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写作的前前后后

1989年，《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严家炎“写作最艰苦、投入时间最长的一项工程”，他在书末注明了详细的写作时间：“1980年冬—1983年夏大部分初稿”“1984年夏—1987年9月陆续补充修改”“1988年整理誊清”。写作期间，严家炎在北大多次开设现代小说流派专题课：“一九八二年和一九八三年，我先后对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业的研究生、进修教师、本科高年级生开设了‘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课程（以后又讲授多遍）。”这使得《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成为严家炎学术生涯中一部相当特殊的著作，其写作和授课几乎持续整个20世纪80年代，是新时期“文学的现代化”新思路极具代表性的学术实践。由于研究和教学的相辅相成，《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兼具学术专著和教材的优长，新见迭出又凝练克制、论从史出，到今天仍常读常新——这也是一部学术经典必备的品质。

现有的研究多关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写作的新时期，但严家炎在《后记》中说“六十年代以来的一点愿望和追求即将实现”，如果把时间线往前延伸，追问严家炎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对现代小说流派生出兴趣并进行研究的，可以更完整地呈现《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的成书始末。

一

1989年温儒敏为《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撰写书评时，最早注意到文学史教材编写对严家炎小说流派研究的影响：

严家炎教授主编过《中国现代文学史》，熟悉和掌握大量第一手资料，对作家作品的分析比较也很细致，这使他有条件从复杂多样的创作趋向和审美结构中分离出某些有影响的风格类型，以总体风格的确认作为辨识流派的基本标准。这当然比只从社团、题材或一些表面的文学主张去区分流派更有充分可靠的根据。

这里的文学史是指唐弢、严家炎主编的教材《中国现代文学史》三卷本，这部文学史正式出版于1979至1980年，但实际上启动于1961年周扬主持的文科教材编写计划。1961年9月唐弢正式担任《中国现代文学史》主编，严家炎为责任编委之一。1964年春编写组印出上册讨论稿以征求意见，下册手稿在“文革”中遗失。1978年9月项目重新启动，由于唐弢身体欠佳，由严家炎代为主持上册（分为一、二分册）的修订和下册（第三分册）的编写工作，重编的第三册由唐弢、严家炎共同署名主编。《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两次编写经历不仅为严家炎研究小说流派提供了大量第一手资料，而且直接促成了他对现代小说流派的思考和发掘，并在文学史写作中获得了系统的眼光和较为完备的训练。

中国现代文学馆“严家炎文库”藏有一份《答调查问卷》，是严家炎对教学经验、教育教学相关问题的回答。其中问道：“能否谈一下你在科研工作方面的经验与体会？你在科研团队建设和研究生培养方面是如何做的？”严家炎答道：“寻根究底。1962年提纲讨论会吴组缃一句话‘刘呐鸥的作品我读不懂’，引出我一个重大发现：新感觉派作品。”这份新材料表明，严家炎对新感觉派的关注远远早于80年代，源于1962年11月初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这是60年代《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一次会议，“在中央党校举行唐弢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提纲讨论会（连续三天），邀请了周扬（他当时是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兼那几年全国文科教材编写工作的‘帅’）和林默涵、邵荃麟、张光年、何其芳、冯至、杨晦、吴组缃、蔡仪、王燎荧、朱寨、何家槐、叶以群等十几位文艺界领导和文学史研究专家出席，连同《中国现代文学史》几名责任编委，共有二十多人”e。严家炎作为责任编委参加了讨论会。吴组缃的发言详情已不得而知，但他提及刘呐鸥，给在场的严家炎留下了深刻印象。

吴组缃是严家炎在北大上学时深为喜爱的老师，当时在中文系讲现代文学。他曾回忆吴组缃上课的情景：

真要论工作态度和教学效果，组缃师讲课受学生欢迎是出了名的。他每堂课必有活页纸上写得密密麻麻的讲稿，连比喻、插话都写在上面，讲起来非常生动和深刻，堪称一丝不苟。

吴组缃对严家炎小说流派研究的影响还不止于此。在《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写作期间，1982年严家炎曾两次去朗润园宿舍专门访问吴组缃，请他作为亲历者谈对现代小说流派的看法，以及自己写作所受茅盾《子夜》的影响。同年严家炎在北大课堂上提出以茅盾、吴组缃等为代表的“社会剖析派”，与吴组缃本人的赞同和支持有莫大关系。

