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真”与“求新”

1986年我考入黄修己老师门下攻读硕士学位。1987年黄老师南下中山大学，时任北大中文系主任的孙玉石老师征求师兄阎振宇和我的意见，我们俩都希望继续跟从黄老师。1989年那个闷热的夏天，黄老师专门从广州到北京参加我们的学位论文答辩。此前还有伍晓明师从黄老师，但他倾心于当时正在蓬勃兴起的比较文学专业，转去跟了乐黛云老师，因而，阎师兄和我算是黄老师完整指导的最早一届硕士。我工作十年后，1999年再次报考黄老师的博士，毕业后留在了黄老师所在的广州，直到现在。这样说起来，我大概是跟从黄老师时间最长的学生了，这当然不能说明脑子开窍、学术收获也同等之多，但老师就像特殊的空气一样，总是围绕、熏染、滋润、激励着我。

在本科阶段，给我们讲现代文学课的是唐沅老师和商金林老师，学习的教材是唐弢先生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当时觉得甚是优美、令人激动的很多文字很吸引我。我又读到了黄老师天蓝色封面、白色星星闪烁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更感到现代文学里的诸多历史事件、作家、作品浑然一体，有亲近感。我们也耳闻了黄老师专门研究赵树理，可就是没有见过他。那时候，北大中文系的不少老师名噪一时，很受追捧，常常能在课堂、讲座、书店、三角地、系办公室等公共场合遇到，胆怯的我很希望在中文系办公室偶遇黄老师，多次跑到五院一楼向主管教务工作的温和慈善、一口京腔的冯世澄先生打听，结果都落了空，于是黄老师给了我比较安静、相对独立的印象。

考研被录取后，我跑去北大燕东园黄老师的家里，后来就和阎师兄一起定期去他家上课。一同去上课的，还有跟黄老师访学的田建民师兄、陈虹老师和日本留学生加藤三由纪、泰国留学生徐年等人。黄老师还给本科生上现代文学课，我做助教，领略了老师本科课堂的教学风采。他几乎每次上课都要给学生发放油印资料，印的主要是文学作品。他讲话既不像口若悬河、华章丽词、煽动性渲染性很强的才子派，更不是茶壶里装饺子有口倒不出、学问好文字好但不善于课堂表达的口拙者，黄老师讲课从容洒脱，一字一句，清清楚楚，很少有拖泥带水的口语，更不是照念讲稿，而是有热情又很有理性，自始至终有一种不急不缓的节奏感。他的板书比较多，文字竖写，笔法舒朗，清秀之中有鲜明的棱角。他注重讲文本和细节，讲故事和人物，讲历史脉络的因果关系，很少空讲当时教材上流行的一些抽象大概念，譬如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无产阶级等。他讲《离婚》中爱姑“钩刀式的脚”的细节和“老畜生”“小畜生”的口头禅，联系中国旧文化制度里的“休妻”条文和“离婚”一词的现代含义，分析近代社会里爱姑一类“半解放”的女性仍然被“休”掉的命运、鲁迅小说的现实主题和讽刺艺术；他充满热情地朗诵郭沫若的《天狗》《地球，我的母亲》等，在课堂里仿佛弥漫起“五四”时期青春飞扬的气息；他讲述自己去赵树理家乡所目睹的山西农村缺水、物质贫困对老百姓日常生活的影响，分析《小二黑结婚》中光棍多、三仙姑蛮横、思想启蒙艰难的情节、人物和主题。他的课堂，既有情境感故事感，又有历史感和他个人独到的观点，还便于做笔记。他总是有着笑意盈盈、满面春风的神态，很少有愤世嫉俗的言辞，更没有抱怨生活的苦态。那时候的黄老师常常穿一件浅咖啡色细格条纹的毛呢西装上衣，整齐挺括，戴着浅色边框的眼镜，身材颀长，甚为儒雅潇洒，在20世纪80年代仍然比较朴素的众多老师们中，他的风格偏于都市化，比较欧派，而他研究的是乡土气息浓郁的赵树理，这让我们深受触动。1987年黄老师离开北京前，北大中文系现代文学教研室的老师们在五院为他送行，多位老师盛赞他的教学才华，夸奖他在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为无数求知若渴的社会学子上课所获得的美誉，称他是很会讲故事又善于雄辩的“铁嘴”，为他的离开感到惋惜。

