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著作与一个学人

关键词：黄修己《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治学特色

黄修己先生是“中国现代文学学术贡献荣誉奖”的获得者，他在赵树理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史研究等领域均卓有建树。其中，《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以下简称“新版《编纂史》”）是黄修己先生学术成熟期的硕果，最能代表黄修己先生的学术水准。可以说，这部著作蕴含着黄修己先生的几乎全部学术密码，一方面，这部著作对诸多学人的学术著作进行了评骘，从黄修己先生的品评中不难窥探其学术理念；另一方面，要求别人的，自己也要做到，这部著作同时也践行了黄修己先生自己的学术理念。

对于这本著作，之前学界已经有所关注。樊骏率先评论过此书，他结合学术史的编写原则问题，剖析了该书的得失，观点犀利准确。不过，他评论的是1995年出版的第一版《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由于新版《编纂史》对旧版做了较大幅度的修改，故樊骏先生的有些意见便失去了针对性。笔者和王金玲曾以史学视野考察此书，从史学、史识、史才、史德四个方面总结黄修己先生的治学风范，但因局限于史学视野，所论可能不够广阔。梁苑、张挺玺对此书的新旧两个版本做过比较，他们从形体、架构和内容等方面分析了新版《编纂史》对旧版的优化和更新，但是，其研究重点主要是集中于两个版本之间的不同，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以上研究虽然取得了一定成果，但仍留下了继续探索的空间。本文试图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以新版《编纂史》为案例，归纳黄修己先生的治学特点并总结其启示意义。

路径

做学问究竟是从“论”开始，还是从“史”（掌握、积累材料）开始，这是学术研究的根本问题。从“史”出发，注重的是收集、整理史料，在这个过程中总结、归纳，由此形成理论；从“论”出发，注重的是从某种现成的理论着手，将其置于史料中去检查、验证，最后得出结论。

对这两条治学路径，黄修己表面上持开放态度，他认为：“从思想开始，或从史实开始，这两条路线都是允许的：只要从史实入手的能不被史实所淹没，能注意消化、提炼、抽象、升华，由此而产生出理论；从思想开始的能十分尊重史实，小心求证，既能够经过证明而肯定、丰富某种思想观点，又敢于把不能得到证明的思想否定掉或修正之。那么，通过这两条不同的思路，研究家、编纂者都有可能接近历史的真实，做出比较切合实际的评价，提出比较可靠的结论来。”黄修己先生没有明确肯定、推崇某一种，否定、反对另一种，但事实上，黄先生还是有所偏爱的。他在新版《编纂史》中评骘他人著作，往往关注其治学路径，从其评语中，不难发现其倾向。

比如，他这样评价孙玉石先生的《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依靠大量史料，经过充分论证所建构起来的历史，是坚固可靠的。……由于是‘第一步’的建构，可以从中看出作者筚路蓝缕创建开辟的艰辛，那许多材料绝非到了需要的时候再去寻找所能突然发现的。要长期坐冷板凳，做有心人，留心着，一点一滴地积累着，只能用慢功。作者自述成书经过了‘马拉松式的劳作’，他的工作可以淘金比之，要从大量的沙土中不断地淘洗，方能洗出非常少的一点真金。非常的辛苦换来的哪怕是一点点的收获，都是十分珍贵的，也如金子般闪光耀眼。《诗潮史》所用的材料，很多是以往没有人用过，只能是作者自己收集得到的。现在不少论著的资料是抄过来抄过去，被用滥了的；而孙著中最重要的用以证明的材料，很多是自己发现，第一次使用的。”黄修己先生高度肯定孙玉石先生在《中国现代主义诗潮史》中所做的材料工作，认为这是孙著“最鲜明的特色”，有着“无可取代的价值”。在此段评述之后，紧跟着的是黄修己先生对孙著中理论工作的评价：“《诗潮史》中也用了‘现代性’的概念，但似对说明问题并无太大帮助，显得是外加上去的，给人的感觉好像是用了象征的方法就是‘现代性’，就是有‘现代意识’，凡现代派的诗就是‘现代性的流派’。如果不用这一新概念，按习惯用‘现代化’，其实亦无不可。这类理论上的说明、阐发，非孙著之所长。”黄修己先生对孙玉石先生用“现代性”这一外来概念来套中国新诗史并不满意，认为这对说明中国新诗并无太大帮助。黄修己先生肯定的是此书的实证方法，认为实证方法引出的理论比“现代性”这一时髦的外衣更为坚实：“作者坚守的是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实证的方法，最看重的就是力求论证充分，使每一个观点都有事实根据，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该书的描述、证明、归纳、概括、整理都做得很不错。这不是说书中就没有理论了，有时把事实弄清楚了，历史自身也会说话。事实的背后会隐藏有理论问题，若隐若现的，只要人们轻轻一拨拉，它就露出来了。因为有着坚实的事实为依据，这种从事实引出的理论，往往比纯粹外加上的时髦货要坚实得多，因为它是客观事实的内在所固有的。