尽管吴组缃1962年就无意间启发了严家炎对刘呐鸥这派作家的关注，但毫无疑问这种启发在当时并没有也没法有下文。《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讨论会结束之后，唐弢就带领编写组投入紧张的写作和修改中，1964年初更是带着严家炎、樊骏、路坎三人集中在中央党校日以继夜地为全书定稿，重写“五四”“左联”两章。i在这部重要的文学史教材中，严家炎执笔了哪些章节？与现代小说流派有无关系？根据1962年6月内部印制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纲要（草稿），也就是11月纲要讨论会讨论的对象，严家炎负责写作的章节为：1.绪论；2.第一章“‘五四’文学革命及其发展”的第三节“党成立后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和革命文学的倡导”；3.第五章“‘五四’—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文学创作（二）”的第一节“语丝、未名诸社团”和第二节“其他社团和流派”。到了1964年3月印出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讨论稿），绪论和第一章、第五章的名称不变，其中严家炎执笔的三节已改为：第一章第三节“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和流派的产生”，第五章第一节“郁达夫及创造社诸作家的创作”、第二节“其他社团、流派的创作”。k由目录的变更可以看出，原第一章第三节分成了两节，“革命文学的倡导”独立出去，变为第四节。第三节由“党成立后新文学运动的发展”改名为“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和流派的产生”。而第五章改为把创造社单独放在第一节，第二节再论述语丝、未名、沉钟、新月等其他社团和流派。

书稿的修订使得新文学社团、流派发展的面目更为清晰，这为严家炎日后的现代小说流派研究打下了初步的基础。1964年讨论稿“新文学社团的蜂起和流派的产生”一节中，作者在描述众多不同倾向的文学社团后，认为“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不仅成立早，活动久，而且成员多，影响大，在流派发展上也最有代表性，各自作出了不同的贡献”，并进一步指出“由文学研究会、创造社所代表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两种基本创作倾向也分别形成”。对其他社团、流派的论述也是在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分野中进行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在此基础上加以拓展和深化，于文学史研究中开创性地提出现代主义的重要作用，强调“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这三种思潮、三条线索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相互扭结，相互对抗，同时又相互渗透，相互结合，这就构成了现代小说流派变迁的重要内容”。

二

在两次编写《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外，80年代严家炎还为《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做了大量专门的准备，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做读书笔记和资料索引。在《现代文学研究方法答问——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笔谈之三》中，他详细介绍了自己做读书笔记的方法：

浏览时碰到有用的不常见的材料，应该立即记下来。精读时则更应该自觉地做点笔记，把书中重要内容、资料，连同自己读书时的感受和思考，都记录在分类的笔记本或卡片上。作家写小说要有素材；研究者写文学论文同样缺少不了素材，这素材就是自己的读书笔记。读书要有效果，一定要做笔记。笔记的作用，不仅是消极的，不仅是为了记下读书当时产生的那些闪光的思想和精彩的语言，使之不要被遗忘；它还有更积极的意义，即可以促使我们在整理自己原始想法的过程中把思想系统化和深刻化，促使我们摆脱那种“学而不思”的状态，不做思想懒汉。

这篇完成于1982年2月的问答体文章，是严家炎其时研究现代小说流派的切身体会，充满真情实感。《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涉及乡土小说、创造社前期的自我小说、革命小说、新感觉派和心理分析小说、社会剖析派小说、京派小说、七月派小说、后期浪漫派小说等八个流派，相关作家更是多达几十位。当时刚经历过“文革”，现代文学资料保存不全，甚至难以搜集。1979年严家炎主持《中国现代文学史》编写时，黄曼君等编写组成员讨论遇到的困难，均提出“资料是个突出问题”。与统编教材这样的集体项目相比，个人写史面临的资料问题更为突出，杨义同时期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就发出“资料难寻”的感叹。何况《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具有十足的开拓性，发掘了新感觉派、后期浪漫派等一大批湮没于文学史的作家，对京派小说从审美角度做了新的阐释，在其他小说流派的史料开掘和理论建构方面也有诸多原创性的贡献。这些都离不开对第一手材料的全面占有和甄别挑选，其中付出的心血可想而知。

与《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内容的极度精当相比——最终的成书只有23万余字，严家炎为各个流派的主要作家做了厚厚的读书笔记，加上各章节的多次修改稿，以及相关研究资料索引，有上百万字之多。读书笔记往往包括作家生平、重要资料，以及对作品初版本细致、生动的阅读札记。严家炎对现代作家所受西方文艺思想的影响也做了充分的材料准备，比如就创造社、新感觉派等和现代主义的关系做了详尽的读书笔记。浏览这些字迹清秀整洁的手稿，会发现严家炎从《中国现代小说史》延续下来的两条编写原则，对流派史也同样适用：

一、采用第一手材料，反对人云亦云。作品要查最初发表的期刊，至少也应依据初版或者早期的印本。二、期刊往往登有关于同一问题的其他文章，自应充分利用。文学史写的是历史衍变的脉络，只有掌握时代的横的面貌，才能写出历史的纵的发展。