1988年冬，我到广州看望黄老师。此时的商业洪流对大学有较大的冲击，“跳蚤市场”兴起，学校食堂、海报栏附近的马路边有不少大学生摆摊售卖物品。听说黄老师刚到广州时对教学非常重视，即便在夏天上课，也是雪白的衬衫上系着领带，穿吊带西裤。但南方校园重商轻学、重实用学科轻人文专业的风气，不能不让黄老师感到失落。带着商业化思维和习气的不仅有学生，可能也有一些老师。黄老师对大学老师被称为“老板”、有些老师还以“老板”称呼为荣的现象很不以为然。“请叫我一声‘老板’，写文章居然用这样的标题！大学老师变成了‘老板’！”他笑笑地、哼哼地说。他回到自己的书斋，在房间里挂起“难得清高”的四字条幅，静坐冷板凳，专心写《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准备写《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走自己的“孤往”之路。

1999年，我考入中山大学，再次耳提面命于黄老师，我们共有5位同学成为他在广州招收的第一届博士生。这一年黄老师64岁，我能够明显地感到他的学术思想、生活态度一如既往的风格和显而易见的变化。在广州，他大名鼎鼎，德高望重，很受尊敬，但依然沉静、独立、冷观现实、不逐风潮，同时也叹广州，赏美食，逛公园，爱旅游。给人感受特别强烈的，是他对于“为学”“学术”“学者”的生命定位。在中文系研究生师生见面会上，他一字一顿地讲了“精卫填海”的故事。精卫鸟“常衔西山之木石，以堙于东海”，陶渊明写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的诗句。黄老师解释说，学问就像大海一样没有止境，精卫鸟孤独而微弱，不知道自己能否填满沧海，但仍然锲而不舍，勇往直前，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其中，为学就像是精卫填海的过程。黄老师给我们上的第一堂课，主要谈了做研究生（学者）应该具备的几种意识，第一种是“人格意识”。他说，做学问和做人分不开，首先要做好“人”；“授业、解惑”是“经师”，“传道”尚为“人师”，经师易求，人师难得；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继其志”就是人格教育；人的成就有高低之别，最终的差别是人格。之所以特别强调“人格”意识，黄老师语速缓慢地说，20世纪后50年有很多历史和社会的“沧桑”，“理想很高，现实很低”，到八九十年代以后的社会转型期又出现了信仰、信心、信任的“三信危机”，实用主义思想泛滥，“板凳甘坐十年冷”被视为非实用主义，学术处于滑坡状态，文学批评“行班化”，“会看的看热闹，不会看的也看不出门道”，“玩一座山，逛一座城，讲一堂课，送一个红包，投我一票”，可怕的是很多人对这些现象已经麻木；随波逐流易于入世，坚持理想可能会成为“孤独者”，混文凭容易，真正做学问不容易，“穷则独善其身”不容易。黄老师要求大家认清形势，修炼人格。除了“人格意识”，黄老师还要求大家树立“支配生活一点一滴”的“专业意识”，具备学科发展的“上网意识”，成为身居陋室的“地球人”，建立“国学”“西学”“今学”的知识结构和“绝招意识”。

黄老师对学生们的培养，与他对现代文学研究新的认识联系在一起。他从关注作家、文学史的研究逐渐延展和扩大到学术史、学科史的整理和思考，他清楚地看到，小学科出不了大人才，没有学术史的参照就没有学术的创新，现代文学历史需要重新描述和阐释才能看到其丰富的价值。2000年前后，他写下了《告别史前期，走出卅二年》《奔向大学科，势在必行》《中国现代文学之全像追求》《21世纪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拐弯道上的思考——20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一点感想》《积累不足，创新也难》《从“学以致用”走向“分析整理”——20世纪9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取向》等系列文章，思考现代文学研究的局限和突破，提倡“文学史和学术史研究的并行”。在对博士生的培养上，他从“大”处着眼，从“实”字要求。他给我们开设的“文学史方法论”（治学论）阅读书目中，第一类是科学研究方法论，有周昌忠的《西方科学方法论史》、刘大椿的《科学哲学》等；第二类是史学理论，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论历史科学》、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等；第三类是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有樊骏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和他自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方法论集》等；第四类属于学习参考书，有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费正清的“剑桥中国史”、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潮》等；第五类为治学之书，有李泽厚的《中国现代思想史论》、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解志熙的《美的偏执——中国现代唯美—颓废主义文学思潮研究》、陈万雄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第六类是关于求学、治学经验的著作，如《蔡尚思自传》、罗尔纲《师门五年记——胡适琐忆》等。他认为现代文学研究没有较为合适的方法论著作，应该从自然科学、其他社会科学，尤其是史学理论中进行借鉴，注重现代文学研究的“史学品格”。而文学研究的“美学品格”，“诗”“史”“思”中的“诗”的维度，到了博士生阶段，他大概觉得已经“不言而喻”“毋庸赘言”了。在选修课上，他要求我们研修古代文学、西方文论的课程，不能只是旁听，而是要修学分。现在回想起来，当时在黄天骥、吴承学、艾晓明等老师讲授《易经》《庄子》《四书章句集注》和外国文化理论课堂里所受的教益，都在我们后来的职业生活中不断地发酵。