黄修己先生自己做学问，选择的路径，是从史出发，而不是从论出发。他总是先博览群书，掌握大量史料，再整理心中所得的初步印象，提出对史料的具体看法，然后进行概括和归纳，进行阶段性的小结，最后再通观全局，总结其规律和特点，并进行理论的深化或提升。这种治学路径，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的写作中有明显体现。两版《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一部分是“1949年以前的编纂实践”，第二部分是“1949年以后的编纂实践”，这两部分主要是梳理1949年以前和1949年以后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黄修己先生细读了每一部史著，并分阶段概括这些史著的特征。到了第三部分，再做历史总结和理论提升，走的是“由史出论”的道路，而不是先提出一个理论，“以论带史”，用史料来证明这个理论。

黄修己先生的这种路径选择，来自对实证学术传统的继承。黄修己先生说：“我们的老师都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成长的，不管是老北大的，还是清华过来的，都坚持实证的方法，并且传授给我们。如果我们能有成功之处，绝对得益于坚持实证方法。”不过，在现代文学研究界，实证学风一直以来不占上风j，选择“以论带史”治学路径的，一直是主流。黄修己先生对此颇为感叹：“今日社会上包括学术界普遍的急功近利的心态，不允许按部就班地从一条条史料的收集入手，去逐渐形成自己的观点。而趁着对外开放，西方学术思潮涌来之机，搬用西方理论，打起‘先锋’的旗号，哪怕是一知半解也无妨，拿几条中国的例子作为装点，就能快速地有‘成果’，而且宣告这是最新潮的，显示自己在学术上的领衔地位，这就是为什么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文学论文上外国人的名字多了，出现‘名词爆炸’，有的文章非常难读的原因。但这是一条捷径。好处是从西方寻求新的理论资源，有利于打破单一的理论思路，有的人做得比较认真，对传播西方文论、开阔人们的眼界，起了好作用。只是由于急于求成，不仅好的成果很少，更造成了不良的学风。”为什么会这样呢？其实不仅仅是时代风气，也还有内在的原因，就是从史出发做研究难度太高。正如严耕望所说：“抓住一种理论模式来研究问题，工作上要简单容易得多。因为先有一个架子，再找一些材料往上敷砌，就不难。而传统治史方法是要空荡荡地毫无一点预先构想，完全凭些散沙般毫无定向的零碎材料，自己搭起一个架子，自成一个体系。更明白地说，要从史料搜罗、史事研究中，建立自己的一套看法，也可说一番理论；而不遵行某一种已定的理论为指导原则，来推演史事研究。换言之，要求理论出于史事研究，不能让史事研究为某一种既定的理论所奴役。这种研究方式自然要吃力得多。”人都有畏难情绪，不愿意自讨苦吃，但一分耕耘一分收获，从论出发，难度虽低，但可靠度也很低，也如严耕望所言：“哲学理论对于史学研究诚然有时有提高境界的作用；不过从哲学入手来讲史学，多半以主观的意念为出发点，很少能努力详征史料，实事求证，只抓住概念推衍发挥，很少能脚踏实地地做工作。这样工作，所写论文可能很动听，有吸引力，但总不免有浮而不实的毛病，不堪踏实的史学工作者的一击。”

黄修己先生曾以严耕望先生的这些话告诫笔者，这里公开一下，与学界共享。也许一齐之傅，无以易众楚之咻，但有心人不难从中得到启示。

史实

在学术路径上，黄修己先生选择的是由“史”出发而非由“论”出发，因此非常重视“史”。他认为：“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把历史事实弄清楚，史实是历史研究的第一要素。”甚至还说：“有朝一日，现在兴师动众编的许多现代文学史著作都被淘汰了，但现在做的那许多史料性工作，却是不朽的，会令后人感激不已的。”黄修己先生对“史”的重视，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强调尽可能多地收集史料、保存史料。

众所周知，一部著作或一篇论文，观点可能会过时，但保存的史料不会过时，后人依然可以引用。因此，一部著作或一篇论文，史料越丰富越独特，其学术价值也越高。

在新版《编纂史》中，黄修己先生特别表彰了某些新文学史著保存了史料。他赞扬陈子展的《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保存了一些有价值的史料：“如曾虚白的《给全国新文艺作者一封公开信》和曾朴给胡适的信。前者批评当时文学创作和出版的贫与弱，后者则肯定小品文、短篇小说和新诗三方面有‘良好的新产品’，但长篇小说、诗剧、叙事诗等‘很少成功之作’。这些都可供今人参考。”肯定李何林的《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的一大特点“在于原始资料的保存，在记述文学运动史实同时，也保存了某些原始的风貌”。评论赵遐秋、曾庆瑞的《中国现代小说史》时，肯定其介绍了关露、郑定文的小说，李健吾的小说《心病》，田汉的小说《上海》，陈毅、张闻天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小说，宣侠父的长篇小说《西北远征记》《入伍前后》，还特别肯定赵曾本介绍了徐雉的小说，指出“其1929年的《嫌疑》，从侧面写了毛泽东的形象，穿插着毛泽东在南昌探望林伯渠的一段小故事。这一史实以前少为人知”。

