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重写、逼近历史与打造经典

关键词：黄修己重写文学史打造经典

如果从代际划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至少经过了四代人的不断努力，黄修己先生无疑是第二代学人中的杰出代表。多年以前，黄修己先生曾对每一代的历史际遇、知识结构与精神人格进行了体贴入微的深入分析，谈及第二代学人，他指出这一代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大学毕业，身上具有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朝气勤奋的学风、认真负责的精神与献身事业的品德，清醒地意识到这代学人由于知识结构上的片面性与长期政治运动所造成的“左”的思想的影响，极大地损害了他们的学术。作为承上启下、继往开来的第二代学人，黄修己先生认为“由于这一代人处于新文学史学科的建设初期，他们大多为编纂各类新文学史著投入过很大的精力”。这是对第二代学人历史功绩的概括，也是黄修己先生自身学术研究的真实写照。这代学人有极为强烈的学术使命感与浓重的现代文学史著述“情结”，就黄修己先生而言，文学史写作几乎贯穿了他整个的学术研究进程，从1984年个人独著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到1988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从1997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重版到2008年的《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修订第三版，这期间他还主编出版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等教材和专著，正如一次访谈题目所言“他在不停地重写文学史”b。黄修己先生是第二代学人的典型代表，本文通过对黄修己先生文学史著述的个案研究，不仅可以探寻黄修己先生自身的学术历程，考察现代文学史重写背后的复杂动因，也可以进一步体悟第二代学人的学术贡献，这对促进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成熟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新时期个人独著文学史的开山之作

新中国建立以后，中国现代文学史成为一门新的学科，依照国家统一的教学计划，被列入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的一门必修课程。除了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丁易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略》以及张毕来的《新文学史纲》等仅有的几部个人独著之外，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大多是有组织、有领导地集体编写的。直至80年代中期，黄修己先生《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的出版，开创了新时期个人独著现代文学史的先河。

黄修己先生在《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后记”中谈到了该书的编写目的与出版契机：“本书编写的目的，在于向青年朋友们简要地介绍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情况，提供一点学习这门课的线索。恰值编者接受了为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主讲《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任务，于是顺便将它作为电大的教材，一举两得。”现在的读者对于80年代盛极一时的电大教学形式可能早已陌生，但当时在全国确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培养了数以万计的人才。正是得益于电大授课的广泛性，《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初版发行就高达到四十万册，这在当下的出版界是难以想象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的编纂出版不仅得到了当时学界普遍良好的反响——有人称其是“一部具有创新精神的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有人喜爱“它的继往开来的精神”与学术“勇气”，有人指出这是一部“像‘史’的史”……而且书中许多论点及精辟分析仍然受到当下学者的认同，认为《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显示出一个文学史家过人的艺术判断力”，“是真正的文学史家的写法”。

这部受到普遍赞誉的个人独著现代文学史，相较于当时的文学史教材，之所以能够“使人有一新耳目之感”，首先在于编纂体例的革新。中国史学历来重视史书体例，体例不只是史学叙述的外部形式，实乃关乎史书的内部组织结构和表述要求，体例也关系到史书质量的高低。刘知几认为：“史之有例，犹国之有法。国无法，则上下靡定。史无例，则是非莫准。”《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将作家作品、文学社团流派、文学现象与思潮等置于中国现代文学发生与发展的历史中进行论述，在每一编中借鉴王瑶《中国新文学史稿》的体例，将作家作品整合在相关文体中进行介绍，每一章下面尽管没有再细化分节，但都以钩玄提要的方式将所讲解的主要内容展示出来，这种著史体例基本遵循了文学史发生与发展的客观轨迹，提供了较为清晰的现代文学历史进程的演进脉络。这种著史体例不但打破了当时作家论汇编型文学史普遍盛行的局面，也为此后写作《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做好了铺垫。