黄老师上课时喜欢讲学人经历和历史掌故，让我们有学术承传的自觉意识。他分析现代文学研究的第一代学人王瑶、唐弢、李何林等先生，第二代和第三代学人樊骏、林志浩、乐黛云、严家炎、孙玉石、吴福辉、杨义、赵园、刘纳、洪子诚、陈平原、陈思和等先生的为学境遇、学识结构和学术成就的特点；他经常讲起自己的老师游国恩、吴组缃、吴小如、杨晦等先生，赞赏北大“厚实”的学风，认为王瑶先生从历史角度研究现代文学、吴组缃先生对文学作品分析之深，一般人难以达到。他告诫我们，要想取得较大成就，一定要突破小学科。

在反思现代文学研究所应秉持的态度和方法上，黄老师尤其重视史实。他认为，现代文学学科的地位在学界并不高，其一大弊端是主体性泛滥，学术规范没有建立，过分地突出“精神”的作用，“革命化打败机械化”，强调“以论带史”以至于“论代替了史”，以“我”为线索和中心进行论述，而“我”又非常有限，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煮了一锅夹生饭”。他认为，注重“主观”“个体”有其历史意义，但也一定程度地助长了虚浮学风；应该借鉴史学理论和古代文学的研究方法，对“主观”和“客观”及其关系进行科学的认识。他说，“我思故史在”和“史在促我思”是两种不同的研究思路，从“存在”与“意识”的关系而言，应该“史在”在前，“我思”在后，用“史在”促发、促进“我思”，用“我思”理解、阐释“史在”；关键是要重视“史实”，重视实证，在历史面前有“敬畏”之心，要“畏惧”可能错误的史实和细节，无征不信，无真不善，像王胡捉虱子般不断地修正小虱子一样的史实错误，像小孩子一样谦逊地顺从事实的大自然带着自己向前走，哪怕走到深渊。

黄老师对“史实”“史料”的重视，是他反思自己数十年学术历程的结果，也与他自觉借鉴清代的朴学传统相关。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二版）“导言”中，他详细分析了传统汉学的长和短。他很欣赏解志熙写在《美的偏至》扉页上的观点：“现代文学研究要想成为真正的学术，必须遵循严格的古典学术规范。”如果说，乾嘉学派重视考据的方法可以精要地概括为“求真”，在黄老师看来，“求真”不是文学研究的终极目标，在“求真”的基础上还应该“求新”“求未知”，在学术史的路途上走到研究的前沿；然而，“求新”的前提是“求真”。黄老师说，现在的很多研究成果不是观点不够“新”，而是“积累”不够，学术创新除了需要激活新观念和新方法，还要有学术史的“内”条件，需要“积累”后的飞跃；科学研究要有灵感，但不能全凭灵感，不能仅仅依靠瞬息的“大脑风暴”，而要在灰尘中集腋成裘；有些现代文学的编纂史、心态史和接受史等著作的质量不尽如人意，很大原因在于编著者积累不足，如同搭积木，总是原来的那几块，“巧媳妇”多，可惜“米太少”或者“没有米”。他谈及自己20世纪70年代初在北大图书馆抄写旧刊，三个馆员陪着他一个读者，他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自己在80年代撰写让人觉得“耳目一新”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打下了基础；他2004年发表在《文学评论》上的《全球化语境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用“全人类性”的视线重新评价、研究、阐释中国现代文学，用的44条注释中有42条是当时抄下的。黄老师笑着说，那时我怎会想到几十年后要用这些资料来做人性论、人道主义的文章呢？真是“功夫不负无心人”。在黄老师看来，“积累”包括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理论和方法、论述和观点、学术史等多个方面，必须有丰厚多面的“积累”做参照，才可能推出有价值的“创新”。他认为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简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有一些积累，但还是不够，有“史”的体例，但“创新”不够，他还要再写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历史。

黄老师对我们的具体指导，除了各自的学位论文，主要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史》。“研究史”要在他梳理和论述各种新文学史著作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的基础上更大规模、更长时段地整理现代文学的研究成果，要让我们理解和实践学术研究中的“求真”与“求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