为集体科研的锻炼才是你们迅速成长的原因，称你们是 “在战斗中成长”，并作为重要的办学经验。您赞同这种意见吗？

黄：1958 年暑假，我们年级三十多位留校的同学用一个多月的时间编写出七十万字的《中国文学史》。此书的出版轰动一时，因为用了红色的封面，被称为“红色文学史”。后来又修改成一百二十万字的四卷本。北大中文系1955 级名噪一时。此后，集体科研成了我们的主要任务。有人认为1955 级出人才，是因为集体科研的锻炼，肯定这是一条人才迅速成长之路。时至今日，我们经过反思，逐渐认识到当年的错误。

李：您毕业留校任教，本是分配到文艺理论教研室。那么您是如何走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之路的？在20 世纪60 年代初期，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风云密布，道路逼仄，这一时期您有没有后悔踏上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这条路？是什么支撑着您的学术信念？

黄：就是服从组织分配。那时实行计划经济，1955 年招多少学生（五年制）是根据1960 年的需要，到时由国家分配。所以上了大学就是国家干部了。至于分配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就不能全由自己的意愿了。所以被分到文艺理论教研室后，因为现代文学教学缺人，我二话没说就立即转行。到现代文学教研室后，就慢慢知道它的局限了。中文系流传：教古代文学的看不起教现代文学的，教现代文学的看不起教当代文学的。我也听到有的同行说：这一辈子就研究一个作家，值得吗？的确，现代文学时间短，成就高的少，如果只“宅”在这一阶段的文学里，就难有大的成就。王瑶先生说过，只研究现代文学是成不了渊博的学者的。虽然如此，我们学科的同行们还是坚持做好本分工作，不断出成果，开辟新路子。学科的局限性是无法改变的，大家也在思考这个学科的出路。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学科的局限性就躺平不干了，会改变的。

李：您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最初的成果是赵树理研究，赵树理是在华北解放区成长的农民作家，而您的家庭出身和个性气质与赵树理差异很大，您为什么会选择这样的作家开始您的研究之路？您觉得研究赵树理有什么价值，又有什么甘苦？

黄：我研究赵树理有偶然性。1960 年毕业留校做了王瑶先生的助教。历来的规矩是教授讲课，助教辅导。后来这传统被打破了，鼓励青年教师上讲台。王先生正给1959 级授课，就要我接着讲。我只答应讲一堂课，按教学进度正好要讲赵树理。不久，吴晗先生主编《语文小丛书》，要我们认题，我就把讲稿整理成一本小册子，就是《赵树理的小说》，第一次印刷的10 万册很快售罄，立即加印。不久，赵树理成了“写中间人物”的代表作家。接着，赵树理在“文革”中遭“四人帮”迫害致死。“四人帮”倒台后，朋友们就说“你应该写一写赵树理”，这也是我的心愿。我是怀着对被迫害冤死的赵树理的思念来研究这位农民的忠实儿子的。

的确，我从生活情趣、思想个性等方面与赵树理都不很相近，但这不影响我对他的研究，也许保持一定的距离还有利于考察、审视自己的研究对象。现代文学史上南方作家把北方生活写得好的很多。阮章竞是广东中山人，他的《赤叶河》写的是北方农村变革，在新歌剧创造上，地位仅次于《白毛女》。他的长诗《漳河水》也写的是华北农村生活，还非常有艺术个性。草明也是广东人，她的代表作、小说《原动力》写的却是东北发电厂的工人生活。欧阳山是湖北人，年轻时也在广东生活，他的长篇小说《高干大》写的是陕北农村生活。我对这部小说评价很高。这样的例子可以举出很多。如丁玲、周立波都是湖南人，而《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写的是河北农村，《暴风骤雨》写的是东北农村，用了大量东北农民的口语。这些事例都说明不同地域的人的思想沟通并不是太困难的。比较而言，作家描写他不熟悉的地区的人物，要把人物写活了，比起批评家、研究家评论作品的成败，要更困难一些。但是，和作家一样，批评家也须深入生活，否则你对作品所描写的生活的体验还不如作家深刻，你凭什么对人家评头论足。为了写《赵树理评传》，我去了几趟山西，这里是赵树理的生活源泉，就是你所说的“赵树理的世界”。我不但为了收集第一手的资料，还为着亲自感受这里的生活，考察这里的自然风光和人文景观，拜访与赵树理有关的各类人物，从省里的领导到普通的农民群众，颇有收获。在《我说山西好地方》一文中，我已有比较详细的记述。而且我对北方农民的了解多少还有些积累，我入大学前曾在部队工作过，我所在部队的指战员大多是北方农民出身，大多是文盲或半文盲。我和他们共同生活五年多，可以说比较了解他们的思想情感、理想愿望。这些都是我研究赵树理的有利条件。批评家、研究家也要争取机会深入人民的生活，光靠书本是不够的。