其次，《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以开放的历史态度扩充了现代文学史的新的内容。经过20世纪70年代末的拨乱反正，之前现代文学史教材上没有提及的作家如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张爱玲等进入《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将这些在文学史上具有自由主义倾向且有一定影响的作家写进文学史，这不仅预示出文学史观念的变革，也显示出一个文学史家阔达的学术胸襟与敢于直面历史的学术勇气。黄修己先生曾回忆他参加九院校编写现代文学教材时一起讨论的情景：“老师们在一起讨论，一大堆问题拿不定主意：沈从文能不能写？周作人能不能写？徐志摩能不能写？嗬，问题都来了。尽管打倒了‘四人帮’，但仍然心有余悸啊！我就对九院校的朋友讲，说不定有一天专案组又会穿梭于我们之间，你们就把问题都推到我的头上，一个人倒霉总比大家倒霉好。”历史不会重演，思想解放的潮流日渐冲决长期以来禁锢现代文学史写作的极“左”思维的堤坝。那些一度被冷落或受到批判的作家进入文学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的新亮点，这一个个点的增加孕育了此后现代文学史写作总格局的变动。难能可贵的是，在当时的历史语境中，《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对于那些重新入史的作家的评论客观而中肯，现在看来也依然能够经受住文学史的检验，比如对20世纪20年代以李金发为代表的象征派诗的分析：“新诗中产生象征派诗，这并不是某些诗人餍足之后在百无聊赖中做做文字游戏以自娱。恰恰相反，倒是因为社会黑暗，一些知识分子感到生活不安、前程渺茫，产生悲观颓唐的心情，接受了西方世纪末情绪和现代派文学的感染，便在诗的创作中加以表现。”

最后，《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善于对大量的文学现象进行客观的梳理与体贴入微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概括与命名。王瑶先生曾经指出：“文学史必须分析具体丰富的文学历史现象”，“文学史要求通过大量文学现象的研究，抓住那些最难体现这一时期的典型现象，从中体现规律性的东西。”《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的理论概括处处可见，仅对于小说创作而论，如对创造社作家“寄托小说”的命名、对左翼作家“愤激小说”与“幻灭小说”的概括、对解放区新章回体小说“新英雄传奇”的总结以及对40年代国统区“回顾性小说”的提出，都是发前人所未发的精辟之论。这些概括与总结有的已经成为文学史的公论被大家一致接受。黄修己先生著史的理论功底与概括能力得益于他多年来文艺理论方面的修养。20世纪80年代初期在文学研究界兴起的“方法热”也深深影响了他，他曾经以借调的方式在深圳大学任教半年，就是因为当时新建的深圳大学图书馆收藏了大量港台版的文艺理论书籍，借此细节也可看到黄修己先生读书的范围和理论兴趣。

相对于集体编写的文学史教材，个人独著的文学史更能够发挥作者的学术个性，述学语言也能够较好地保留全书的统一性与连贯性。集体编写由于分工所限，各自为战，对于自身编写的部分或许较为熟悉，但很难顾及作家之间、作品之间以及文学思潮之间的内在关联，而个人独著则是胸中有全局，在不同阶段的历史叙述中可以随意腾挪，发生关联，不同作品之间也可以比照分析，使文学史各章节部分血脉相连，成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有机统一体。黄修己先生也很清醒地意识到个人著史的优长：“《简史》由一位作者贯穿到底，便容易产生一种史的眼光。”“一部书从头到尾由一人来贯通，就容易作为整体，从前后比较中看到变化，从彼此对照中显示特点。因此，讲这个作家时，照应到别的作家，说明互相的联系、发展，有助于加强分析的深度。”

黄修己先生能够在80年代初以一人之力出版现代文学史，接续了间断近三十年的个人编史传统，是他长期阅读积累、身在教学第一线的实践结果。即便在“文革”时期，黄修己先生也会躲进北京大学外文楼上一间小小的旧期刊阅览室里看书，常常是三位馆员陪着他这一位孤独的读者，寂寞地度过了许多时日。正是在这甘愿坐冷板凳的寂寞中，他浏览了北京大学馆藏的许多现代文学期刊，从中发现了现代文学丰富生动与复杂曲折的历史。《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的出版既是对当时学界拨乱反正成果的吸纳，也是黄修己先生长期阅读第一手报刊文献，认真积累与深入思考的产物。

当然，作为个人独著的现代文学史，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及学术环境，《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尽管也及时汲取了最新的研究成果，力图在现代文学史的一些“点”上寻求创新与突破，但有些地方的语言表述依然存在着极“左”时代遗留的痕迹。如《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对《学衡》派的表述：“新文学取代旧文学大势已定之后，仍然有人妄图作垂死挣扎”，“以为穿上洋装便可抵挡住新文学的潮流”，“他们的出现反映了封建势力在‘五四’高潮过后对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的反扑。”如果比照此后《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表述，可以明显看出前后述学语言的演变：“《学衡》《甲寅》均属于文化保守主义，当文学革命高潮将退，他们的批评带有反思“五四”的意义，对激进的、极端的态度本应有一定的制衡作用。但历史上的实际是他们并没有起到这样的作用。”或许正是意识到时代语境对于文学史书写的限制，重写文学史便成为必要的事情了。