以吴组缃为例，其读书笔记长达47页，近3万字。包括《关于吴组缃小说》《吴组缃生平传记材料》《吴组缃谈〈菉竹山房〉及自己作品的民族风格》《〈西柳集〉笔记》《〈饭余集〉笔记》《吴祖缃与〈清华周刊〉》《关于吴组缃小说的笔记》《吴组缃小说散文阅读笔记》《吴组缃小说论纲》等，以及1982年1月31日和3月2日严家炎两次访问吴组缃的提纲和记录。这份读书笔记不仅记有“书中重要内容、资料”，还记下了“自己读书时的感受和思考”，是一份具有很高参考性的论文写作素材，恰如严家炎描述记笔记的好处时所说：“我自己有这样的体会：一些本来尚处于朦胧状态的思想，经过做笔记过程中的整理加工，不仅明确了，而且丰富了，升华了，于是变得一发而不可收，记下一大篇东西来，犹如从蚕茧上理出一个丝头，能得到一大堆蚕丝一般。这就是记笔记的好处。”

《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是小说流派研究的专题史，但严家炎的文献阅读和素材准备并没有局限于此。他在写作期间所做的研究资料索引，涉及现代文学史的方方面面，现存的相关手稿就有12册，主要用22页或32页的22开练习本写成，包括《关于现代文学综合研究、文艺运动、文艺思想斗争资料索引》《现代文学社团与文学流派资料索引》《外国小说流派论文索引、中国现代小说史论文索引》《关于鲁迅、茅盾、郭沫若研究资料索引》《鲁迅研究论文资料索引（一续）》《关于巴金、老舍、曹禺、丁玲、赵树理、周立波研究资料索引》《关于沈从文、欧阳山、草明、李季、贺敬之、阮章竞、路翎、肖军、冰心、朱自清、徐志摩、戴望舒、何其芳、孔厥、康濯研究资料索引》《关于叶绍钧、郁达夫、闻一多、瞿秋白、蒋光赤、柔石、胡也频、殷夫、田汉、张天翼、艾芜、叶紫、臧克家研究资料索引》《关于夏衍、沙汀、艾青、田间、袁水拍、胡风、姚雪垠、刘白羽、孙犁、柳青研究索引》，以及《一般作家作品研究索引（一）》（陈翔鹤等61位作家）、《一般作家作品研究论文索引（二）》（师陀等62位作家）和《一般作家作品研究论文索引（三）》（周扬、魏金枝、苏雪林、李金发、光未然）。这些研究资料索引记录了1980—1985年研究论文、相关文章的题目、作者、发表刊物和时间，远远超出小说流派的范畴，是以现代文学史的整体眼光来搜集材料，到今天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虽然“资料难寻”，但80年代写作《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也有得天独厚的优势——严家炎研究的对象很多是在世的作家。与作家通信、采访作家成为研究方法的一种，甚至是抢救史料极为重要的部分。杨义写作《中国现代小说史》时，与相关作家通信近百封。1991年他曾辑录其中的重要书信连载于《新文学史料》，其“引言”颇能代表当时学者的普遍心态：

在研读大量的原版书刊之时，心中经常出现疑惑，因此陆续致函于一批文坛耆宿及其哲嗣，希望以他们书信提供的材料为导线，进行更加扎实和深细的学术探讨。这类学术通信，已积有近百封。多是涉及作家的生平、家世中的疑点，他们的创作宗旨以及与当时文学流派的关系，谈论较多的是他们所接受的中外文学的影响和启发。

严家炎与萧乾、施蛰存、姚雪垠等作家均有类似的学术通信。吴组缃则属于亲近的老师兼同事，来往便利，适合面对面的采访。有意思的是，严家炎的学生吴福辉、解志熙与汪曾祺的通信中都提到，就“京派”问题严家炎曾当面问过汪曾祺的意见。1989年8月17日，汪曾祺在给解志熙的回信中说：“严家炎先生写《流派文学史》时征求过我的意见，说把我算作最后的‘京派’，问我同不同意，我笑笑说：‘可以吧。’”“可以吧”语气颇为微妙，借用吴福辉论述施蛰存和新感觉派的说法，是汪曾祺对“京派”身份的有限认同。汪曾祺是沈从文在西南联大的学生，又受到废名很深的影响，与京派作家一脉相承。但如果从流派的角度，他认为这种师承关系被夸大了，自己和沈从文之间是不大一样的。《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显然受到这段谈话影响，称汪曾祺为“京派的文学传人”“京派最后一个作家”，但严家炎也强调：“汪曾祺经过自觉的探索，是形成了个人独特风格的。……他已经站在新的高度上去抒写新的性格，作品中洋溢着一种暖意，洋溢着一种美的力量。”也就是说汪曾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京派。无论是读书笔记、资料索引，还是学术通信、作家访谈，都成为《中国现代小说流派史》写作的必要准备，也是严家炎不断补充、修改书稿的重要依据。