延安文艺整风后，赵树理的创作在解放区被视为“方向”，在20 世纪五六十年代，赵树理与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并列为五位当代语言大师，那个时候赵树理研究是热门。到了“后文革”时期，受到时代思潮的冲击，现代文学研究界来了个文学大师的重新排位，就连茅盾也被排除出去了，一些原来高评赵树理的人也来否定他的创作了，赵树理研究便从显学变成冷门。我不喜欢这种“随风飘”现象，曾发表《总也忘不了他》《赵树理研究的当代意义》等，阐明这位从农民中成长的作家在文学史上的特殊意义。随着时代的演进，人们的审美观发生变化，这是很正常的，个人的文艺喜好也应该被尊重；但赵树理独创性的现代文学语言，他对文学史的贡献，功不可灭。傅雷的审美高度没有人怀疑吧？他既能发现、赞扬张爱玲的《金锁记》，也能肯定、欣赏赵树理的《三里湾》。这很值得我们学习。

李：“文革”结束后，您在“1936 年‘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中发表《错误的结论就是要推倒》《鲁迅的“并存论”最正确》《在论争中结束和没有结束的论争》等，令人瞩目。您在这次讨论中有哪些收获？有什么感想？对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复杂性有何认识？

黄：“文革”结束后，大学开始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现代文学学科是“文革”中的“重灾区”，为复课亟须拨乱反正，特别是怎样正确评价1936年左翼文艺内部因应形势的变化而出现的“国防文学”“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论争的是非，这需要重新讨论。这个问题还牵扯到文艺界两派人的历史恩怨，有其复杂性。于是北大、北师大、北师院（今首都师大）三校的同行，决定举行三次会议来讨论这些问题。我们在高校工作的教师对文艺界的宗派情绪缺少直接的感受，“两个口号论争”问题本应关起门来自己讨论，但消息传了出去，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于是不但开了门，还主动邀请当事人来参加。

这件事本来只是北大、北师大、北师院（今首都师大）三校同行为复课而联合举行的关于怎样评价20 世纪30 年代文艺的讨论。讨论的是历史，却跟当时的现实关系紧密。30 年代的左翼文艺运动，一开张就拿鲁迅开刀，后来形成了亲鲁迅的“胡风派”、与鲁迅有矛盾的“周扬派”。这是人所共知的。“文革”中周扬等一批文艺干部因为在1936 年“两个口号”的论争中提倡或支持“国防文学”，被认为执行了王明路线而遭到迫害，这时正在寻求拨乱反正、洗雪冤案。而他们中有的人在“反胡风”“反右派”中也参与整过胡风、冯雪峰等人。这样，讨论“两个口号论争”的是非，牵扯着两派的历史恩怨。我和严家炎去请周扬。周扬说：你们讨论“国防文学”不就是讨论我吗？我怎么能去！他采取回避的态度，但还是表达了自己的认识。那天天气较冷，他穿了一件呢大衣，说：客观政治形势变了，我们的政策就要随着变化，好像今天天气冷了，就要换件厚点的衣服。说着用手扯了扯大衣。袁良骏分工去请聂绀弩，聂绀弩一口答应了，说是很感兴趣，一定去。可是当他送袁出门时，夫人追了上来，说：坚决不去，我绝不会让聂绀弩去。结果聂绀弩没有来。讨论“两个口号”问题时来的有李何林、夏衍、周立波、沙汀等。有人因为支持过“国防文学”而在“文革”中受到过迫害，于是有气要出，发言不免情绪化。这样，讨论公开化了，想要说话的人不少，大家感到言犹未尽，就有了后来兰州、厦门的大型讨论会。这些会上主要是中青年人发言。作为晚一辈研究者，上一辈的恩怨本来与我们并无瓜葛，完全可以超然些、客观些，有的人却也挺有情绪，看得出来上一辈的“派性”已经传染给下一辈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