黄修己先生自己也非常重视保存史料。《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一版1995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距离2007年出版第二版有12年时间，黄修己先生表示：“此书出版后十几年间新文学史的编纂有了发展，必须增添新内容。我就尽力来压缩旧版的文字，给新内容腾出空档，希望这样处理后，字数能少些。但对1949年以前的还是尽量保存。我还是老思想，总认为历史著作要多些史实，尤其是今天不易看到的。前几年纪念胡适，《文学评论》上发某某博士候选人的《新文学史著作中的胡适》的论文，说1949年前还有谁谁的什么书，‘可惜我们看不到’。我感到奇怪，我在初版的《编纂史》中已经介绍了这谁谁的书，那是在北京图书馆（今国家图书馆）看的，正在北京读书的博士生怎么会看不到呢？但想到我们十分落后的图书借阅现状，有书而看不到也并不奇怪。如果没有唐三藏西天取经的精神，就在身边的书也可能‘可惜我们看不到’。想到这些，我就更舍不得来删1949年前的内容了。”

黄修己先生秉持“历史著作要多些史实”的“老思想”，在新版《编纂史》中尽可能多地保留了1949年以前的史料，还增添了部分史料，如向培良的《中国戏剧概评》、草川未雨的《中国新诗坛的昨日今日和明日》、陆永恒的《中国新文学概论》等，这为后学查阅资料、了解历史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对于1949年以后的史著，黄修己先生对文字评介做了一定的删减，但对于珍贵的史料则注意保存，如讲到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受到批判时，黄修己先生写道：“那时，恰值‘人民的胜利’的时刻，创办的全国性文学刊物，就叫《人民文学》；编辑的解放区创作选，就叫《人民文艺丛书》。浙江大学文学院蒋祖怡先生，急速地写了一部文学史，书名就叫《中国人民文学史》（1949年12月完成，1950年4月北新书局出版），专门记述古代民歌、民谣、话本、杂剧等的历史，要把以往文学史中不谈或不能得到充分评价的民间文学，扶上‘人民文学’的正位。政治舞台上的变动要求在文学史著中得到相应的表现。”蒋祖怡先生的《中国人民文学史》就是黄修己先生保存下来的珍贵史料，黄修己先生对其写作的时代背景、取名缘由、主要内容和写作目的做了简要介绍，为想要了解相关史料的人提供了珍贵的参考。

二是强调对史料进行鉴别，不能使用错误的史料，也不能在史料编排上出错。

一本著作、一篇文章的史料越多越好，但史料要确凿无误。史料有真假之别，使用了假史料，就会混淆耳目，利用假史料推导结论，还会造成硬伤。黄修己先生认为：“人们读史书，包括读文学史，当然希望借以提高对历史的认识，但他首先想知道的，是‘历史是什么样的’，他最怕的，是史实有误，上当受骗。”

黄修己先生在评论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时，直接指出书中有一些明显的史实错误：“如述蒋光慈的小说，以《短裤党》为其前期代表作，而将《少年飘泊者》《鸭绿江上》两书归入后期创作。又如评丁玲的短篇小说集《一个女人》，将胡也频所写的《少年孟德的失眠》误为丁玲的作品。”还发现王著在编排史料上也出现错误：“将陈衡哲编在创作第二期中，就是一例。陈衡哲在1917年发表的《一日》，是早于鲁迅《狂人日记》的现代白话短篇。她的短篇小说集《小雨点》虽出版较晚（1928年4月），但她的影响当在创作第一期。如王著重点分析的《小雨点》一篇，即发表于1920年9月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1号上。著名的问题小说《洛绮思的问题》，发表较晚（1924年10月出的《小说月报》15卷第10号），但也在五卅之前。”

如果说王哲甫著作的史实错误是由于作者的粗心大意，那么，还有一些史实错误则是作者有意为之。黄修己先生在评苏雪林的《中国二三十年代作家》时发现：“《作家》中大大小小史实的明显错误很有一些。如果说这与台湾新文学史研究不发达有关，不必苛责；那么有些无中生有的，可以说是谣言、谣传，却乐于采用，就是有违史德的。”黄修己先生认为，苏雪林在这里用的是“下流小报上编造谣言的伎俩”，“为所有正派的人所厌恶乃至唾弃”。对于粗心大意的史料错误，黄先生还能体谅；对于有意的造谣传谣，黄先生则非常反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