《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三个版本：不断重写文学史的文学史家

《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出版以后，考虑到学生自学的需要，黄修己先生将《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没有得到详尽分析的作品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修订更名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并于1988年出版。正如著者所言：“这部书保持了《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的总格局和特点；体例上做了调整，适当集中了一些可以集中的作家，加强了创作分析。”比如对周作人散文的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的评述相对简略，只用了两页的篇幅，而《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第一版则将周作人和语丝派散文放在一节，用了近八页的篇幅进行论述，不仅在内容上大大丰富了对于周作人散文的文本分析，在对周作人散文审美与思想价值的评价上也大大提升。《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对周作人小品散文的批评较多，诸如：“这种闲适隐逸的情思，只能起到引导人们脱离现实、玩物丧志的作用。这些小品文已经很少有‘人间烟火’味了。”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首先对周作人思想价值的评价进行了总体定位：“从思想上看，周作人散文的基本倾向与新文化运动的战斗者们的作品是一致的。”再对周作人思想价值的各个层面进一步展开论述，如“批判保存国粹和各种复古倒退的思想”，“同情受压迫者，而以特别的关注给予弱小的妇女和儿童”，等等。对周作人小品文的评价更为全面，也更为认同：“这类小品往往带有知识性、趣味性，用淡雅清逸的笔调，从容舒缓地描述小题材，寄寓着一种清闲优游的情趣，也表现出对生活的广泛的兴趣和细致的观察，对现代散文的题材、样式，也是一种开拓”，“不少小品把乡里民间的俗事引入大雅之堂，倒能引起人们对生活的兴趣，潜移默化地培育对生活的爱。有的则有助于人们增长知识，或触发人的求知欲，或可供在较为高雅的文化气氛中消遣。”

再如对沈从文小说的分析，《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用了四页的篇幅，而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的内容分析则扩充了一倍，如增添了沈从文以“乡下人”的眼光对“现代文明”的批判，《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没有提及的《萧萧》《新与旧》《丈夫》等作品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被提及与分析，还增添了对沈从文所建构的“理想世界”的分析，对沈从文描写湘西少数民族原始生活的传奇类作品的分析得到强化。在对沈从文的分析上，明显可以看到黄修己先生对当时沈从文研究的新成果的及时吸纳。尤为重要的是，黄修己先生增添了对作为“文体家”的沈从文语言的总结与概括：“沈从文笔下多数篇章的语言，是素朴的、洁净的，他着力运用这样的语言进行描绘。写景，有鲜丽的色彩；写情，也丰腴饱满。他还常常变换着各种体式，结构多变，不拘一格，显示了摸索使用不同角度和笔法写作，自觉地‘求差’的效果。”现在看来，这样客观平实、体贴入微的分析也是恰如其分的。

从《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到《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虽说只是4年的时间，但这4年间，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走向深入，社会思想解放的进程也大大加快。在这样的政治文化语境中，黄修己先生的思想认识与文学史观念也发生了一些变化与调整。这些变化与微调，从章节目录上可以清晰地呈现出来。就绪论而言，《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主要讨论了“中国现代文学发生的国际背景”“现代文学的性质、范围和发展线索”以及“现代文学的分期”等，而《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绪论则调整为“始于思想革命，在政治革命高潮中发展”“与世界文学潮流汇合”“沿着回旋的路线向上运动”，在绪论中指出1949年并非现代文学的终结，而是现代文学的起始。这种文学史观念将中国现当代文学视为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整体，也暗合了当时学界提出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的整体观念。《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在具体的章节上也改订了《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的叙述，如《中国现代文学简史》第一章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放在一起作为章节的标题，而《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直接用“五四”文学革命作为标题，将新文化运动作为第一节“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编凸显了“思想革命”的历史背景，将《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第二章第二节“在批判封建主义中诞生的议论性散文”改为“与思想革命同生的散文”，把“思想革命”作为统领第一编“现代文学发生期”的写作线索，既呼应了绪论，也凸显了新文学历史的发生缘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